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元义

　　作家韩少功深深地感到自己在当代社会生活环境的标准模式化中对生活的感觉逐渐迟钝和麻木，主动放弃不少人梦寐以求的优越生活，自觉地深入到自己过去曾经插队的农村，进入当地人的圈子，真正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参见《植根于大地的写作》一文，《文艺报》2012年9月12日）。韩少功这种磨砺对生活的感觉的方法可以说是作家增强创作活力的有效途径。韩少功在对生活的拥抱中恢复了对生活的感觉，增进了不少知识，加深了对其他阶层人的了解，从而增强了创作活力。

　　其实，当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韩少功所意识到的这种对生活的感觉迟钝与麻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作家在反映和解决现实冲突上的智慧远远低于现实生活本身。虽然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但是在这个纠结的时代，作家仅仅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是不够的，还得较为智慧地解决现存冲突，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是，有些作家在反映和解决现存冲突上既缺乏胆识，也缺乏智慧。有些作家甚至在历史浪潮中滋生了庸人的恐惧心理，不是积极地介入历史变革并真实地反映人民在历史变革中的力量，促进历史进步，而是躲避现实冲突，甚至掩盖这种现实冲突。对生活的感觉迟钝与麻木，严重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质量。因此，当代作家只有像韩少功那样在深入生活中调整生活方式，磨砺对生活的感觉，保持对生活的热情，才能创作出人民真正满意的文学作品。

　　在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上，韩少功肯定了两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一是农耕式的，就是作家深挖一口井，守住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刨；一是游牧式的，就是作家广泛接触，从现实到远古，从汉族到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不停地发散，像牧人一样不断拓展新的牧区。这两种深入生活的方式既各有优长，又各有局限，作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作家选择“农耕式”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虽然可以获得比较真切的生活质感，但却难以把握生活的整体。而作家如果缺乏对生活的整体感，就容易混淆人类的社会生活的不同局部在整个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容易在混沌中迷失方向。在整个历史运动中，有些局部是重要的，有些局部是次要的。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生活现象是反映本质的，有些生活现象是不反映本质的。有些生活现象是有生命力的，终将壮大；有些生活现象是没有生命力的，终将灭亡。在历史发展中，虽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真善美终将取代假恶丑，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例外的现象。因此，作家应甄别真相与假象、有生命力的现象与无生命力的现象，努力开掘和把握有生命力的现象，批判和摒弃那些无生命力的现象，而不是迎合甚至谄媚那些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无生命力的现象，即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作家选择“游牧式”这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则格局和眼界较宽，可以获得对生活的整体感，但是容易流于浮光掠影，不够真切。俗语说得好，“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作家在走马看花的同时也应不时地下马看花。因此，作家在选择这两种深入生活的方式时可以偏重，但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作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深入生活，都必须正确地把握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韩少功尖锐地批判了一些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指出一些作家的采风基本上是旅游，是农家乐，太皮毛化了；一些作家挂职是形象工程，即一些作家挂职就是戳在那个官位上，很少能够听到真话和了解实情，别人把你当领导，只是简单汇报，都是一些数据。如果作家不努力改正这些浅表化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拥抱沸腾的生活，感受人民的情绪。

　　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上虽然硕果累累，却始终保持危机感。韩少功敏锐地意识到，作家成名后，过上了舒适生活，不但感觉日子过得快，而且没有特别的东西留在记忆中，认为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好现象。韩少功的这种创作危机感是切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这就是中国古代作家总结出的创作规律。唐代作家韩愈明确地指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宋代作家欧阳修则进一步地指出：“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而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上之所以有危机感，是因为他对作家身份的清醒认识。韩少功认为，作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作家。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把生活变成写作的一部分。这就摆正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而一些文学作品之所以缺乏丰富鲜活的能量，缺乏吸引民众的魅力，是因为一些作家摆错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伟大的历史浪潮。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