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海是一个缺乏诗意的城市。我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的是什么。不同时代，对诗意的理解也许不一样。回溯上海百年历史，曾有无数诗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诗篇。大半个世纪前曾在上海激情放歌的任钧先生，就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优秀诗人。

　　在我心目中，任钧是一个铿锵刚健的名字，这名字，和很多激情洋溢的诗篇连在一起：“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钟，要用洪亮的声响去唤醒沉迷的大众；让大家——为着自己，为着民族：向前冲锋！……我歌唱——我是一只海燕，要替被压迫者带来暴风雨的信号！我是一只乌鸦！要替吮血动物们唱一支黑色葬歌！”这是任钧先生写于1937年的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年轻的任钧用激昂的诗句，激起无数国人的共鸣。他在诗中呐喊：“怒吼吧，中国！你的活路只有一条：抖起全身的气力——粉碎百年的枷锁”。他的朗诵诗，在那时成为唤起民众的嘹亮号角。任钧有很多值得骄傲的经历：他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老革命；他是新文学运动中重要的文学社团“太阳社”的骨干；他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他曾和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有很多交流；他的诗，曾被聂耳和冼星海谱成歌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被大众传唱……

　　而我看到的任钧，却是一个谦和朴素的老人。1977年5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座谈会，地点是上海展览馆。这是“文革”结束后上海第一次文学界的聚会，很多历经劫难的老作家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有巴金、于伶、柯灵、王西彦、黄佐临。我是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最年轻的业余作者，被分在诗歌组。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同在诗歌组的任钧先生。他清瘦，文雅，书生模样，说话细声慢气。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那次座谈会上，他是诗歌组中最年长者，也是资格最老的诗人。但在开会讨论时，从未见他慷慨陈词，大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听别人发言。他的发言很短，但令人难忘。他用质朴的言语，平静地表达了对生活和诗的见解。他谈到了鲁迅对新诗的看法。作为“左联”的负责人，当年常和鲁迅先生见面，他曾当面征询鲁迅对新诗创作的意见。鲁迅尽管很少写新诗，也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懂新诗，但还是对任钧谈了一些观点。鲁迅认为新诗应该有节奏，有音韵，和散文不同，鲁迅不赞成新诗写得让人看不懂。任钧当年写的朗诵诗，就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的感觉，这位在历史上曾经写过惊天动地诗篇的诗人，经过了几十年人世沧桑后，已经归于平静。我曾经感到奇怪，任钧资格这么老，很多资历比他浅得多的人，建国后都当了高官，而他一直是一介布衣，到晚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年轻时的革命经历，似乎并没有为他带来多少光环。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任钧先生没有什么遗憾，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生命不会结束，他将和他的诗一起，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想，任钧先生大概更喜欢当一个教授，在大学给学生讲课。我曾听他所执教的大学师生议论过，任先生渊博而谦逊，是大学课堂里深受学生敬佩和爱戴的老师。

　　为纪念任钧先生百年诞辰，文汇出版社曾出版任钧诗文选《诗笔丹心》。2009年11月，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办“纪念着名诗人任钧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对任钧先生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作了有深度的研讨。任钧先生的诗文，又重新被读者关注。现在，文汇出版社又将出版任钧作品选，集中收入任钧先生早年的两本着作，一本是讽刺诗集《冷热集》，另一本是他的诗歌理论文集《新诗话》。

　　《冷热集》出版于1936年，收讽刺诗26首，被认为是有白话诗以来中国第一本讽刺诗集，文学评论家阿英誉之为“中国新讽刺诗的奠基石”。在这本讽刺诗集中，任钧先生以犀利的语言，幽默的形式，独特的见解，讽刺揭露了当时正不可一世的法西斯狂徒。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没有逃过他嘲讽批判的锋芒。对国内的汉奸和贪官污吏，他也在诗中巧妙而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他们虚伪的面纱。任钧先生自称“没有专门研究过讽刺诗作法之类的东西”，“不知道讽刺诗是不是这样写法”，但他的这些诗作，却成为公认的优秀讽刺诗。他的讽刺诗，看似平淡，却蕴藏着深刻思想；语如调侃，却直击恶魔的灵魂。它们揭露伪善，鞭挞丑恶，唤醒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到过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读这些讽刺诗，可以重温历史的起伏跌宕和风云诡谲，也可以了解当年的爱国诗人，是如何以讽刺诗为武器，卓有成效地参与了抗战。书中附录了阿英评论《冷热集》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抗战期间几经周折，被任钧先生保存下来，时隔数十年后才见天日。这是对任钧先生的讽刺诗极有见地的评价，值得一读。

　　任钧先生是诗人，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他的《新诗话》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版于1946年。其时正值抗战烽火弥漫。他一直关注着诗坛的风气，也留意新诗的走向，对诗歌创作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保持着清醒的看法。在写诗的同时，他不间断地以自己的方式写诗论。《新诗话》中的《诗散谈》，形式犹如散文诗，凝练的文字，精短的段落，断想式的议论，话题涉及诗歌创作的所有领域，诗和生活、时代的关系，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何为诗人，何为诗意，何为好诗，诗和散文的区别，对这些问题，任钧先生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今天读这些诗论，仍然心有共鸣。

　　任钧说：“诗的最后的，最高的目的，乃是：创造一个诗的世界——真、善、美的人间”，“真美善的诗篇，一定是由诗人用生命，和血，和泪，去写出来的；决不是用‘笔’去‘做’出来的。”

　　诗人是怎样的人物呢？任钧认为，他们“是一个永远保有童心的人，是一个时常把自己的肺肝公开展览的人，是一个不愿跟帝王做朋友，却乐于和帝王的奴隶（但决不是奴才！）们称兄道弟的人；而同时，也就是被自命为聪明的人们认作傻瓜，甚至有神经病的人！”

　　当年，新诗也曾泛滥过，任钧在他的诗论中说道：“据说，写新诗是最容易的事情，于是，许多人都开始写起来了；于是，新诗便充塞于文坛；于是，便有人喊出了‘诗坛的丰灾’。我以为新诗的确很容易写，假如你不问写出来的是不是诗，只是分行排列起来，嵌上一两个美丽的词藻，押上一些韵脚，便算功德圆满，杰作完成的话。”这样的议论，仿佛是对六十年后诗坛现象的预测。[NextPage]

　　在《新诗话》中，任钧先生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流派的诗人都作了客观公允的评论。他不以诗人的名声大小作为评价的参照，一切从诗出发，从诗人的真情良知、艺术才华以及创造力出发，发出了很多见解独特的评论。他的不少观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能站得住脚。读他的这些诗话，可以让人了解中国的新诗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任钧先生很少写诗，但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诗歌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上海作家协会的诗歌活动中又见过他几次。他每次来开会，都很认真地听，表情和善，尊重每一个发言者。如发表意见，总是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有学者的智慧。譬如有一次讨论诗歌，他谈到有的诗写得像天书，堆砌词汇，意象杂乱，其实是故弄玄虚，并无多少明确的内涵，读者读不懂，作者自己也糊涂。他认为这样的诗不会有读者，也不会有生命力。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看法，当年那些故弄玄虚的时髦文字，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

　　历史是不会被人遗忘的，而曾经在历史的喧嚣中出现过的智慧清醒的声音，更不会被湮没。任钧先生留下的诗文，便是这样智慧清醒的声音。在新版的任钧作品选中，附录了此书的编者卢莹辉女士撰写的《永恒的眷恋》，这是任钧先生的传记，篇幅虽不长，却详尽准确地记录了任钧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的文学活动。读这篇传记，可以清晰地了解任钧先生的人生之旅和精神历程。卢莹辉女士是任钧的女儿，她为父亲编的文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