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明迪

　　答：廖伟棠

　　1.很多年前美国诗人阿法在他的网上咖啡馆介绍你和曹疏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印象较深的是CAN影像志，当时以为你是香港诗人。你认为大陆诗人和香港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没有刻意界定自己是香港还是大陆诗人，而且因为我的诗集主要在台湾出版，还有人误会我是台湾诗人；其实我就是一个汉语诗人。大陆诗人与香港诗人最大的区别是，后者较少以专业化要求自己，因此在技巧的精深不如前者，而在诗心的纯粹较前者纯净。

　　2.2009年为6- 4二十周年写专稿时读过你的诗，也用过你的诗，平时在网上也读过一些，觉得你的诗很大陆。我对语言很敏感，台湾诗人或香港诗人与大陆诗人的语言是不同的，你用的是大陆当下的诗歌语言，你与香港本土诗人关系如何？觉得他们的诗整体上如何？

　　我是15岁在大陆（珠海）开始写诗的，最早影响我的大陆当代诗人包括海子、柏桦和陈东东；97年来香港之后，黄灿然在诗歌口味上、肖开愚在实验倾向上对我有影响，而且我也像他们一样从古典吸取营养来进行语言实验。所以我的诗歌语言更倾向于大陆，台湾的痖弦、香港的蔡炎培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与台湾、香港的青年诗人关系更密切，与大陆诗人交往也更多是70后的学院派诗人（我也是北大《偏移》的同仁），而不太喜欢大陆的中老年诗人们的习气和江湖气，有点刻意保持距离。香港本土诗人有的并不喜欢我和黄灿然，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南来”作家，文学价值取向不一样，我也更喜欢香港诗人中前卫的异数，像蔡炎培、饮江，以及早期的也斯。香港诗人的技术水平不能跟大陆比，但很多人让人欣赏的是他们的纯粹和真性情。

　　3.你的诗无论是写社会现象还是个人心境的，都有一种音乐感，你自己是否注意到了？你认为诗歌的音乐性重要吗？如何看待诗与音乐的关系？

　　我是一个严重的音乐爱好者，听大量各国音乐，长期写关于摇滚、爵士、民谣的乐评，有时会去民间音乐“采风”，自己也玩乐器。我的诗的音乐感是自然而然的，有部分诗深受bob dylan那一代美国音乐影响，包括乐感与谣曲的叙事方式。我很重视音乐性，也多次进行配乐的诗朗诵会。但诗的音乐性必须独立于音乐，语言自身内部的音乐性很微妙，尤其在很多我们不常用的字词里，所以我常常使用一些这样的词。

　　4.你认为诗歌的先锋性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你同意“先锋”一说吗？）

　　我同意先锋性在当代诗歌是一个必要的存在。它不但表现在语言、叙事等的实验，更表现在一个诗人对待社会、国族、时事问题等的独立性、高瞻远瞩和尖锐态度。

　　5.大陆时兴叫60后70后80后，你与大陆70后诗人是否有一种认同感？你认为70后诗人与前辈诗人有什么诗学意义上的区别？

　　的确存在认同感，毕竟我们的早期成长经历接近，文学滋养也相近。我更倾向于那些有技术、有远大诗歌理想的同代人，而不是另一些犬儒、吹嘘形而下的同代人。我所认同的70后诗人于前辈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一种独立性，诗思的独立，生活的独立（不依赖文学谋生），诗歌当中的思考更为冷峻，更少受到毛时代语言与思维逻辑影响，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也更从容，力求站在同样高度甚至更高的起点上进行自己的实验。更重要一点：中国近二十年的剧变直接作用于我们一代身上，无从逃避，也不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这迫使我们与同代电影人如贾樟柯等一样，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让它们在自己身上产生尖锐的碰撞。

　　6.你有这种认同感我能理解，但你的文学倾向与某些50后60后一直到80后诗人都承袭一些共同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你的“白银”情结在上一辈诗人中很常见，这说明写作与年龄是没有关联的，而且恰恰是在70后诗人中有很多与你美学趣味完全相反的诗人，你觉得呢？

　　我也很同意，可以引用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一句话解释：“不，我和谁都不是同代人！”我觉得一个诗人美学上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7.你89年开始写作，97年从中国广东移居香港，你感觉在香港写作有什么有利或者不利因素？到香港之后你的写作有无变化？

　　—— 来香港使我的诗歌发生巨变，原来我的诗歌追求纯诗、耽于想象和哲学思辨，深受里尔克、特拉克尔和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影响。来到香港后，一是强大的世俗社会压力，二是黄灿然引导我阅读美国当代诗歌，让我的诗里的现实因素骤然增加，后来在北京的工作生活使我接触中国底层社会问题，加上对杜甫的深入阅读，令我的诗的现实因素更多了。这两年对现实介入诗歌有所反思，在寻找一条更个人的道路。

　　8.香港的诗歌环境生态与大陆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你在香港写作可以非常寂寞和独立，不用参加什么协会也不用去一些很土的诗歌活动，没有干涉没有诱惑，这样的生态是很健康的，所以我期待未来的香港诗歌会产生更好的作品。

　　9.你从2009年开始担任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的诗歌编辑，你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语境下，“独立”“民刊”意味着什么？

　　作为《今天》的诗歌编辑，我继承张枣和宋琳的传统，独立选稿、推举新人和被主流忽视的诗人。我觉得《今天》依然是一本民刊，在当今一片招安声中，真正的民间弥足珍贵，一本好的民刊不但提供自己的文学标准、优秀作品，还应呈现民间的野生状态、民间的不合作甚至美学挑衅。

　　10.北岛作为主编是否参与选稿和编辑，是否民主，你作为诗歌编辑有没有什么比较个人的办刊理想？

　　北岛从来不介入我的选稿和编辑，我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度，而且他很高兴我每期都能介绍一些他以前陌生的新诗人。我个人的办刊理想，是做一本完全无视文学潮流的、刊载所谓文学史的局外人的作品的杂志。

　　11.你关注大陆诗歌吗？你对大陆当下的诗歌有什么评价？

　　对大陆诗歌的整体面貌和个别我欣赏的诗人很关注。评价说不上，我厌恶一个诗歌圈、诗坛，真正的诗歌生态永远由独立的个体诗人组成，我怀疑一切以流派为名义的哗众取宠，瞧不起大陆很多诗人的急功近利，尤其是那些轻易把诗歌出卖给商业或参与盛世神话的共谋的诗人，他们的诗因此而经不起推敲。当下大陆，能洁身自好的诗人越来越少了，具有批判精神的更少，有时候他们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诗歌读者那么忠诚于诗、忠诚于公民良心。严肃写作的人被迫很分裂，而不严肃写作的人大多在寻找终南捷径。诗歌的实验在某些中青年诗人那里得到深化，我期待他们更加大胆，无论是技巧还是主题上。

　　12.你在香港和台湾都获得一些文学奖，与台湾诗歌接触多吗？对台湾诗歌有什么看法？

　　事实上，当我在台湾获得两大文学奖的首奖之后，我的诗集多数都在台出版，台湾的文学气氛比大陆香港都好，读者素质也高。我很早在大陆时已经阅读台湾诗歌，对商禽印象最深刻，后来来港后一度迷恋痖弦的诗，受其影响。在诗歌介入现实、关心政治这方面，我和台湾诗人鸿鸿也很有共鸣。

　　13.港台诗歌与大陆诗歌之间的差别你觉得主要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

　　我觉得首先是政治环境对思维定势、语言习惯的侵蚀。

　　14.你妻子也是位优秀诗人，她为什么没有来鹿特丹呢？你如何看待“女性诗歌”？作为优秀女诗人的丈夫，你是否感到压力？你们是否在诗歌上交换意见？

　　曹疏影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不少同行认为她的诗比我还好，我也觉得在思维的精细敏感、语言的新奇发现与想象的奇特上她有很多超人之处。她之所以没有同来鹿特丹，是因为我们之间彼此非常独立，她不喜欢作为一个诗人的妻子出现，我们即使同游也会写完全不同的诗、见各自想见的人。我非常羡慕女性诗人独有的与世界彼此伤害又彼此修复的能力。曹疏影的写作没有给我带来压力，倒是带来很多启迪，我们是彼此间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最真诚的批评者，我们的很多诗观不一样，甚至会争吵。

　　15.如果没有互联网，身居香港是否会有地理上的边缘感？互联网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互联网令我和大陆的社会事件更接近了，让我的诗保持了对大陆现实矛盾的关注。

    （本文章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真正的诗歌生态永远由独立的个体诗人组成”。）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