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犹如世界，让我们惊叹也困惑，让我们同陷深邃之谜。希腊人认为诗是对自然的模仿，说的就是诗是心灵创造的自然，诗歌犹如世界。围绕着诗歌创造的神秘性诞生了很多的神话：缪斯，迷狂，神笔，梦授，赫利孔山泉之类。诗歌犹如人心、人的情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说的是诗本身就是无以言表的情感的表达，诗歌犹如难言。

　　在面对如世界之谜的诗歌，面对本身即为难言的诗歌时，我们又能如何言说它呢？谈论诗歌，可谓难言之难言。因此面对诗歌，人们不免张口结舌，难以措词，但也因此才会有各种解诗套路，各种对诗阐释的法门，纷纭杂说。这个传统在中国历史可谓悠久：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解诗，已有两千年了。如今也一样，在诗坛或课堂，仍有解诗之需求，只是困惑似乎更多了，难言之难也更难了。

　　最近读到旅美学者、诗人王敖出版的《读诗的艺术》，稍有所悟，而深有所感。想到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与批评凌乱的面貌，觉得它有补于我们对这种凌乱的认识与接受，以及在时代的大凌乱之下，如何学习一些局部和个人的有限的秩序，以使个人的写作与批评在某种确切的尺度上可持续地深入、扩展。

　　这本共340页的书收有13位作者的19篇文章。这其中，赫伯特和斯特兰德的3篇，是诗人的随感；伊格尔顿和德勒兹的3篇是理论家的务虚；库切（库切这篇早在网上我就读到，他谈布罗茨基对哈代推崇的原因让我印象深刻）和奥登的3篇，与具体的诗歌关系不大。这本书中我特别看重的是诗人威尔伯、沃尔科特、希尼、芬顿和诗歌研究者布鲁姆、勃克、文德勒的8篇文章。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务实，都谈得特别具体，都是以具体的诗歌为例谈具体的诗歌问题，是行家里手在谈诗歌本身的问题。

　　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谈的是诗歌中的比喻、典故、个人声音、修辞控制力、语言必然性，等等，并以具体的例子串联起英语诗歌的关系史。威尔伯的《围绕霍斯曼的一首诗》谈的是诗歌中典故的使用。勃克《济慈一首诗中的象征行动》谈的是诗歌中的场景与行动。诗人们会承认这些讨论都是很专业的，富有洞察力也予人阅读的享受和发现。这是一种讨论诗歌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不保证其所言都是正确，但保证了问题是在可以讨论的道路上进行。我个人并不认可布鲁姆因其博学而来的、类似黄山谷的“无一字无来历”的评诗观念；我也不认可他这样的论断：“文学的思想依赖于文学记忆，在每一位作者那里，相认的戏剧都包含了与另一位作者或与自我的一个更早的版本相互和解的时刻”。但好的论诗文章能在你不认可其根本论点时，以其诗歌阅读的广博，品味的独特，随处闪耀的个人诗歌的兴致与热情，扩张你的视野，提醒你注意你忽略的部分，让你享受与获益。

　　沃尔科特的《写平凡的大师：菲利普?拉金》，希尼的《约翰?克莱尔的Prog》，文德勒的《绿色的词语：约翰?克莱尔》，《约翰?阿什贝利与过去的艺术家》讨论的都是具体诗人。这其中拉金和阿什贝利都是广受中国诗人关注的。这些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些诗人的途径。文德勒揭示的阿什贝利诗歌中隐含的对话者是有说服力的，她对阿什贝利因“把一套巨大的社会语汇带进了抒情诗”而具有了现实政治关联的论断也让人对诗歌的政治意味有了更广阔的理解。

　　无疑，当代大多数中国诗人都有一份“西方诗人阅读书目”。这个书目当然很受限：我们的诗歌翻译基本是“裸译”，只有诗歌文本，没有文本背后的诗人和诗歌的潜文本，因此，我们的阅读也属“盲读”，带着很大的个人臆测。诗歌当然有此超越性，能经得起误读。但要准确、全面的认识这些诗人之诗，我们必须借助于这些研究之作。我想翻译这样的诗歌研究文章，是诗人们或外国文学研究者迫切需要做的工作。

　　不能否认，我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感到的那种解渴般的欣喜里，暗含着对我们的“诗歌批评”和“诗歌研究”现状的某种不满。我们的意义阐释、时代观照、生命体验、哲学沉思、道德文化、神灵信仰、社会问题，等等之类务虚的诗歌讨论，太多了！给诗人指方向，给诗歌开药方的诗歌导师或诗歌郎中，太多了！我期盼着什么时候我们也获得谈论具体的诗歌问题的能力。能找到一种方法，具备足够的诗歌阅读经验，谈谈现代汉语诗歌具体的语言关联与传承之类，谈谈汉语诗歌里的节奏，结构方式之类，具体的问题。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