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对文艺批评的责难不绝于耳。有论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之加以谴责，认为“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是文学批评堕落的明证。也有从业者从反思其质地入手，认为文学批评缺“骨”少“血”，既无对文学的忠诚又无对真理的追求，到了需要补钙的时候了。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批评，大抵是因为文学界对文学批评寄予厚望。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批评可谓是一个时期的风向标。文学批评家评述文学创作情况，指引文学发展，在文学领域可谓排头兵。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不仅迎来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迎来了文学批评的繁荣。在这一时期，创作与批评互相砥砺、互相促进。

　　然而，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职能和地位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方面，在这个“个性为王”的时代，作家们不需要评论家们为其规划前行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创作体验，加之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创作实践并不熟悉，批评家为作家们开出的药方也得不到认可。此时，文学批评与其说是面向作家，倒不如说是面向读者，正如勃兰兑斯所说的，“用火把来引领游人，使人们在黑暗不明的矿坑里看得出地下的财宝来”。

　　从这一角度来说，当下的文学批评似乎并未糟糕到无药可救的境地。文学批评家们乐此不疲地追踪重要作家，发掘文学新人。君不见，重要作家们但凡有新作问世，都吸引评论家对其说长论短，从不同角度阐释其形式与意义。君不见，一茬茬文学新人正是在评论家的大力推介下逐渐为人所知，实现文学血液的循环与更新。另外，评论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文学批评的多种可能，使其能够更贴近创作的实际。

　　当然，我也理解人们对文学批评的苛责。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正是因为期待看到更好的文学批评，人们才会提出质疑。我们要警惕那些一味褒扬的批评，也要警惕那些恶意的批评。鲁迅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也许，我们真正呼唤的是那些真诚而切中问题的批评文字。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