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下午一点，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文作家莫言，我们为莫言个人感到高兴，更是为中文文学感到高兴。这是中文文学又一次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在瑞典学院举行诺贝尔文学奖演说的大厅里，将第二次响起我们感到亲切的中文的演讲声。我们同意莫言的说法，这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更明确地说，这是中文文学的胜利。
中文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一向其实是比较可怜的，是微不足道的。比如，瑞典2011年出版图书10650种，其中外文翻译过来的译作图书是2907种，而中文翻译过来的图书只有两种。可以说，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这仅有的两本印数也非常少。在瑞典书店里，很难找到中文文学作品，即使有几本也是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
必须说明，我们特指以中文为原文写作的文学作品，而不包括用其他语言写成而有关中国的作品，那些作品只是和中国有关的图书而已，而和中文文学无关。
这种可怜的情况，还是发生在世界公认的国民文化素质很高、图书销售量和图书馆出借率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居于世界前列的瑞典（全国人口九百多万），那么在其他北欧和欧美国家情况也不会更好。
而且这还是在近年来被翻译成外语的中文作家已经大大增多的背景之下，在2000年已有第一位中文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背景之下。走进书店，你往往还是只能在偏僻角落里看到寥寥几本中文译作而已。简言之，中文文学还是属于世界文学中非常边缘化的语言文学。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还不了解中文文学。莫言获奖的消息公布之后，瑞典国家电视台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做了现场采访，几乎百分之百的受访者都说不知道莫言，也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
但诺贝尔文学奖会对改变这种可怜状态有所帮助，虽然一时还不可能有比较大的改变，但肯定有所改变。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大部分受访者现在会说，他们将会买或者借莫言的作品来读。出版莫言作品的“鹤”出版社现在既高兴又尴尬，高兴的是自己出版的书得了奖，这下能卖书赚钱了；尴尬的是他们的库存本来就很少，一会儿功夫就连一本莫言的书都拿不出来了。瑞典是个小国，又是高税收国家，翻译和印刷费用都很昂贵，一本书开印两千本卖不掉就要赔本，所以“鹤”出版社5月份刚出版的《生死疲劳》也只印刷了一千本（还是因为译者获得了一项瑞典文学奖金而愿意主动放弃翻译费的情况下才开印）。但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开印上万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建立的威信、魅力和信誉。读者基本相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一般来说肯定是值得阅读的好作品。这种信任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各种语言文字的出版社都会争相购买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版权来翻译出版。
我们不是语言上的沙文主义者，更不是政治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别种语言文学的优秀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会感到高兴。但中文已经和我们的个人认同紧密相关，我们热爱自己的中文，那么中文文学获得这样的殊荣，自然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为之欢呼理所当然。而且在我们看来，中文文学在近年来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成熟，不论在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海外，都有一批我们欣赏的相当优秀的中文作家和诗人，他们已经摘取的国际文学奖项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位中文作家都有资格摘取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我们很高兴，瑞典学院也注意到了中文文学的这些成就，而且给以奖掖，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公平的。
莫言获奖之后，全世界的媒体特别是中文媒体有不同的反应和争论，我们认为这很正常。对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都出现分歧意见。但我们不同意今年是一次政治性颁奖的说法，不同意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测甚至编造。大多数非议是无聊的政治攻讦。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瑞典学院一直是根据他们对某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的长期关注和考察来评选决定的。文学品质的考量始终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诺贝尔文学奖的信誉和魅力所在。
无知者无畏，这真是句被事实证明了无数次的实话。有些人自己不知道莫言，就觉得出乎意料。更有人信口开河，说莫言是当局捧出来的黑马。其实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早在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来瑞典学院做诺贝尔演讲的时候，就当着所有院士的面赞赏推荐过莫言。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有可能让我来选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就是莫言。在我知道的中国作家中，莫言是最出色的。”
也就是说，十八年前，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级别的亚洲作家，就郑重地向瑞典学院推荐了另一位亚洲作家莫言，认为莫言也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名字那时已经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在诺贝尔文学殿堂里响起过，已经给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深下了可能还不深但非常清晰的印象。大江健三郎的诺贝尔演讲，至今还在瑞典学院的网页上刊登着。[NextPage]
其实这也是1996年陈安娜翻译出版《红高粱》瑞典文版的背景。大江健三郎的这句话那时就印在《红高粱》的封底，后来又印在2001翻译出版的《天堂蒜苔之歌》和2012年翻译出版的《生死疲劳》的封底，成为译者和出版社最有力量的推荐语。这不仅仅是对瑞典读者的推荐，对瑞典文学界的推荐，也是对瑞典学院的推荐。这是一种不断的提醒，让院士们记住大江健三郎的这句话。只不过，大江健三郎的话要等待十八年才终于成为现实，需要等那么久，那倒才是出人意料的。那可不是十月怀胎，那是十八年修炼，才有了不朽之身。
我们一直期待着大江健三郎的话能成为现实，期待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每年打开那扇举世闻名的大门说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时候是中文作家莫言的名字。这不仅是为了莫言，也是为了中文文学。但我们不知道需要等多久，知道的是瑞典学院院士们当然需要时间，需要自己来评估莫言的文学作品。而且我们也曾经有过疑问，是不是《红高粱》和《天堂蒜苔之歌》这些作品还不足以说服院士？他们还需要更有力量的作品？
2006年我们收到了《生死疲劳》，读第一遍就感到欣喜。和前面的作品比较起来，莫言的这部作品确实在艺术上更臻于完美了，而且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台阶，简明地说，就是他终于完全走出了过去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阴影，来到了一个完全由他自己的也是本土的风格打造的小说世界。莫言的小说艺术毫无疑问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前期作品有模仿和追随他人创作方法的明显痕迹。比如他在多部作品中营造的“高密东北乡”就被一些批评家指为模仿福克纳在作品中营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还让人联想到1986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马克克斯的《百年孤独》。莫言是意识到这种阴影的，而且一直努力在寻求走出这种阴影，寻求自己个人的、民族的、乡土的小说形式和小说语言，比如在《檀香刑》中融入本地说唱艺术“猫腔”的形式，明清小说章回的结构等等。《生死疲劳》是这种努力的延续，既保持了过去作品的很多艺术特色，并不摆脱魔幻现实主义，但融合更多本土元素，特别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轮回”观念，让一个人物演变出七条不同的生命，从这七个不同角度透视和展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这种结构真是世界小说中前所未有，非常奇特。这就是瑞典文学院后来的颁奖词所说的，能将“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历史记载及当代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 。
这正是我们最期待的作品，但也是最难翻译、工作量非常大的作品，所以这部作品从动手翻译到出版整整用了六年，一直拖延到2012年5月才终于出版，但是出版正好赶上了瑞典人开始度假的夏季，这也是瑞典学院院士们通常用来读候选作家作品的时间。
这一年，我们期待着《生死疲劳》能最后打动院士们。
而这年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