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难伺候，常常正反两面不高兴。国内作家没人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急吼吼地等、盼、催了几十年，为评委会忽视中国乃至敌视中国而愤慨；好不容易有个获奖的，立马又有人高屋建瓴地抛出警世名言：切忌过度消费莫言，过度消费诺贝尔奖。

　　“过度消费”和早年间的“浮躁”一样，已经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在这儿也姑且较个真儿：“消费”一下莫言与诺贝尔奖，又有什么坏处呢？另外，什么样的“消费”才算“过度”？假如是印书卖书的话，恐怕算不上“过度消费”。众所周知，近当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现代出版制度之上，把作品当作产品，通过工业化的方式贩卖给群众，这个模式天经地义。从狄更斯时代开始，作家就在计算着作品的销量和版税，诺贝尔奖成为促销的砝码，也是躲不过去的宿命。

　　不光是中国，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跟风的读者和精明的出版商，他们是构成文学“消费”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坚力量。当然，除去常规的买书与阅读，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衍生的“消费模式”，譬如修缮故居筹建纪念馆这种“给活人盖庙”的举动，比如把作家作品当成幌子开发旅游的行为，再比如不考虑意蕴内涵性描写多少先当国粹选进课本再说的计划。这些“消费”可能是中国独有的，也够得上“过度”的范畴。不过说句不尊重的话，米老鼠的原版电影现在还有几个人看？大家记住了一只年近花甲的大耗子，遍地开花的迪斯尼公园功不可没。文学固然高雅得多，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也复杂得多，但有影响总强过没影响，尤其是在“严肃文学”正在逐渐成为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圈子游戏的今天，大众的肤浅消费，也许比精英们故作高深的阐释更加健康。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应该像超女一样快销化、娱乐化，“中国好文学”也不可能变成“中国好声音”。假如文学是关乎灵魂的工作，那么中国人也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无权忘记灵魂的重要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原意义，真的把它当作文化快餐。只不过，从“消费”某位获奖作家转向理解文学、感悟文学，这样的质变恐怕也并非一个文学奖能够促成的——不管这个奖有多大个儿。中国人所需要的去浮躁化、去功利化的进步，也只能由这个社会通过自身的漫长努力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消费诺贝尔奖”当作实现远景目标的一个手段，或许也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

　　消费没有原罪，关键在于我们从消费中“买”到了什么，“用”了什么。中国的文化氛围，所缺的并不只是一个国际大奖，更是一种良性运转的“消费”模式。

　　（实习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