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京

　　宁肯，作家，《十月》杂志副主编。1959年生于北京。有关西藏的系列散文使其成为“新散文”创作代表作家，后着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环形女人》、《沉默之门》和《天藏》等。曾获“老舍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项。

　　刚认识宁肯的时候，他就在写长篇小说了。四年一部，连续四部，不知不觉，把周围的人都写老了。以前他写诗和散文，在先锋散文家之列。若为实现文学梦想，已经有所依托，为什么转而写小说呢？据他自己讲，是规模和复杂性吸引了他。就像扛麻包，能扛200斤的身子骨，扛100斤总觉得不过瘾。不仅分量不足，使命也不足。

　　宁肯的小说，内容比较庞杂，涉及社会和精神生活许多方面，地域也很广，不符合10公里的有效范围，初读似乎很难把握，但仔细分析一下，还是有迹可循的。

　　野性支点

　　这里说的野性，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原始野性，处于文明前或文明底部，人性中那些本能的、潜意识的和动物性的东西；另一种是文化野性，在文明的框架内，对秩序、规则、范式等等的破坏和重构。从他的每部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两方面冲动。第一部《蒙面之城》尤为明显。

　　马格生长在文化世家，却不屑于服从父辈的安排，执拗地背着行囊在大地上流浪，沉浸于当下的感知和际遇，不在乎任何原则和方向。成岩则与他相反，怀着强烈的野心从底层向上冲杀，生存的每一选择都指向既定的目标——成功，做人上人。两种逆向的野性在小说中相撞，已具有很强的张力和色彩。但作者仍不满足，在他们之外，他又塑造了还阳界伐木队长，情节与他们不相干，却比他们更原始、更强悍、更血腥，似乎仅仅作为野性精神的标志和呼应而存在。

　　其他几部小说，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人物、行为和场景。如《沉默之门》中的精神病院，《环形女人》中诱杀负心情人的女农场主，《天藏》中的虐恋等等。好像没有这些近乎变态的内容，作者就觉得发飘，找不着力量的支点。让人想到起重机臂杆的另一端，那些用来配重的钢块，一种力学装置。但这样说又不准确，作者并不是一个醉心平衡的人，说他醉心不平衡还差不多。

　　所以，我想起他曾经练习摔跤的经历，那是更恰当的比喻。他好像随时都在和时代扭打，竭力想把对方撂倒，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自然要将野性调动到极致。像太极拳那样优美地比划是不行的，那是传统经典的老路子。太极的主旨是平衡，摔跤则是突破平衡，尤其是突破对方的平衡。

　　对宁肯来说，野性不仅是肢体语言和性格语言，同时也是观念语言。在他的作品中，颠覆秩序的冲动无所不在，文体也不例外。比如《天藏》，有些页面的注释比正文还多，闹不清那是小说还是学术着作。

　　诗性叙述

　　宁肯的小说语言，具有很强的“体味”。如同一个有狐臭的人，几米外走过别人就能闻到。他的“体味”便是诗意，还有类似先锋散文的笔调。若理解为他早期文学实践留下的痕迹，却也不尽然，因为越向后这痕迹越重。到《天藏》那里，几乎成为诗意、先锋散文和小说的混合体。

　　这一特征，也可以从野性引申而来。他不能容忍埋头写一个故事，把故事当作生活本身或造物的作品去敬重。他自己便是造物，他造的故事必须与他对故事的态度、解析和处置一并进行。也就是说，他不会像一个农夫那样，把一棵白菜当做产品。他是一个厨子，展示的是白菜以后的部分，那些旖旎的、闪烁的、维度交错的技艺。如果头脑中刚生出一棵白菜，创作还没开始呢。

　　与正宗的“市井叙述”相比，宁肯更热衷“学者叙述”。对他影响最大的导师，应当是卡尔维诺，他唯一通读过全部作品的作家。卡式文思有一个强硬的内核，一个黑洞般的自我，一种漫漶无际的想象，一种解析成癖的习性。只不过他将自己规划得更整齐一些，是名副其实的文体大师。从他的园子翻一道墙，就可以进入宁肯的小院。

　　时代寓言

　　宁肯的小说，始终带有隐蔽的奇幻倾向，这倾向加上哲思和故事，便产生寓言的氛围。最突出的是《环形女人》。一位跛脚的数学老师，改行当了私人侦探。他察觉女农场主行为有异，便以休养为名，悉心侦窥。终于发现地下密室，女农场主诱杀的昔日情人们，头颅居然还活着。女农场主经常手持教鞭，像讲解员一样历数他们的罪过，加以谴责。在封闭的山庄里，实行着传统道德强纲领式的邪异统治。

　　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山庄里囚禁着一个野人。曾赴神农架寻访野人的登山队长，因创伤失去记忆和语言能力，被寻访野人的后人当作野人捉回来，关在笼子里。喻示文明积累的中断和荒诞重复，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太常见了。与此同时，他的助手，一位梳着印第安辫子的大块头丑女。业务十分红火，扩展为声名显赫的“女子十二侦探”，成为一时风尚。好像整个社会变成一桩大案，全依仗侦窥来充当沟通的媒介，维系信任的链条。

　　《沉默之门》中的精神病院，也具有象征的意义。医院担心病人出逃，将他们的腰带统统收缴。做集体操时，病人们每做一个动作，都要下意识地提一下裤子。那仅存的羞怯，失去意识能力的最后一点警醒，勾画出现代社会多重外力挤压下的自我状态。[NextPage]

　　圣女情结

　　宁肯年轻时，曾在西藏生活过一段。虽然时间不长，却是以无戒备的、完全打开的方式进行的，不知不觉着了道。他一再把故事安放在那里，貌似有一个西藏情结。实际上，称作圣女情结更恰当。他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写小说的触发点，是在北京的街道上无意中听到朱哲琴的《阿姐鼓》。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呢？那便是从高空飘下来的圣女的声音，藏文化灵魂中的声音。

　　在宁肯笔下，女性的内涵往往比男性丰富，形神兼具，却有着鲜明的分野。当他的场合选择在平原，女性便趋向“恶”；如林因因的妖冶狐媚，简女士的虚伪、自负和残忍，罗一的凶蛮和狡猾等。当他的场合选择在高原，女性便趋向善和美。如桑尼的纯净质朴，果丹的温和优雅，维格的矜持高贵等。宛如佛陀示人的两个侧面——慈悲的世相和狰狞的法相。

　　这种对立势必要求每个女性在形象上都做出世俗的牺牲，向极端的方向靠拢。分化的目的却只是为了达成作者内心的期待，一种对女性的超世俗的爱欲，以及由女性意象引领的崇高理念。在《天藏》中，他对实女、灵女和宇宙的阴性本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塑造出维格这样一个角色来做他的度母，却又不甘于她消融在原生的荒茫的宗教背景中。不惜将她拉回世俗世界，对她进行现代性和文化性的改造。最终，他的度母被他不屈的、故作顽劣的野性吓退，也由此获得他对这个人物精神支配的可能。

　　从宁肯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在高原和低地之间往返纠结、不能两全的忧虑。用理想和现实来解释这种悬差未免太简单了。他一直从事的，似乎就是以高原的精神俯视低地，以低地的符号解构高原。以致在《天藏》中，引发一场盛大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讨论，而这正是当代世界关注的焦点。

　　纵观宁肯的四部小说，还有一个特征，即在风格上，无形中构成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第一乐章《蒙面之城》，快板，由马格带动的空间奏鸣曲；第二乐章《沉默之门》，慢板，由李慢带动的内心变奏曲；第三乐章《环形女人》，快板，由跛脚侦探带动的黑色幽默谐谑曲；第四乐章《天藏》，快板，由三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回旋曲和史诗奏鸣曲。这或许也可以当作阅读他的作品时，某种趣味性的参照。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