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记忆》 吴亮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
“微观历史”对抗“大词历史”
书评人 李英飞
1999年，千禧年之夜，吴亮对着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发泄了一番，甚至在几年后，他还 念念不忘，接连用了好几个丑陋来形容对岸，“丑陋的电视塔，丑陋得毫无特色的高楼，丑陋的球形加丑陋的矩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游历圣保罗市的时候，对欧洲与美洲的新旧世界比较后的感慨，“欧洲的城镇，几个世纪时间的消逝使之更为迷人；美洲的城镇，年代的久远只带来衰败。理由不是后者是新建的；理由是当初建造时即准备不久后重建，因此建筑简陋随便……新市区太俗丽、太新、太愉快”。或许，那倒霉的电视塔只是吴亮笔下的替死鬼。
相比于《八十年代琐记》，在《九十年代小纪事》里，吴亮提到最多的恐怕是他与上海的关系。吴亮说他不热爱上海，但也不至于讨厌，这种“不相干”的关系，让他对这座城市保有一种距离。显然，这座城市已经让吴亮不太适应，让他觉得很陌生。北岛在《城门开》里说，面对阔别十三年的城市，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他要用记忆来重建他的北京。用北岛来引话题，可能吴亮并不喜欢，何况他们都试图用记忆来重建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不过，与北岛相比，吴亮在《夭折的记忆》中所展现的东西，恐怕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吴亮毫不隐晦地说，他要写的“微观历史”，就是一种用不可靠的个人记忆来对抗“大词历史”的尝试（第143页）。那么，吴亮所说的“微观历史”是指什么呢？他为什么又要用“微观的历史”来对抗“大词历史”呢？
如果从吴亮的角度看，他对新上海的不满，恐怕还不仅仅限于各种过度商业化的都市生活以及奇形怪状的建筑物，说到底是对这座没有记忆的城市的失望，因为吴亮多次提到他在寻找老照片，多次被邀请谈谈上海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太新了！新到让吴亮感到陌生和“不相干”。没有记忆，自然就忘却了历史。只有现在，而且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现在，似乎有一股野蛮的力量在流行，不入流则被抛弃，而这种被抛离的感觉，让私人回忆录蔚然成风，因为唯有通过回忆才能确认自身，重获生命感。吴亮在描写生活在这个都市的人群时，这么写道，“‘不知为了什么，现在的人跟丢了魂似的，整体忙得焦头烂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再拖延不做，或只说不做，或不做不说，可还是忙碌得一塌糊涂。也许，忙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安慰，说明那些忙碌的人们至少还‘被需要’” （p217）。私人记忆的重要性在于，“个人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渺小日常才是生活的真谛……自己写自己，即便零零碎碎、庸庸碌碌，也是基于对个人生活的热爱和肯定”（p313）。通过私人的记忆，可以重获被这个庞大野蛮力量所冲散掉的对自己生命的感觉。尽管吴亮也批评昆德拉关于用“我感故我在”代替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但在面对生命的态度而言，吴亮骨子里还是赞同昆德拉的。
个体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其价值在于他只跟自身有关，是确认“我在”的根本。吴亮谈论这个问题，显然是有深意的。实际上，吴亮有点狡猾，因为就在你漫无目的、不知不觉地读完他那些被命名为琐事和小纪事的时候，在你脑海里已经形成他所要给你讲述的那个时代和他所理解的有关个体、生活和历史的意象。通过这些意象，吴亮无言胜有言。《夭折的记忆》远不止是琐记和小纪事。如果仅仅从词频的角度看，吴亮无非就是聊聊他跟那些哥们、朋友和同事之间的八卦嘛，而且内容单一，他们在一起无非就是吃各种好吃的、喝各种酒，每次都喝醉和玩单调的麻将。用吴亮自己的话说，“写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偶尔有点弦外之音，朋友肖像，一点点趣事加一点点幽默”（p179），但吴亮却给这些片段式的回忆以重要位置，因为正是这些记忆勾勒出了他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这种与“大词历史”迥然不同的世界。[NextPage]
在大词历史看来，微观历史是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正是这种对微观历史的不足道却限制了个体的记忆，限制了作为个体生命的活力和自由。所以，对于吴亮来说，他的怀旧应该有着更深的意义。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个人记忆，吴亮试图建立起有关个体价值的尝试，即还原个体和社会的真实，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之外，生命本应如此，个体是活生生的，不应被遮蔽和消解。这是一种历史哲学。
80年代在吴亮的笔下是甜蜜的悲哀（借用萨林斯的一本书名），而90年代的吴亮却只能在亚热带忧郁（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我想吴亮从骨子里应该是不喜欢黑格尔的，即便他读了很多黑格尔的书，也曾饶有兴趣地想写一本体系化的著作。就像克尔凯郭尔不喜欢黑格尔一样，吴亮对生命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不可能像黑格尔讲精神现象学那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也有扼杀个体性的嫌疑。然而，在日益兴盛的技术治理和本雅明笔下所描绘的机械时代，个体生命遭遇着更多的挑战和压抑，仅凭“不相干”式的个体逃逸似乎仍然难以逃离“大词历史”。
80年代的肉
90年代的酒
书评人 殷罗毕
“从前”，“一次”，“那时候”——当有人这样自然而然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般开始回忆并书写回忆录时，我的惊讶如同坐在上海地铁一号线里，抬头撞见了伊甸园里的亚当。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回忆还是一件可能而真实的事情吗？
两场球赛之间，午后等人之际，每次几十个字、数百字贴在网上，吴亮以这种方式给一个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了回忆录。在每一次回忆的下方甚至都标有记录了当时的年月日乃至几时几分的发帖时间。但虽然有着碎片化和网络化即写即发的形式，从根本上而言，吴亮的回忆是古老的，这种古老与我们当下所处的境况相比近乎是来自一个史前时代。在吴亮所身处的史前时代，所有的一切尽管都处于流逝之中，只能进入其中一次，但每一次的当下都是直接而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它看上去的样子本身，每一次那个世界本身还在。那是腐乳红烧肉的味道（它让“父亲”的眼睛突然放光变亮，那时候的猪肉还没有令人作呕的化学激素饲料味），老宅中的一束光线（那时候的老公寓，还是民国年间的木楼梯），与友人在九十年代初残破江南古城的醉饮（那时候的杭州南京，尚未经历涂脂抹粉的古迹重建）。
但对于我，一个在吴亮所回忆的年代之初出生的人而言，我的世界自身从其内部和根基上，已处于危险和被毁坏之中。是所谓的国破山河在，与山河不在的区别。世界开始转基因，从食物到神经，我们处于一场全面失衡的权力-技术辐射之中。世界和生命从其物质性的内部被动了手脚，被抽空而发生衰变。当世界都不再是世界本身时，我们对这个世界和自身生命还有什么回忆可言呢？当我念及某种食物的口感时，我面对的是一系列的化学物质和人工激素。而当我突然想到某位友人近年变幻不定的脾性时，紧随其后的不是一场岁月中的人生变迁，而是空气质量指数，工作压力和她体内日益嚣张增殖的病变细胞。
所有的经历难以转换成为一场经验，成为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故事。我们每日的食物、空气与水，本没有任何真正自然的味可回。我们面对世界，犹如面对一连串的编码程序，你尝它的味道，想它的味道，你知道这个味道不是味道，而是化学、生物学、法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所有一切都处于一种权力－技术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所制造。这人造的结构，只有要素的组合与分配，而无自然时间的绵延，就像一台电脑的硬盘只有轨道修复和碎片整理而没有回忆、想念一样。为吴亮的回忆录写评论，却大谈自己时代的无回忆境况，这绝非离题万里，而正是为了指出这本小书的独特位置，以及它所带来的愉悦和惊喜，犹如在以合成食物为三餐的太空舱中，突然有人送上了一杯发掘自地球土层中的醇酒。
当然，席卷所有人的辐射是一场剧烈核爆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吴亮所追溯的年代，恰恰是核爆的第一时间和现场。这也是为什么这位著名的批评家，在那个年代的回忆录中铺排充斥了各色食物，各处酒肆，种种宴饮，似乎在那数十年中，除了把自己灌醉，清醒和对外部世界的探测远征并无多大的益处且毫无前途。世界凶险，唯有杜康。“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 不！ 不！”这是吴亮数百个回忆帖中的第一个。吴亮以酒醉如泥开始他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这显然有着他潜意识中对那个时代的判断和直觉。以他自己的说法，那是一个夭折的年代，一个刚开始就失败了的年代，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沉入杯中。
但吴亮又是幸运的，在爆炸的现场，破坏只是局部和物理性的。世界依然是自然生成的那个世界本身，那些街道，风景和食物都是可靠而真实的。爆炸的巨大后果，那场全面深入所有物质颗粒和细胞内部慢慢杀死那些脆弱女性与孩子的辐射灾难，在近乎十多年的延迟之后才悄无声息从所有的方向蔓延而来。就如同一场淹没所有人和所有草木的洪水，让人和物都不再是它们自己，而成为一张张从虚无的方向被曝光穿透的负片。在这样一个不可能被回忆，只可能被分析分解的辐射时代，吴亮以一场带有腐乳红烧肉、阳春面、加饭酒和各色文人逸事的记忆风景，如春风拂面一般，为我们带来了前辐射时代的纪念与温厚可感的慰藉。
（实习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