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僧”·“富矿”猛掘者·航标工
——从两则新闻谈张友文三本公安文学评论专著
日前，张友文先生将其大作《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赠给我。捧在手上，沉甸甸的；浏览一遍，厚实实的；挑几篇咀嚼一下，香脆脆的。于是，不觉心痒，捉笔又放下。欲评论之，又吃不准，搁浅一周，冷处理了一下。
昨天，随便翻翻，看到《人民公安报》2011年9月23日《剑兰周刊》头条“茅盾文学奖眼中的公安文学：这里是一片有待挖掘的‘富矿’”，又从网上看到了“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揭晓”的报道，感慨良多殊深，于是又捉笔了。
人民网昆明11月12日电 （记者常红）今天，“恒光杯”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颁奖大会在昆明召开。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一二三等奖三十部，优秀作品奖八十部同时揭晓。大赛还增设了一个特别奖，并为十个公安消防总队颁发“优秀组织奖”。
特别奖的获奖作品《危情海地》的作者钟荐勤是一位边防警察，他生前多次赴海地维和，是2010年1月海地大地震中不幸牺牲的八名维和警察之一。
本次公安文学大奖赛是新世纪以来规模比较大、参赛人数比较多、质量比较高、文学性比较强的重大公安文学赛事。大赛由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联合主办，公安部消防局和人民公安报社共同参与发起，自2009年6月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批生动反映公安生活的文学作品新鲜出炉。一年多时间，大赛组委会共征集到公安文学作品801部，合计约3300多万字。（摘自人民网）
嗬，好家伙，八百零一部！三千三百多万字！已可用“天文数字”泛概念了，获奖共一百一十部！也当属“巨大”了。但无只言片语涉及“公安文学评论”，令我又惊诧了一回。
此前是发现杜元明先生的杰作《必须加强公安文学评论——兼序张友文的<聚焦公安文学>》有所涉猎，颇有同感。杜先生说：“为了汰劣存优，避短扬长，沿着正确和健康的方向前进，应重视和加强文学评论，鼓励文学批评，使公安文学全面繁荣发展。”
杜先生把“文学”二字拆开来说，乃是妙招，是新说文解字，是心解，是创意。此当在其前文的“双轮”“两翼”比喻之上的。我以为，评论是“筛子”“镜子”“哨兵”“向导”和“灯塔”。
著名作家、书评家萧乾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举起“书评”大旗。他大学毕业的论文便是《书评研究》。他在《大公报》主编副刊时开办过“书评专刊”。他写道：“书评是文化的筛子、镜子和轮子”，“是读者的顾问、出版界的御史，是好书的宣传解说员，是坏书的闸门”。到了1982年，这位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老人还撰文呼吁：“广大读者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书评这个哨兵和向导了。”今天读来，仍倍感亲切与现实。
张友文先生一口气推出的三部“公安文学”评论集，对近年来的公安文学作品分门别类，尽职尽责地进行了丰富而又细致、集中而又精炼的评论。纵观一百多篇评文，大抵上可属“一石四鸟”型。此型首创者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沈从文先生。他把书评（写得好的——笔者注）比做“一石打四鸟”。这一石是评文。这“四鸟”是“作者、读者、书评者自己、编辑出版者”。这当然是书评的高端，是书评家努力的方向。张友文先生正是在崎岖山路上，不断攀登，向此端奋进的“苦行僧”。[NextPage]
就公安文学评论的文字而言，他是能轻车熟路，左右逢源的。但这些文字的发表比撰写难了何止十倍、百倍、千倍？！
他的三部专著系统总结、评判了当代知名公安作家包括王仲刚、郝泽军、杨佳富、穆玉敏、但远军、李培刚、程建国、艾璞、黎明辉、翟勇彪、袁瑰秋、朱东锷、张暄等的作品，还包括张笑天、海岩、陈源斌、裘山山、刘继明、胡学文等非公安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引导并帮助读者欣赏、理解作品，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从时代和社会的美学高度，探讨公安类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文学创作规律，总结他们的创作得失，运用文艺评论这把利剑，规范公安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意向。这些文章文笔清新，文字亲切，注重直觉感悟，通过形象、象征、类比等手法，启动读者思考，坚持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隐恶、不虚饰、不拔高，系统分析、纵横比较，以理服人。
但在这三本专论的背后，却有着沉重的“难言之隐”，也有作者的坦然“自白”。
欢迎“苦行僧”
我看到刘茂华文学博士的来信，感慨颇似。兹引其函一节以告读者。刘博士云：
友文兄：
暑期过后归校，收悉大作并详细拜读，为兄之执著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我从后记中得知你出这些著作均为个人掏腰包，几乎是“倾家荡产”，其情何堪，其为何难！我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了。倘若换上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而现今，许多所谓“学者”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却终日无可事事，或用这些钱吃喝玩耍，与兄相比，真乃天上人间之隔啊！
这种“苦行僧”才是该词的本色。拂去人们附加在它身上种种“别解”、诸多“贬义”之“浮尘”，这类执着、艰苦、坚韧的“苦行”“高僧”应该欢迎。
说实在话，造成这种局面的前因后果，可谓众所周知，我不想再饶舌了。我只想强调张友文先生对此的态度。他在《点击公安文学》一书的《后记》的末段中坦言：
尽管从事公安文学评论是件苦差事，但我绝不会退缩。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坚信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我将不辜负领导的关怀、作家们的厚望、同事的携手、亲朋好友的期待，依然在公安文学评论这块荒野上孤独漫步，为警察说话，为公安文学发声，为《点击公安文学——21世纪公安文学解读》第二辑做准备。
他不仅准备好了，不仅出了“第二辑”，还出了第三部。这执着这坚韧的精神，委实令人感佩。
他对眼前相当严酷的现实，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有着无比高远的志向。他在《聚焦公安文学》的前言中写道：
在这消费时代、娱乐文化的语境中，文学批评已流落到了“边缘”之边缘。也许本人从事公安文学评论已经很不时髦了，但我不会“见风使舵”，立马收回已迈出的脚步，而会像人民警察一样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决不退缩，因为矢志不渝地坚持言说公安文学是我有生之年的宿命。[NextPage]
于是，他在笔耕不辍之上，更上层楼，又办公安文学网站（http://youwen2039.blog.163.com/）、开微博。他办网站的宗旨是：向西方宣传中国形象、宣传中国警察形象，向国人宣传人民警察形象，长公安干警之正气，正公众舆论之视听，并力争实事求是地解读公安文学作品。有“知音”评说：
张友文立足公安文学评论的企划是开放的。他坚持写英语博客，宣传中国警察形象、中国公安作家、公安作家作品。借助英语这一工具向世界广播中国的公安文学，开博数年，点击他两个英文博客的人次超过4万，这是中国警察自己的一扇对外宣传的窗口。近几月来他又在网易上开办公安文学网，集中介绍公安作家和作品，传播公安文学动态。一个人的张灯结彩，热闹的程度固然有限，但毕竟有人做了，为将来的风生水起吹响了集结号。（摘自黎明辉《山径中独行的评论家——也谈张友文的公安文学评论》）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诚然，友文之于公安文学评论，已渐入此境。不过，王国维所引柳永《凤栖梧》词中的这一名句，我以为还不足以形容出他对公安文学评论那难以割舍的心结与情怀。
“富矿”猛掘者
昨天，翻《人民公安报》，读9月23日《剑兰周刊》，其头条是：“茅盾文学评委中的公安文学（引题）”“这里是一片有待挖掘的‘富矿’（主标题）”
据撰者蓝茹称：“9月2日，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的学员来到北京节顺义区‘中国作家馆’，与茅盾文学奖评委彭学明、李掖平、周大新进行了零距离对话。之后，学员就公安题材文学作品的现状及不足等问题与评委们做了进一步交流。”
周大新先生指出：“公安领域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一定会有公安文学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我相信并期待着。”善哉，斯言。
对于这片“富矿”之“有待”挖掘之说，笔者不敢奉承。远的暂且不说，就建国来一些较好的公安题材作品，早已有人挖掘，有的还相当有深度。如《国庆十点钟》《英雄虎胆》《秘密图纸》《虎穴追踪》《蓝色档案》《保密局的枪声》《开枪为他送行》等电视作品及其评论，我曾有涉足，又读过不少，故至今仍记忆犹新。更近的只说说张友文先生所评一百多部（篇）（首）作品，仅评论文字已达六、七十万，原著自然是一个准天文数字了。由此可见，并非“富矿”“有待”挖掘，而是挖掘的宽度和深度是否到位。
窃以为，张友文先生的三部专评，足以证明他是“富矿”的“猛掘者”。自2009年6月出版国内第一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后，其情其才其势其意，排闸而出，一泄千里。2010年6月推出《聚焦公安文学》，继之2011年6月续出《盘点公安文学》。这些评论，恰如雨后春笋，可听其拔节之妙音；又似雨后彩虹，可见其绚丽之美色；还像细雨共伞，徐行娓谈。
这些评论，基本上涵盖了公安文学新作的各个方面。既有影视类、小说类、报告文学类、诗歌（词）类、散文类，还有其他类；既有名家个人专集（如王仲刚专集），又有初出茅庐的新人新作（多例），还有对公安文学求教者（如沈雪）的点拨；既有书信往来，更有网站交流；既有对作品内涵的剖析，如对王仲刚、郝泽军、李培刚、穆玉敏、程建国、翟勇彪、袁瑰秋等人的作品的赏识评判，几乎占总评的一半以上，又有对作品形式和语言的分析和评点，如《预备警官》的语言艺术等，还注意到了公安作家美学中的佛学意味；既十分关注公安作家这一主体，诸如房学经、牛力军、郝泽军、陈计会、邓醒群等等，又兼顾非公安作家写公安文学的这一群体，如裘山山、陈源斌、刘继明、胡学文、海岩、张笑天、吴克敬、田耳、奚同发等。
在评论中，张友文先生能坚持文学批评的原则。他从不搞商业式的“势利批评”，也不写无原则的“人情批评”。纵观今日之文学批评，我立马想到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名篇《骂杀与捧杀》。周先生写道：“总说近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NextPage]
鲁迅先生此文写于1934年11月9日，后选于《花边文学》，今在《鲁迅全集》卷五，第468页可读到全文。他67年前的“简论”，说的好像就是今天的事，我真佩服周先生“先见之明”。我同样佩服友文的评论。总的来看，张评还是相当客观、公正、不唯上、不唯名的，以作品为依据，以理服人，说理颇为充分。他对武和平作品的评价就是一例。
武和平先生是著名公安作家，又是公安部宣传局局长。他评价过武先生《掩盖》中警察形象。评文指出：
《掩盖》不是一部应景之作，而是公安作家武和平经过长期积累和深思的、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审美追求的作品，体现了健康和雄大的文学精神。
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体现了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审视、感悟和反省。作家与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而这种遇合关系的建立，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作用。
武和平说《掩盖》90％细节是真实案例，涉及打黑、侦探、反贪等多个领域，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下过乡，务过农，当过村官、教员，历任开封市派出所户籍民警及内勤、分局侦察员等。他做警察办的第一个案件嫌疑人，竟是与他同吃一个乳头长大的奶弟。他亲眼目睹两小无猜的奶弟被赴刑场……。
这一经历就写进其长篇小说《掩盖》之中：新任女公安局长严鸽决意揭开黑幕。几番较量之下，她发现这艘大船的位置与一起恶性矿难有关，而制造并通过运作权力掩盖这场矿难达六年之久的矿主，正是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孟船生……
丰富的阅历使武和平既具胸襟和视野，又有基层公安生活实践，深知警察的苦衷和破案的艰辛复杂，于是在文本中塑造了各具特色警察形象，有执著坚守警察信念的副局长曲江河、袖珍警察卓越、猴探长王玉华、刑警仇金虎，有变节堕落的局长助理马晓庐等，他们性格特点各不相同，编织成了色彩纷呈的人物画廊，为丰富当代公安文学作出了努力。（摘自《点击公安文学》P252）
该文说的合乎分寸，恰到好处。同样是武先生的作品《污点》，张则以“武和平的《污点》创作得失谈”为题，也进行了求实评点。在肯定武先生“驾驭长篇能力”之后写道：
阅读武和平的小说《污点》，可以看出他驾驭长篇的能力。布局谋篇，严丝合缝，没有自相矛盾之处。细节感人至深，恰到好处。闲笔乍看是信手拈来，仔细揣摩，实则是作家心血智慧的结晶。文本中构建的两个警察人物形象黄河平和曾英杰都是非常成功的，不管他们是正面典型，还是负面典型，他们两人身上都有一种警察意识。尽管由于曾英杰的疏忽大意，无意之中被犯罪分子利用了；黄河平的“那双眼睛里的儒雅英气荡然无存，代之以商人的世故圆滑，加上熏得发黄的手指和一副倦怠的神情，活脱一个日常惯见的那种烟酒过度、纵情声色的小老板”。但是，他们两人头脑中的警察情结相伴始终，正在打动或将要打动部分读者。（摘自《点击公安文学》P246）
此后，他又指出了《污点》不足之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污点》的不足之处是太像戏了，处处是巧合，随处是故事，像凌清扬与秦伯翰和龙海之间的恩恩怨怨，何雨系凌清扬之女。偶然因素太多，给人的感觉是缺乏生活的实感。故事性太强，必然对文学性有所减损。
我以为，《污点》还有一处硬伤，那就是让黄河平担任何雨的线人。这在实际公安工作中是不允许的，连曾英杰都说：“何雨，我是在保护你，也是对警队负责，你太容易受情感左右了，他（黄河平）现在是啥人？是灰色线人，不是你过去的恋人……”；“搞公安工作千万不能讲私情，这样会坏大事。”（摘自《点击公安文学》P247）
对于一位名作家、上上级，友文能以武先生为良师，自己作益友。这使我想起了《论语·季氏》“三友”说。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我想武先生肚能撑船，胸可驰马，才能与评者合影（见《盘点公安文学》插页彩照），才能为之题词：“公安文学评论是公安文学创作的园丁和啄木鸟”（见《聚焦公安文学》插面）。[NextPage]
诚然，评点《污点》是啄木鸟之举。它啄得颇佳，亦勤，也深。正如“知音”所言：
在《当下公安文学之得失》中分析了公安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诸多缺憾，具体表现如下：一是没有把握好叙事的道德底线，大肆渲染杀人，死人太多，宣扬的多是暴力美学；二是重故事、重情节，不注重叙述技巧；三是形而上不足，隐喻性的细节不多；四是部分公安文学作品中的警察被塑造成了基督徒，不符合中国国情；五是历史文化典籍换量不大，也就是互文性不够；六是依然采用宏大话语，高扬惩恶扬善之大旗，没有挖掘人性的深度，没有写出灵魂的搏斗。这些看法未必能完全得到大家的认同，但是每个创作者多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启示，彰显了张友文的胆识与前瞻性。有张友文这样的评论家的前瞻意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公安文学创作一定会出现重大突破。（摘自曾庆江《剑走偏锋•多路出击•旗开得胜——关于张友文的公安文学评论》）
对初出茅庐者，如沈雪，评者又像园丁，热情指点，故她致函“感谢张友文老师”：
我觉得在文学圈子内，除了文字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警察；在警察圈子内，我又具备了一定的文字能力，比起成天只知道工作和破案的战友们又多了一些用文字记叙的优势。所以我在圈子的交叉处徘徊不定。
前些日子，我在公安部宣传局公安文化栏上看到了张友文老师的大量文章，差不多都是对公安文学的评论，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理论性文章。张老师是在大力倡导公安文学的复兴，说公安文学现在到了大力弘扬的时候了。他的观点和论述让我豁然开朗，我有一种徘徊在十字路口一下子找到回家路的感觉。
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并且占有一块丰沃的素材领地，我为什么不写我们的人、我们的事呢？于是我按图索骥，联系上了张老师，请他一定给我点拨点拨。没想到正在领略异国风光的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回来后很快便给我的书集写出了让我感动不已的评论，毕竟是懂警察的同行，能够站在警察的角度看记叙警察的这些文字。昨天在看了张老师从网上发过来的评论时，我竟然第一次认真地回想自己写作这些文字的经历和文字当中的一些场景，自己狠狠地感动了一次。
张老师说，他准备把我们警察的一些作品翻译到国外去，他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想：凭张老师渊博的学识，勤奋的作风，他肯定会成功的。张老师还说，他要出版一本专门写公安评论的书集，我想，在国内、在我们公安系统他恐怕也是第一人了，所以我不止一次跟张老师说：他书集的出版，将会在我们系统内掀起一轮公安文学的热潮。
所以，我要感谢张老师！感谢他的评论！感谢他的鼓励！也祝福张老师写出更多的作品，希望他的书集早日出版。（摘自《点击公安文学》P274）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所说的“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见《鲁迅全集》卷三，1925年10月22日，114页）
话说回来，武先生所题，虽只短短二十字，但形象、生动、深刻、透辟、精粹、警策，把两门学科、两个群体关系一语道破。这是一般格言、箴语、座右铭所望尘莫及的。非圈子高手，不能为之。字字千金，力透纸背。文约义丰，回味无穷。百步穿杨，一石数鸟。非凌云之大椽，莫书掷地之金声也。友文当珍之、识之、行之、嘉之。笔者已撰短文，专述，在此仅“点击”而已。[NextPage]
辛勤航标工
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么，舵手又靠什么呢？答案可能是多元的，而最根本的，我以为是靠航标灯。再问，航标灯正常又靠什么呢？这只有一个答案：航标工！
60年前，读初中，记得有篇课文《红领巾》，是苏联一位作家写一位小学生见到狂风把航标灯罩红色玻璃吹掉了，红灯变成了白灯。他急中生智，解下项上红领巾罩上，航标灯恢复了原来的红色，避免了一场“船祸”。这给我印象太深了，至今记忆犹新。航标灯、航标工才是大海航行最可爱最可敬最可靠的舵手。友文之评，虽还不及航标塔、航标灯，但委实是一位称职航标工。
黎明辉先生把友文比成“山径中独行的评论家”。末三字大体是对的，前五字就未必了。不过，黎先生有三段文字颇合我心，兹录如次，免我啰嗦：
世上有些路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才成的路。其实世上有些路是靠一个人走出来。记得多年前一篇小说写高峡间的航标站，长年住着一个航标工，每天要去江边挑水，那面山坡崎岖寂寞，只有他一个人上上下下，日复一日足迹呈现出弯弯的山径，经年累月便成了一条路，可喜的是后来换了新航标工，这条路砌上了石梯，最后竟成了一条水泥路。
此种人生行立的状态可以概括为一种“山径独行”的现象。
当今中国公安文坛倾心致力于公安文学评论的张友文，极像小说里写的那个航标工，也给这种“山径独行”现象提供了又一个活生生的范例。
评说文学作品历来是读者的权利，读者以个人的角度和感受素来理直气壮，以他的话说“是以自己的眼光打量作品，用自己的心来言说。”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去品读公安文学作品，从写出一篇到上百篇，使之成为一种专注专评，后来集篇成著，几年工夫已出版3本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三本书出自于一人之手，乃洋洋洒洒65万字，实在让人为他的累累硕果感佩不已。（摘自黎明辉《山径中独行的评论家——也谈张友文的公安文学评论》）
友文兄，人到中年，事业如日中天。试看将来公安文坛上，必又有一颗新星升起。这是我所期待的，更是广大公安文学作者、作家们所厚望的。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公安文学要写出与公安事业、公安工作、公安大军相称的佳作，固然不易。要写出与之，与公安文学创作相称的评论，似乎更加不易。我以为，假以时日，必有称者，衷为祝颂。
评委的启迪
周大新先生在答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问时，坦言：“公安题材文学创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十分容易写悬念、侦破类的文字，具有畅销书的潜质，但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则需要突破行业的限制，上升到对人性、人生的思考和挖掘，让人能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教育。要善于从公安人物身上找到人性的光辉，一种其他行业都能学习、借鉴的精神或品质等。
彭学明先生答疑指出：“如果作品只是一根光秃秃的原木，没有枝叶和花朵，那无疑会让美感大打折扣。”[NextPage]
李掖平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如何使描写进入真正的文学层面，是我们寄希望于广大公安文学创作者的。”这是诤言，是高端激励之语？还是隔行隔靴之举？我看尚有商讨余地。但评委之心是赤忱的、火热的。
这对文学评论也同样是热切的、厚望的。
纵观当下公安文学创作，虽精于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极尽一波三折，山重水复、云遮雾罩、柳暗花明、异峰突起、山雨欲来、大海捞针、峰回路转、水落石出之能事。这无可厚非，但拙于工笔刻画，劣于细腻描摹，少于心理剖白，缺于典型环境之勾勒，尤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及典型性格之间关联不甚了了。大多作品仍停滞在“英雄高大全、坏蛋假丑恶”的脸谱化、表面化、平面化、概念化、公式化、程式化的层面上。评论对此应该说“不”。
语言是文学的“门面”。纵观我们的公安文学创作，多数还欠缺锤炼和打磨的功夫，有的甚至误以为“老大粗”是“豪爽”，“哥们”是“正义直爽”，“吼叫”是“公安气魄气派”。评者要对此叫“停”。
审美和情趣，当是文采亮点，作者、评者、编者、读者都在关注和追求。明代袁宏道《瓶史·宣称》中指出：“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宋代邰雍更进一步：“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在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见《善赏花吟》）张先生是园丁，是赏花行家，始终抓住评文主线——审美。
情趣与审美相辅相成。袁宏道说美之后，又说到“趣”。他写道：“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见《叙陈正甫会心集》）他“人不能下一语”，友文当可下之也。
当写入“两史”
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恰如骨骼与肌肉、躯体与神经。创作丰富评论，理论指导实践。从我国几千年来的创评情况看，评论滞后于创作，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个中也出现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张炎《词源》、严羽《沧浪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沈德潜《说诗卒语》、袁枚《随园诗话》、李渔《闲情偶寄》、刘载熙《艺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等，但与浩若烟海的文学创作相比，大有“沧海一粟”之叹。现当代虽有所改观，但总的格局依旧。憾哉，痛也！
公安文学创作实绩，与其他创作比较，大有相形见绌之感，即使是与行业近邻军旅派创作对照，也有自惭形秽之忧。《人民公安报》9月23日《剑兰周刊》第5版几乎全是关于此的报道，读来令我唏嘘不已。
好在今有张友文氏脱颖而出，欲飞冲天。三部专著，不仅填补了公安文学评论的一大空白，而且应当写入《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或评论）史》中。我以为，前者可列为“专节”，后者则可辟为“专章”。这专著在公安文学界当为专论，为研究生和研究者（含研究员）“必读之书”。它是当之无愧的。我在此为它鼓与呼。
如果有人相当知情，十分体贴地称他是“山径中独行的评论家”，则我在此借贵刊一角，“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寥里奔跑的猛士，使它不惮于前驱。“（鲁迅《呐喊》语）
我知道，友文是“不惮于前驱”的，有他的书为证。我知道他正是“奔跑的猛士”，有他的人可证。但愿我的“呐喊”是“多余的话”，但愿我的这位老同事、新邻居、小老师能以“苦行僧”的精神，“富矿”猛掘者的干劲，“航标工”的情怀，为公安文学创作点亮一盏明灯。
当此航标工用生命之火，点燃生命之灯；当其如炬，普照“作者、读者、编者、评者”之际，我会再唱一首“赞歌”吧。
走笔至此，东方既白，天已由阴转多云，转睛……
辛卯国庆于汉口知困斋[NextPage]
作者简介：柯宝成，男，1939年1月1日生，湖北武汉人，研究员。出版各类书一百余本，主要成果有《南唐李后主全集》《李清照全集》《唐诗六百首》《唐诗宋词元曲各三百首》《生活哲理小辞典》《中(小)学生多功能词典》《奥林匹克杯全国作文大赛获奖作品精选精评》《外国学生优秀作文选评》《同步作文》《大学语文教与学必备》《奇巧佳联》《佳联选评》《中国悬疑精典案件侦破系列》《外国悬疑案件侦破系列》（待出）《陶渊明全集》（将出）。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