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爱德华·C·亨德森(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于去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92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具备真正的国际视野，敏锐、审慎而高明”，其“学术生涯堪称传奇”。王德威通过这次访谈探讨了自己的这位导师和朋友的卓越人生和事业。
夏志清于1921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移民美国，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王德威说，他对西方文学醉心不已，然而他最知名的成就是在冷战期间特有的中国信息真空期内，把中国文学作品推介给了西方，并建立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文学正典体系。
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夏志清把西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几名被忽视的中国作家身上，比如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后者的作品包括（被导演李安拍成了电影的）《色·戒》以及《倾城之恋》。
夏志清和张爱玲有书信往来，在《纽约时报》1995年刊登的张爱玲讣文上，他称张爱玲为“40年代涌现的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他赞许地将张爱玲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及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等作家相提并论。夏志清的重要著作有三本，分别是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和2004年出版的《夏志清论评中国文学》(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今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将出版他最后的一本著作——一部元代戏曲辑选。
在一篇讣文中，王德威探讨了夏志清的核心理念，即中国作家感时忧国的意识。他在采访中阐述了这一点。以下为编辑后的采访节选：
问：
夏志清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答：
他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前往美国。当时是1947年（距离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尚有两年）。他想攻读英语文学学位，却被上世纪50年代所谓的冷战文化政治所困。这是一名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他热爱英语文学和欧洲文化。他在大都会上海长大，然后中国发生了内战，他滞留美国，无法回国。在美国大学里，他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问：
他是怎么做的？
答：
1951年，（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饶大卫(David Rowe)聘他编写一本用于朝鲜战争的手册《中国：地区导览》(China: An Area Manual)。他感到乏味，就离开了，不过在那个过程中，他对中国文学有了真正的了解，之前他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最终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50年代还没有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因此，他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在1961年的问世就成了一件大事。那是一本让他在西方扬名的著作。一个学科也因此建立起来了。
问：
在讣文里你写道：“任何人要想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都要先先查阅、质疑或者至少是反思夏志清的观点”，你还写道“多年以来，夏志清一直因为奉行欧洲中心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立场、以及新批评派(New Critical)的标准而受到指责”。是不是可以说，他获得的争议和尊重不相上下？
答：
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嘲笑他的错误，或者他的偏见，或是别的什么。然而，他是建立范式的人物。这就是他引发争议和辩论的由来。在中国（那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能买到他的书），许多人喜爱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民主和审美观自由的代言人。不过，我们的左派和新左派朋友称他是右派分子。夏志清真的相当享受这种对峙。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在这个领域，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人。从不犬儒。但是固执己见。
问：
他的个人生活和身份认知是怎样的？
答：
夏志清的故事其实就是背井离乡的故事，一个知识分子从东方来到西方。他的逝世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逝去。他是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凭借奖学金前往美国的，他们这代知识分子其实是滞留在了美国，除非他们真的很爱中国，希望回去。但他的最爱是英语与欧洲文学。这就是争议所在，因为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从中国来到美国时（在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一些中国人觉得，他怎么没什么民族主义者的样子？他是真的融入到纽约文化、美国文化中去的。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非常有趣。
问：
在讣文中，您还写道，“在夏志清所有的评论中，他的‘感时忧国’说的影响最大。就像他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那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去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这种自我困扰的说法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答：
夏志清在1971年第二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的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表述。在这篇文章当中，夏志清回顾了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以及人们如何被自己国家的不安情绪所困扰。他们没有精力，也不愿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他们将中国视作不安与不公的中心。他觉得这种自我挫败的态度有利也有弊。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能会在一个古老帝国、古老文明中创造一种真正的紧迫感。但他认为这是一种施虐文化，他利用这个术语来评论中国的现代性。
他辩称，我们需要看到中国之外的地方，与世界、西方文明真正接轨，即便它们也存在弊病。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绝不会孤立地看待他们的文明存在的问题。他表示，如果中国的作家能够敞开胸怀，注意到中国文化之外的世界该多好。狭隘主义是他经常使用的词语。他觉得中国作家有一种病态地偏执。他不喜欢鲁迅，你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中国人称他是中国的良心。但他把鲁迅贬为一个心胸狭隘、有才能却没有将才能妥善利用的人。他觉得，如果说中国存在一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势必要放在人性以及人性堕落的普遍语境内。
问：
中国文化如何与这个普遍视角相适应呢？乔伊斯、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不是也会写自己的文化吗？
答：
有人说夏志清的主张是以牺牲中国文化特殊性为代价的。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普遍的。我想说的是，他或许也存在“感时忧国”的问题。当他抨击中国现代文学存在“感时忧国”的困扰时，他发现问题本身是否说明了他也存在同样困扰呢？
他会说，“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开放的态度。”中国仍然需要向世界、向人类敞开大门。世界主义是他的论点的关键所在。无论好坏。不要说“中国是最差的”，或“中国是最棒的”。
问：
如今中国变化巨大，财富及影响力不断增加，这个看法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
答：
有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说“中国正在崛起”。这与夏志清在1971年提出的自我困扰的观点有一定的关联。当时是自我挫败，现在是自我夸大。我是一个比较小心的人。我觉得，对于其他人的感时忧国问题，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理论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与未来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接合点。你可以不同意夏志清的主张，但不能忽略他多年前提出的观点。
翻译：张薇、许欣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