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坛的“实况广播”》是我即将在台湾出版的书中评王鼎钧 《文学江湖》 的一篇文章题目。借它做书名，是想说明复杂丰富的台湾文学有许多“实况”需要大家去了解；　台湾作家前赴后继的创作勇气、毅力和实绩，其中也必有可“广播”宣传与研究之处。在互联网时代，做“实况广播”的播音员未免有点古里古气，好在本人姓古，故用古旧的方法向读者及时报告台湾文坛的最新动向，也就心安理得。

　　台湾文学于我，可借用穆旦的诗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来形容。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在我现今出版的27本专着中，有13种在台湾出版；　我拥有的台湾文学资料之齐全，据说在大陆学者中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书到用时方恨少，研究台湾文学私人藏书再多也比不上岛内的大学图书馆；　在工作单位没有同行可切磋，只好靠频繁外出开会交流，以至被文友戏称为“无古不成会”或“逢会必到古远清”；没有行政资源的我，搜集资料只能另辟蹊径，像蚂蚁搬家一点一点从境外运回来。当我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时，却苦于来日不多和没有助手，不能把自己想做的课题在有生之年完成。

　　进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原本是1988年被花城出版社约写《台港朦胧诗赏析》 拉下水的，至今回忆起来也恍然如梦中一般。在此之前，我研究鲁迅，研究大陆诗歌，研究大陆文论，成绩平平。可自从深陷台港文学研究泥塘而不能自拔时，这些台港作家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竟想不到《台港朦胧诗赏析》 在遭到对岸痛批的同时发行了近20万册，为进一步研究逼得我天天在书上和这些台港作家见面，日日和繁体字书打交道，还不常和某些台湾作家进行“私人战争”，打完笔墨官司后为补充新的养料便到海内外云游———开会、讲学或采购资料。虽然研究华文文学耗去了我大好光阴，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但总算幸运，研究成果基本上能得到发表且从不自掏腰包出版。这次便受到台湾青年学者杨宗翰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才使得我近期发表的文章能及时地汇编在一起和读者见面。

　　我每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有关部门都要对我“政审”，要我从“文革”经历开始“坦白交代”。我敢说如今“组织部”及“台办”的负责人，大都没有经历过那场十年浩劫，不知道我们这代人遭遇之悲惨。以我在“文革”初期而论，作为“五·一六”传单的报案人，竟阴差阳错成为作案人，由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了半年。接着是不了了之，主事者送给我一朵大红花下放当农民，边劳动边改造边检查边交待，交待不出来便“控制使用”，倒从此换来无官一身轻。大学复办后，我在没有中文系的学校里边教边写，可说是单枪匹马，孤军混战。在这个以学术团队着称的时代，我显得不合流，不入流，一直孤寂冷静地处在边缘。好在到古稀之年“自力庆生”时，文友为我打气为我鼓掌，还有7个国家4个地区的一百多位海内外作家写了 《古远清这个人》同题文章慰惜我，后结集成书出版，其卷头语有云：

　　古远清是谁？他古怪，是牛虻，是老农，是书痴，是常青树，是“刽”子手，是学术警察，还是古里古气的武林人物？绵绵秋雨打湿过他的衣裳，但他仍是翻飞在海峡间的“劳燕”，无论是论战还是呼噜均一级水平。

　　《台湾文坛的“实况广播”》“人个锋芒”栏目内《冷眼看李敖“屠龙”》，便属“牛虻”式文章。给对岸《台湾新文学史》着者挑错奉“送大礼包”，做的便是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类似“学术警察”的工作。我这位书痴或曰“武（错！应为“文”）林人物”今年在台湾接连出版了 《消逝的文学风华》、《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从陆台港到世界华文文学》，现在又有这本新书奉献在读者面前，在出书速度上也称得上是王剑丛教授所说的“刽（快）子手”。正如澳大利亚作家庄伟杰所说：“《野味文坛》真正是野味十足。野在古远清画龙点睛式地把多位现当代文化界名人的轶闻趣事一丝不挂地公诸于众，这种勾勒妙在真实和风趣。在这样一个不太天真的时代，集体庸俗、集体狂欢已被物质奴化，有谁还如此狂野天真？”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