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国作协启动了“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出版100部《传记》。作协提出了一个130人的传主参考名单，然而，截至8月6日，尚有48名传主无人“认领”，包括墨子、韩非、王勃、孟浩然、柳公权、温庭筠、姜夔、马致远、吴承恩、王夫之、柳亚子、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多位名人。

　　如果以拟出版的100部算，差不多一半无人认领；如果以130人的参考名单算，无人认领的也超过了三成，离一半不远。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稿酬可能超过100万，可谓名利双收，为何近半文化名人传记无人认领，这就颇值得思考了。

　　说到传记文学写作，我们有必要看看当下的创作现状。最近一轮传记文学的兴起，差不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气候的，不仅出版了大量的作品，而且《南方人物周刊》、《名人传记》、《人物春秋》、《传记文学》等一批刊物也有声有色。

　　但传记文学繁荣的背后，也呈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碎片化，传记主要是取其一点，而难见全貌；二是故事化，往往就一点加工成故事，评述被刻意回避了；三是戏说化，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看似有趣，然而已偏离史实；四是庸俗化，反其道而行之，大写丑恶人生，八卦谣言，美丑混淆；五是商业化，商业名人、娱乐名人、体坛明星、政治强人……什么人的传记好卖就出什么，乔布斯、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李嘉诚、普京等，版本都不少于七八种。

　　当下的传记文学最缺乏的，一是历史的立体感，传记文学是报告文学的一种，基础要求就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突出传主的个性特征，但当下的传记，缺乏深入地挖掘史料，要么泛泛而谈，要么平铺直叙，使得传主形象单薄无立体感；二是现实的厚重感，传记文学也是史学的一种，需要以史观今，作家需要通过文学的笔触，解决对传主公正、全面与富有穿透力的评价问题，但当下的传记，要么作家没有能力给出应有的评价，要么作家选择了刻意回避，使得传记除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之外，现实隐喻价值十分缺乏。

　　正是注意到了当下传记文学的现状与短板，对“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作协要求“首先史学主线必须真实，不能戏说；另外要有强烈的文学性，符合文学创作的要求”。看似简单的要求，实则要求极高。

　　热衷传记写作的畅销书作家，姑且不论有没有相应的史学底蕴和哲学思维，对当下浮躁的商业社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达到“发行量20万以上”，估计是信心不足的，要让他沉下心来去以创作经典的态度去创作一部文化名人传记，兴趣也就不高了。

　　坐在书房研究文化的学者，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现实科研压力与八股论文思维的惯性下，还有多少文学的笔触和想象的思维，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不少学者，似乎只看得见职称、课题等现实功利，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已经没有了自觉，自然选择应征传记写作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作协的解释是，这48位名人并非无人报名，只是作者挑选严格，言外之意是还没有找到合适者。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协的封闭思维。对一本传记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一是历史，二是市场，但没有机会，没有比较，将来推出一个孤本，成功与否也就注定只能是自说自话了。

　　作协选中的作者，不见得是历史和读者选中的作者；看起来有名有基础的最合适作者，并不必然带来想象的结果。实际上，与其让一人去赌“发行量20万以上”，不如多让几个人来竞争；与其让一人独享100万元稿费，不如分成小额来做基础支持。

　　历史可以有多个版本，传记“一枝独放”也不是春。“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意义不言而喻，但面对近半传主无人认领的尴尬现实，我们期望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