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期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副刊除了面向威权主义政治的批评话语外，也弥漫着对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存在的必要性的深度怀疑，千古文人侠客梦的豪迈，变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幽怨与自怜。这种对文人阶层的否定与批判，自然与余英时先生所言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大有关系，深究这种自我边缘化的前因后果，又会发现其跟1920年代政党政治的崛起有隐蔽的关联。在政党文化的挤压之下，自由自足的自我已经越来越没有社会空间。左翼文人徐懋庸在题名《“读书人”》的杂文里说：“所谓‘读书人’，正和‘第三种人’一样，本不能算作特别的一种人的，至于在今日以‘读书人’、‘知识分子’自居，与生产劳动游离，而不以为憾，至以为自己于社会有用的人们，则实在可以蔑视。他们咬文嚼字，连他人的文章的意思都看不懂，口说着未来的社会，而连友人和敌人都分不清，然而，这些人对于社会的用处在哪里呢？”徐在这篇文字里也提到了读书人的“游离”，并且用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判断文人之有用与否，可以说已经隐隐然露出了政治规训文艺的先兆。
“读书人”已经成为急剧变迁的大时代的“多余人”，“无用的意识”深深地困扰着这些追求对民族国家有用的知识人。曹聚仁直接地把“书生无用”这个话题推向了《申报·自由谈》的作者和读者，他先是引述汉宣帝的故事、《水浒传》和《儒林外史》里的故事，说明无论是帝王、绿林好汉还是读书人自己，都认为书生是不中用的，是于社会人生无益的“点缀”，是没有力量去掌控自身的命运的阶层。最后，他引用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的主人公罗亭的自责信来说明书生无用的普遍性：“我的天分似乎并不过薄，不过我的能力不足，所以不论什么都不能成就。即有天赋，毫无用处，即使下了种子，不是一定都有结果。在我，没有能力使人们感动，尤其是没有能力使女人注意。只靠一点知识，是毫无益处的。很想热心地运身做事，但是事实上丝毫不能实现：我的命运，真是可怜可笑！”
与此形成对照和呼应的就是《申报》上大量的对于知识分子出路的讨论。出路与文人的生活困境相勾连，正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文人普遍陷入困顿之中，才有对于出路的探讨。《申报·自由谈》的一篇文章在讨论了1930年代中国的局势（包括贫富分化、阶级冲突、国难深重等）后，认为对这样剧烈的历史变动，“就中，最切身感到的，便是濒于没落的中产阶级，而一般文人，大都是属于这一阶级的，因之一种悲哀已深入了他们心中，虽有国难当前，仍不能有慷慨激昂的作品，而幽默之流行、怨苦之流露，乃不可免。许多人讶奇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而不产生可歌可泣感动人心的创作，倘使明白了文人的处境，就可知道自有必然之理了，切身的生活问题，究竟是第一义”。
“悲哀”与“怨苦”确实是当时多数文人内心最切实的体会，两者都生发于应对日常人生的无力感与无助感，更别说从狭窄的人生挤出一条心路，去关切社会、国家的根本问题了。古人说文章是“穷而后工”，可那是针对一个生活成本较低的农业社会而言，对于生活在1930年代的摩登上海的文人来说，多数的结局是“人穷志短”，作文的格局与气象都大受限制， “自由谈”的某些文字确实显示出一种狭隘、逼仄、浅薄之征象。在一篇讨论知识分子出路的文章里，作者用挖苦的语气写道：“我以为最先要打破他们的‘学问万能’、‘品格高尚’的传统思想，而且要改辕易辙地从体力劳动或生产工作上进行，男的不妨去当‘茶房’之类，女的不妨去当‘娘姨’之类。但在‘市场日窄’的现状下，我也怀疑着我的方法是否有效？”
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系列讨论“方巾气”的文章，其实质是讨论知识分子的“道学气”、“书呆子气”，他强调其创办《人间世》、《论语》等小品文刊物的目的，就是“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题材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申报》的一些作者受此启发，从文人去除“方巾气”的角度来探寻其出路。一篇题名《谈谈方巾气》的短文这样分析读书人的困境：“读书公子，不能再永久的住在象牙塔中，‘米珠薪桂’的问题，不能不迫着他们来到十字街头，但是他们除了读书而外，并无谋生技能，于是只有彷徨，流离无聊，倘若去度劳动的生活吧，因着传统观念很深，有失体面的事，绝不肯为，所以终日只有感慨系之，而这种生活，在内心是比乞丐更苦。”同样的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北平的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因为不能忘情于民族危机和政治抱负，而或轻或重地离开象征象牙塔的大学，步入政坛或直接议政，他们基本上不太需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上海文人所谓的象牙塔更多的是指涉他们蜗居的亭子间，或者说他们内心持守的读书人的文化身份，他们来到十字街头却更多的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前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徊徨，而后者则是在生活世界与符号世界之间游离，也正因为如此，后者的内心更苦闷，更绝望。
这篇短文引来阿龙在《申报·谈言》上的回应，阿龙认为读书人的苦闷主要是因为他们死死地守住“虚妄的自尊”不肯放手，就像穷困潦倒的孔乙己总要穿着长袍，来显示他与咸亨酒店里的短衣人的身份差异一样。作者直接地建议道：“试问为什么不肯把此衣服脱去呢？因为我是上等人，我是读书人，我是体面人，若着短衣，便有失身份，便变成下等人，亦是‘饿死事小失礼事大’的一种懵懂观念，我再问上等人与下等人其阶级果然分别在长衣和短衣么？假定你是毫无人格的人，无论你衣服着得十分漂亮二十分道地，总是‘下作’，若你是有人格的人，就是短衣，恐亦无伤大雅，再拿事实来讲，现在为实利主义的时代，样样式式趋重实际，不尚虚文，为什么又便利又省料的衣服不穿，偏要去穿累赘不堪的长衫袍子呢？”相对于这种执着于书生气的上海文人，另外的一批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时代的变化，而开始自觉地抛弃传统的身份与社会角色，自动地向工农阶级靠拢，以体力劳动洗涤灵魂，并发出我“为何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浩叹。这批更为激进的左翼文人就没有如上述的读书人那么大的内心挣扎。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