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典化到大众化，传记文学的百年历程，始终与风起云涌的现实进程保持同步，其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镜像，折射出时代精神对其的征召与询唤。“五四”时期所开创的启蒙现代性建构，抑或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现代解构，无疑是传记文学两个极具症候性的发展阶段，当中所深藏之话语运行机制，值得今人深思。
现代性语境中的传记文学
经过一批濡染启蒙思想、拥有世界性视野的传记作家、学者的大力倡导，中国传记在“五四”时期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作为开一代风气的中国现代传记作家胡适，于1918年发表《李超传》，为一位遭受封建压迫贫病而亡的女大学生作传。其采用白话文写作，且是为并不相识的普通人作传，充分体现 “五四”特有的时代精神，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传记作品。20世纪20年代，鲁迅出版《朝花夕拾》自传性色彩很浓的散文集。郭沫若从1928年起开始撰写的自传性作品《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水平线下》等。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传性写作开始风起云涌，佳作迭出，蔚为壮观。1930年，胡适开始着笔《四十自述》。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的“自传丛书”，包括1933年出版的《从文自传》，1934年出版的《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郁达夫于1934年至1936年在《人间世》《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悲剧的出生》《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海上》《雪夜》等9篇自传性作品。谢冰莹的《女兵自传》(1936)、林语堂的《林语堂自传》(1935)、瞿秋白的《多余的话》(1935)、白薇的《悲剧生涯》(1936)、邹韬奋的《经历》(1937)、陈独秀的《实庵自传》(1938)、梁漱溟的《我的自学小史》(1942)、柳亚子的《八年回忆》(1945)等。除了自传外，为他人作传的风气也逐渐流行开来。胡适的《李超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的开路之作，随后有闻一多未撰写完的《杜甫》、郁达夫的《卢骚传》(1928)等，巴金撰写的《断头台上》(1929)、《俄罗斯十女杰》(1930)、《克鲁泡特金》(1932)等国外思想家、革命家的传记。另外，诸如顾一樵的《我的父亲》(1933)、盛成的《我的母亲》(1935)、陶菊隐的《蒋百里先生传》(1938)、赵轶琳的《李宗仁将军传》(1938)、杨殷夫的《郭沫若传》(1938)、张默生的《义丐武训传》(1943)、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1943)、吴晗的《明太祖传》(1944)、骆宾基的《萧红小传》(1947)等，冯至的《杜甫传》写作于1946年，陆续发表在《文学杂志》《新路》《小说月刊》上。这些传记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在创作旨趣上，中国现代传记作家表现出明显的文史分野，轻重有别，各擅胜场。鲁迅的《朝花夕拾》，据作者称，这10篇文章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因而是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色彩的传记作品。童年的生活经历、少年的艰辛求学、江南的民情风俗以及周遭的亲朋好友等，都在作者笔下一一得到翔实刻画、真实再现。然而，由于鲁迅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使得他撰写的这些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文学趣味，形成寓浓情于清淡的艺术风格。谈这样清新的回忆文字，正如作者忆念小时候吃的故乡蔬果，“极其鲜美可口”，经常产生“思乡的蛊惑”，“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我们的读者追随鲁迅的文笔，也难免产生对故乡的美的遐思。郭沫若撰写的自传性作品《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作者如实记述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由于作者本身就是一位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因此他的传记涌动“五四”时代的激情，充满着奇异的情思和浪漫的诗味。郁达夫是一个主张传记创作的文学自觉的作家，他撰述的自传性作品《悲剧的出生》《书塾与学堂》《水样的春愁》《海上》《雪夜》等，摒弃中国老套的传记方式，而将自己的一生分为童年、少年、书塾、洋学堂、嘉兴、杭州、老家自学以及日本留学等若干时段来叙述，且各篇叙述内容不同，重心有别，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作者将经过记忆筛选后的生活片段，通过生动的文笔，再现自己那段失而复得的心路历程。如在《水样的春愁》里，郁达夫用抒情的笔调，描摹了自己与邻居女孩离别时产生的爱慕情愫：“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沉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而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这种感觉极其细腻、真切，很值得回味。沈从文的自传也与郁达夫一样，颇有文学趣味。他称自己写自传是为了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而且认为“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 他与郁达夫不同之处在于，内敛自己的情感，喜欢以“故事”的方式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从自传各篇章所设置的小标题，就很可以看得出来：《我所生长的地方》《我的家庭》《辛亥革命的一课》《一个老战兵》《清乡所见》《姓文的秘书》《女难》《一个大王》等。可见，沈从文在30年代创作小说时偏爱于故事，这种叙事策略难免也带进自传的创作中来，使之具有“小说的故事性与抒情性的特点”。
在现代中国，也有不少传记作家、学者在其理论构建和创作实践中体现出对传记作品“历史”属性的不懈追求与坚守。胡适撰写的《四十自述》，最初的创作设想是从40年人生经历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如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文章一开篇就以顺弟(胡适之母)的视角，通过乡村神会场景的渲染和乡民你一言我一语的烘托，十分生动地写出三先生(胡适之父)即将出场的情形。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小说笔法。然而，接下来的章节却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那种追求“纪实传真”的本性显现出来。因此，胡适这本自传作品，既是“给史家做材料”，又能“给文学开生路”， 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则是本着“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的理念，在其撰述过程中，注重运用一切来历、有证据的史料，哪怕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是追求有根据的，不作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样的作品坚如磐石，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再者，冯至的《杜甫传》把杜甫作为传主对象，甘冒相关史料匮乏的风险，采取严格的史料考证与引用，使作品成为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同时也是不愿意使之成为像莫洛亚所写的传记那样，几乎成为“自由的创作”。
总而言之，进入“五四”后，现代知识者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提出以现代西方传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为创作范式和批评尺度，有力促进了中国传记的文体变革。现代传记作家高扬人道主义思想和个性主义，为中国传记观念和创作带来涅槃中的重生。他们站在世界视野的高度，旗帜鲜明地倡导现代传记的“文学性”立场，在促进中国传记的现代性转型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记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在创作旨趣上，他们虽有明显的文史分野，轻重有别，但师心使气，各擅胜场，其传记均具有“史蕴诗心”的审美特点。
消费语境下的新世纪传记文学
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性未及完整建构，在新世纪之初就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无情解构，当然依旧怀抱启蒙现代性观念的知识界，或许囿于“伤寒玛丽”的尴尬隐喻，而不愿承认其文史声望的品牌行销。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当下的传记文学创作，有意无意地与后现代消费文化和光同尘，渐次由现代知识者的精英式言说，沦为庸常小资之附庸风雅的枕边之书。不言而喻，市场意识在当下生活中占据主导已成事实，缘此作为象征资本之知识精英文化的商业性因素悄然生成，并疯狂膨胀也是势之所趋，况且文化消费机制一旦形成，就不再是所谓个体心性之独轮车行走，而是学术、经济、技术、社会等多轮驱动的大篷车。有鉴于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占据中心的时代语境，笔者以为，一味搁置问题的鸵鸟政策显然无补于事，而应在传记文学的多元创作格局中，审视其与商业时代精神的互文关系。
首先，市面上风靡一时的传记文学“新作”，特别是一些所谓明星传记、伟人传记，当中不见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也无现实经验的时代风骨，充斥亦真亦假、以假作真的微小叙事，当为应时而发、草率成书，迎合当代大众的窥视欲望。进而言之，其在告别启蒙与自由两套堂皇叙事之后，无论是外在的操作流程还是内在的叙述内容，都比应快餐文化产品的特点，如“快速机械的制作流程、无深度的平面化导致的易接受性、以猎取商业利润为主要目的”，高度契合、惊人一致。其次，文人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物传记，在传统上与大众消费为直接导向的亲民书籍不相往来，然而也被资本之手整合其中。如适应视觉文化时代之莅临而再度崛起的“画传”，是为明证。所用纸型豪华，排版制作工艺精湛，精美彩图目不暇接，美则美矣可惜图文无关，徒然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装饰性。原本字数有限的小书一本，售价不菲，绝非囊中羞涩之文艺青年所能承担，同样也不是“重质轻形”的学界学人的追捧目标。此类精美画传的消费活动，约同购买一套名著精装版的盒子，高置主人客厅显眼处，纯属表演仪式，与现代传记之启蒙初衷南辕北辙。进而言之，此类传记的购买者按其群体归属，可纳为小资群体，其崛起的近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改革所催生的新阶层，也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运动的不远呼应。缘此，玲珑雕琢、图文并茂的画传，正是迎合以“悦读”为指归的审美需求。平心而论，在读图时代图文互证的理想或许不合时宜;但是当中字字珠玑的优雅辞藻、美轮美奂的插图相片，却是相对独立甚至超越内容本身，具有穿透时空的艺术生命力，满足思想空场之休闲时代的审美诉求。而且知识分子作为符号产生的晕轮效应，积淀传记文学市场之强大的号召力与忠诚度，故而成为消费文化中的符号英雄。
(实习编辑：岳金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