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大上海的文明戏台，因为门槛低，大小剧团的演出有很多。

　　说起海派文化，我总难忘小时候市民化的大众文艺氛围，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的大众文艺影响延续至今，如今的社区文化场所里，爱好文艺的老头老太很多，他们都会清唱或演出越剧、沪剧，演唱歌曲，唱得惟妙惟肖。甚至那些公园、绿地里老人们的自娱自唱，还不都是当年文艺大众化的余波？

　　我们上海人不会忘记曾拥有过繁荣的大众文艺的传统，那是上海开埠以来建立在发达的工商业基础上的海派文化。说到底，海派文化虽然也包容贵族文化，但主要的是市民大众文化。据1910年《申报》记载，当时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发展时期，三、四马路，大兴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同时，苏滩、申曲、绍兴戏……纷纷涌入上海，以至后来京戏和昆曲演员，也必须在上海滩上唱红才算名角。据2006年原合作越剧团的编导回忆1950年代他们剧团演出盛景，每年演出不少于300场，连续排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玉堂春》、《王老虎抢亲》等十几部戏，每个戏都是客满两三个月，满座也换戏，先在电台里做订票广告，只要一个上午就可以卖出一个月的客满。电话局来提意见了，因为瑞金剧场的电话线都发热了。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时候起，上海就自然形成了多元、多层次的海派文艺分布环境，市中心演出点密布，如南京西路跑马厅周围是有钱人高档的文化消费区域，南京东路其次；平民百姓则可去大世界娱乐，门票很便宜；如果不出钱，再低一档可以涌向城隍庙游乐，城隍庙里还布满旧书摊和评弹书场等。戏院剧场都是分档次的，一张电影票，三等影院的票价要比头等的便宜一半或更低。1930年代每张电影票价约为工人平均工资的1/166。1950年代以后，政府强调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崇尚“下里巴人”。除了延续解放前的层次和布局，以前的剧场照样可以开放演下去而不打烊外，又在“劳动人民”聚居的下只角，造起了剧场书场电影放映场，办起工人文化宫包容各式大众文艺，剧团还常被请到街道社区演出，过期影片还可下放到公园草地露天放映。

　　我们都深深融入到这样繁荣的大众文化环境里去。大众文艺无疑会有俗的一面，但大众就是喜欢。其道理不用多说，我们还应知道“雅从俗来”的道理。先进的雅文化是在成熟的蔚然成风的大众文化的基础中应运产生的，是在群众呵护下催生而不是哪个专家头脑里凭空蹦出来的。像我们广为传颂的中西交融成功之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诞生，当年的越剧和《梁祝》民间题材风靡就是它的群众基础。那年有成批的优秀文艺新作涌现，如久听不厌的沪剧名家大会串的《雷雨》，越剧《红楼梦》，都是这些剧种中的一只鼎，海派文艺盛况可见一斑。当年一张戏票或电影票2角钱，现今平民的收入以增100倍来算，一张票应是20元钱，如此我们有可能回复当年剧场的人流如潮。

　　比较当年，如今那种要大排场而只能演一两场、送了票子人家都不去看的“工程文艺”，丧失群众欣赏基础，看来徒然浪费金钱；有人还热衷豪华，炫耀技术、场面、投资和参演人数，这也不像海派文化；我们应该崇尚的是情节的生动、舞姿的美妙、歌声的动人、本土基因的浓郁、舞台美术的简洁。在“五四”时代讨论戏剧改良时，胡适曾说：“戏剧在文学各类之中，最不可不讲经济。”它应具备“时间的经济”、“人力的经济”、“设备的经济”、“事实的经济”，胡适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表演手法的长处而倡导的，可惜现在有些戏剧的编导却偏偏背道驰之。

　　前段时期的平民大众娱乐可供选择的也实在单调。老人搓麻将，孩子面对电脑游戏，中年人抱着电视机看电视连续剧，只有收入高一点的白领和谈恋爱中的男女才去买价格高昂的电影票和欣赏中外明星的流行歌曲演唱会。

　　剧场的租价之高和售票的高价，从1990年代开始，把大批低收入的平民大众赶出了剧场影院，造成大众文艺演出自然链的断裂。上海人向来有夜生活、晚上文化消费的习惯，群众性的文化消费氛围的惯性形成不易，文化易碎，要破坏可很快，再要形成就很难。

　　好在近年开始又有大众文化复苏的苗头。随着上海社区大众文化的重新盘活，白领等知识青年也不再满足晚上单逛商场。大众是文化的基础，再使大众文艺蔚然成风，必须理顺其自然生存的环境。现在从青年人最喜欢的话剧和相声开始，专业和草根的社团又有可能平分秋色，各自表演自己的生活。建设低层次面向市民大多数的“平民娱乐谷”势在必然，我们要为民营或集体的小剧团开辟像当年那样多的演出场所，把文化发展的方向转向大众。

　　让文化政策面对文化实际，配合文化生态的自然流程，助文艺多样化和繁荣一臂之力；让大众会心地感受到，自己在享受和参与的是自己真心喜爱的娱乐吧。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