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所谓先锋文学潮流于今看来，实质是一次小说革命。通过这场运动，中国当代文学恶补了一课，完成了纳入现代文学潮流的转折。任何时代都需要前卫艺术。当年的这批人现在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不管如何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文学永远需要前卫意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

　　2012年2月14日下午，马原上了去昆明的飞机，两小时飞行之后他又乘车前往云南曲靖的会泽县。他去看望在自家门前被人打伤的作家洪峰。3月7日傍晚，余华也到了会泽。

　　朋友远道而来，洪峰感到欣喜：“我甚至还说，要是老友们同时来，我可以再断几根骨头。”

　　最近一年多以来，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接二连三地进入大众视野，各有缘由。莫言以近作《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余华出版随笔著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事项中选择了10个词汇：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他沿着这10个词汇标示的路径往返于过去与现实之间；格非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春尽江南》；马原在告别小说创作20年后重新捉笔，写出长篇小说《牛鬼蛇神》，被认为“体现现代汉语由夹生凌乱转向活力清雅有致，是划时代的作品”。而洪峰没有想到，他和朋友们再度相见是因为他的被打。

　　夜色中，老远就能听到珞妮山庄里藏獒的咆哮。洪峰戴着深度近视镜，怀抱15个月的女儿珞妮。他现在得提防着爱犬，“它们的力量太大了，我的肋骨刚接上。”以前每天他都去爬山，现在走路多了伤口都会带给他撕裂的疼痛感。

　　多年来的沉寂，并不表明这些先锋作家们消失，他们在生活中体验着“疼痛”，把这些“疼痛”变成作品。

　　“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沟通了。所以我在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后记里写道。

　　“他们写的不是小说”

　　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开始对文坛产生影响力。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这些类型旗帜已经倒下，新的实验性作品也在不断出现。1987年《收获》杂志制作了一期“实验文学专号”，有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和洪峰的《极地之侧》。

　　把《四月三日事件》寄给《收获》杂志编辑肖元敏的是文学评论家李陀。回忆当初，余华感受更多的是这一批作家的被拒绝：“那时我们基本是被选刊类拒绝的。我听说《中篇小说选刊》的主编在好几次会上都说过，坚决不用余华、苏童的小说，他们写的不是小说。”

　　《收获》在圈内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刊物，《四月三日事件》能够在那里发表让余华很激动，他说后来自己四分之三的作品都发在《收获》。

　　在新时期文学的记录中，通常把如下作家归入“新潮作家群”：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洪峰、吕新、刘索拉、徐星等。

　　尽管连年在《收获》发表作品，洪峰认为他并不是《收获》最为欣赏的作家：“《收获》更欣赏文体实验感强，具有极强精神特质的作家。比如马原、史铁生、孙甘露和苏童。”

　　苏童认为“新潮文学”源自拉美文学对青年一代的巨大影响。“为什么拉美文学能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别的地区没有看到这种景象？恐怕是大家都处于比较荒蛮的文化传统当中。虽然我们有旧文化，但‘文革’过后是很长时间的空白。拉美文学那种奇幻，和来无影去无踪的文学思维对我们有很强的诱惑力，有很贴近的感觉，而且你可以去学习。”

　　在苏童看来，这一群所谓先锋作家，在生活地域、文化结构和家庭背景上都毫不相干，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群体，拉美文学这个共通的源头“恐怕是惟一的解释”。[NextPage]

　　“爱情故事”被批判

　　洪峰与“新潮作家”们相识，是作为《作家》杂志社年轻的小说编辑。因为主编的信任，新锐作家的组稿任务落在洪峰头上。当时的文学期刊与作家的联系就是评奖和笔会。《作家》主办过一次文学评奖，史铁生、阿城都获过奖。莫言、余华、苏童、马原、皮皮、格非、何立伟等人都被请到长春参加过笔会。

　　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一期作家班。当时重要的先锋作家都被囊括进去。作为学员，洪峰在作家班上为《作家》杂志组织了一期小说专号，名为“爱情故事”。这期杂志印出来就被批判了。这些批判使吉林省倍感压力，刊有“爱情故事”的那期杂志被封存。

　　苏童在此期间完成的长篇小说《米》也受到批判。“《文艺报》直接点名批评。感觉是灾难性的……好在领导化解了。当时我才26岁。《米》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就是其中的性描写，当时还不能被接受。书出版后在仓库压了半年才拿出来，删掉一些内容，重新排版。”苏童回忆道。

　　莫言那时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欢乐》也被批判，他的好多作品被视为“暴露社会黑暗面”。

　　马原的短篇小说《大元和他的寓言》发表在1987年《人民文学》1、2期合刊。那期杂志同时刊有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篇小说对西藏民俗的描写被批为“亵渎西藏人民的感情”，杂志因此被收回，并直接导致了时任主编刘心武的去职。很多读者把马建和马原弄混了，“他们给报社写信批评我，我的小说也被找出来批判。”马原回忆说。

　　先锋文学的高潮没有持续多久便转入低落。

　　商业前景改变写作思维

　　1980年代末，作家“触电”开始成为现象。1988年，莫言的《红高粱》率先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而后是刘恒的《伏羲伏羲》（电影《菊豆》，1990）、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再后来余华的小说《活着》也被张艺谋拍成电影（1994），但至今没有公映过。

　　“第五代导演本身也是文学青年，《收获》是必读的。他们并不关注某个先锋作家的某个作品，而是为拍电影要人物要故事。那时先锋文学一下子就跟电影嫁接起来，被挑中作家的影响也从文学界扩展到社会。”苏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电影也给文学带来了最初的商业意识萌芽。作家们发现写小说的稿费这么低，而改编电影的报酬有那么多。1992年张艺谋付给苏童5000元人民币，购买《妻妾成群》的改编权。对导演身后的投资人来说，这么便宜的价钱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常常一下子买下很多小说的改编权，基本不还价。他们在无意识中完成了对作家的商业性启蒙。

　　“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小说是可以挣钱的，毫无商业的预谋和展望，有了电影（改编）以后，你在写作之前就想到小说的未来形态。商业前景改变了你的写作思维。”苏童说，“中国作家出版小说长期是稿费制，王朔第一个开先河要版税。他也是在几部小说改编为电影以后开始拿版税的。”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