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两大写作阵营小说和诗歌同样且同时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但诗在理论层面上的自我觉悟相对而言要早一点，要自觉一些，每个诗人都在一定的理论——借鉴的或是自创的理论——的支配下思考着社会与生命的关系，因其带有一定的自觉性，诗歌理论一度十分活跃与鲜明。其活跃与大胆让其它文学创作者欣羡。当诗人说，诗的问题只剩下一个语言的问题了，当代小说家面对诗人的这番感悟，也不是没有感慨。当代小说写作者虽然没有旗帜鲜明的理论主张，但是文化精神从小说中撤离得却十分迅速，在这十多年一撤再撤的过程中，语言就成了小说的唯一的留守者。这不一定是小说家象诗人一样，从深处认识到了语言的文化功能，但为越来越缺乏思想的小说写作退守到语言的最后阵线找到了理由。
当代文学：语言留守式写作
小说叙事过程本来是思考生命与文化关系的过程，这包括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描述这类关系时，文学作品要展示精神观念、自然观念以及物质观念。在被理论家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中国的文学做得还算符合文学精神，但是，近十年当代文学面对这些问题似乎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使语言成了文学的唯一。
如果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者真正秉持语言的文化精神，而表达相应的文化状态，对于文学也不算是什么坏事，但是目前写作者仅仅为了弥补思想方面的缺勤，而将语言前置，让其成为写作的前部，那于当代小说就不算是什么好事了。面对语言与文学，丹尼·卡瓦拉罗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如语言和现实、词语和事物、词语和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词语是如何传达某些意义或者观念的？语言是否体现了普遍原则？它所表达的究竟是世界“是”什么，还是我们“认为”是什么？我们能否不通过言语来表达事物？中国当代小说家似乎没有思考这些问题，一是无暇顾及，二是无力顾及，三是无意识顾及。无论这三种情况如何善良，但是他们遗失了小说应该承担的责任。其责任是文学必须思考清楚社会在失责的状态下，文学是否必须通过语言让社会清醒起来，并接受文学为政治、为社会找到的方向。
如果不能这样，我们以及文学就没有资格忧郁、伤感、苦闷，而忧郁、伤感、苦闷不是文学的全部，也不是文学的本质，它或可是文学的行为气质，但不是文学的实践行为。如果不能这样，语言没有描述清楚事物状态，语言如果没有描述清楚生命存在的状态以及某状态下的存在方向，那语言就必定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也将承接这一苦果。
既然语言会致命于文学，那就得认识语言。西方语言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派观点是唯实论与唯名论。唯实论相信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共相，并认为具体事物所分享的共相是抽象的、永恒的；唯名论否认有一种超验的共相，并宣称客体及其属性仅仅是名称而已，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特殊的。以下两种确认对当代文学没有形成不可接受的悖论，假设中国当代因为某种文学政策使其不得不退守到语言这一最后的阵线，创作行为不得不让文学求助语言的力量，那么当代作家在认识物质世界的过程，语言就必须要把握抽象的共相。在具体的写作中，涉及到个别的特定的事物，让个别的特定的事物共享事物的共相并没有错，让写作涉猎的事物的表现或是突出共相，正是我们中国文学理论——无论是红色理论，还是蓝色理论——一直提倡的代表性的表现。当代文学写作无论是拒绝这类思考，还是保持这类思考，但文学确实要传达特定的知识，传达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传达生命存与与存在环境的关系与形态。当然不能把文学传达的知识与哲学、科学知识相提并论，甚至划上绝对等号，但是它确实属于知识范畴，确实要符合文学的理想的行为状态。
也许中国文学在面对理论家们的讨论时过多地表现了犹豫，在塞克斯都·恩披里珂这类的怀疑论者的影响下，一会儿相信语言获得与现实之本真状态相符的理想名称至关重要，一会儿认为词语与事物根本就是分离的，语言根本无法呈现事物的实际存在。这类犹豫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者们对语言没有作过严肃的思考，因而也就失去了精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我们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剥离叙事的方式，我们看到叙事语言展现的功能几乎凌驾于思想之上，或者语言的惯性、或是写作者过于放纵语言而使语言和思考成为互为游离的两相。在叙事过程中，语言营造的神秘性、语言构造奇巧的故事结构消灭了文学的企图，这样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这样的叙事作品，只能让我们穿过一道语言的长廊，而无法触到文学传送的知识。面对写作者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手记或是媒体访谈，要我选择的话，我比较喜欢看他们的创作手记或是创作谈，他们在针对某一篇小说的创作手记确实让我们看到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看到他们的思考，看到不失深刻的理论支架，也能看到他们的某个思考的切点。但是，当我们针对他们创作谈再来看他们具体的作品，往往觉得作家的创作谈“言过其实”。其实不然，一位叙事作家在他的创作过程中确实有过名符其实的思考，但是一旦落入具体的创作，落实到语言和表达上，就会发现语言损坏了写作者的思想，语言没有传达出文学写作者要传送的思想，更没有传达出文学写作者要传送的知识。
如果用语言来传递知识，词语和事物之间必须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退一步来讲，如果当代文学要用语言来传达某种特殊的、进入某一篇特定的小说的经验，语言与社会生活必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写作者没有思考清楚这些问题，写作者要传达的经验也引不起共鸣！中国当代小说陷入这一泥沼，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然中国当代作家极力回避这一泥潭，将本属精神的文学写作物资化，甚至于写感官体验，以期引起读者从感观到观念上的认同，但是新鲜了一时的卫慧绵绵等等，也没有摧毁中国人仍然坚守的道德阵线。即使如此，这类作家还是因为创作或是使用语言的惯性在做着徒劳无益的工作，只是，坚持到最后也就陷入到语言留守式写作。
语言留守式写作毁灭词语与事物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仅作语言的留守状态，而且进一步陷入由物资主义的肉体筑成的泥潭，这也必将陷入个人对事物判断的失误，必将陷入词语对词语的解释。这就像高尔吉亚所断定一样，我们传送给别人的词语，就是我们所能传送的一切，我们并没有直接传递什么共享的观念和概念，即使有，在观念和传递方式之间也会存在隔膜，因为这些词语总是由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和解释的。当中国当代文学因留守的语言，在传送和观念之间筑起了一道绝缘的墙，词语总是由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和解释，这就形成了语言循环往复。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了强劲的理论根据。柏拉图指出，虽然我们使用的语言可能纯粹是任意的，是习俗使然，但概念却不是，因为概念关乎真理与谬误。在柏拉图看来，语言获得与现实之本真状态相符的理想名称至关重要。柏拉图的理想名称，就是关乎真理的共相。也就是说个别、特殊、具体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篇小说，其语言表现的准确状态（理想名称）是符合现实的，即最起码它要传达知识。虽然当代中国文学不可能创造概念——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者无法找到事物的共相，二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者根本没有自我思想归纳自己的认识——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者最起码可以遵照并执行现有语言保持的概念，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留守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中的语言可能就要被破坏。[NextPage]
破坏现有语言品质的当代文学写作是谁为他们提供了依据呢？可能是塞克斯都·恩披里珂。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珂认为语言既不能表达也不能显现事物的实际存在，词语与事物根本就是分离的，语言与事物无法在一个概念上统一起来。但是，即使与柏拉图相右的亚里士多德，也选择了一条自然主义的途径，他认为普遍原则就蕴藏在事物之中，通过识别个别事物的共同性质，就能将其揭示出来，语言必定有能力掌握并清晰地表达共相。语言哲学戏剧性的矛盾——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唯实论，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与其相右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其实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当多的尝试，即使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偏执一方，也能表现出较鲜明的文学个性。当语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唯一留守，写作更应该相信语言，而不是语言更相信塞克斯都·恩披里珂的怀疑论，否则，语言留守式的写作会放弃甚至毁灭中国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语言留守式批评
当代文学语言留守式写作涉及当代小说、诗歌以及当代文学评论，涉及的文体虽然不多，但是范围并不是太小，当顾彬先生说中国的文学——这一阶段的文学没有思想——他是以理论性的语言触及这一问题的，折射到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也显见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涉及艺术的方面多一些，涉及思想的评论就鲜见了，而直指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的评论就更是少而又少了。
我们翻开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生存”“生命价值”“命运”“文化精神创造”这些种源性评论词语，也成为评论的留守型语言中的核心部分。当文学批评从某个年代成为文学的附属后，文学评论就与文学沆瀣噶一气。这类批评基本上与文学创作亦步亦趋，既不表达批评的前瞻性，也不对损毁文学的写作表达必要的批评。不过，这个沆瀣一气的过程也没有坚持多久，具有批判意义的文学批评就只剩下文学颂辞，彻底地成为文学作品的奴隶，文学评论仅仅只为文学这位奴隶主唱唱赞歌了。
在学习中国一些有识有智的评论家们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时，看到他们的思考触及到了中国文化体制这一问题，中国文化体制赋予作家某种特权后，作家头上的光环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权威性，文学批评就有了攀龙附凤的觊觎。除了中国特殊的文化体制让成名作家享有特权如话语权、著作优先了出版权、电视出镜权让他们高高在上，他们的任何出版物都不容他人质疑，这一特殊的文化体制下，文学期刊、出版物也失去了应有的准则，一个出版社、一本杂志甚至以出版和刊登名家的作品（无论好坏）为荣。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略作思考，文学评论目前的症结性问题就水落石出了。当代文学赞歌式评论好像也不是针对普遍的文学，而是服务于某个具体的作家了，为文学作品的颂赞其实是服务于作家赫赫有名的声誉，这让我们看到，不仅文学评论的品质和功能萎缩了，文学理论家的人格力量也到了值得警惕的状态。
但是，文学批评又不能太过体无完肤，这就得用理论性词汇修饰其尊严，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运用一些习俗常用的词语，来作语言留守式评论。翻开中国2008年九月、十月发行的一些十分权威的文学理论性期刊，仅从目录的标题，我们就看到“裂变”“整合”“诗歌与人类忧患”“后现代写作”“文学的危机”“语言的光辉”“文学与困境”“书写与困惑”这些词汇在标题上出现的频率就挺高（几乎是在不断重复）。初一看这些语词确实让我们觉得这些文学评论一定不会太俗，也让我们想象这些评论会触及文学面临的类似于国际金融危机式样危机。但是一细读下来，就发现这些文学评论都在围绕一个或是多个中心词，说着与文学危机没有多大关系的话。或者，它们谈着危机，但是举例到某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却又得到极大肯定，好像与所谈的文学危机没有丝毫相干。最是称奇的是，评论家还用相当大的篇幅肯定所列举小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产生的光辉价值。
这些以中心词为灵感的语言留守式批评，既没有传达评论家的对于这个文学危机时代的认识与知识（理论总结），也没有让我们接近文学危机的困境，或者没有让我们知道文学困境究竟困在何处。当然，中国文学已长久囚于困境，要一个评论家说出中国当代文学困在何处确实有困难，要用语言传达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真知灼见也确非易事，但是在这种困难状态下，并没有要求评论家对作品写一些五花八门、声情并茂、文辞精彩的表扬信。
语言留守式批评毁灭了批评的原则与诚信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成为语言留守式评论，沦为文学作品的奴隶，语言留守式文学批评就失去了真正的批评意义。具有批评意义的文学评论其核心是批评原则——从具有诚信的批评态度到对于文学作品的真知，都要有一定的诚信作为保障，才能使批评具有价值和意义。中国一度出现过关于“捧杀”和“棒杀”的讨论，在讨论表扬与批评的分寸而后，中国人还是因为温良的本性太过照顾人情、面子、尊严、名誉、权威等等文学以外的东西，文学批评的就渐渐失去了严厉的面孔，也失去了自身的圭臬。而现在棒杀式批评是不复存在了，只有捧场式评论，其结果确实像一些理论家预期的那样，达到了“杀的效果”。
文学批评的严肃性与自身价值不复存在后，但凡是评论——特别是涉及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论，就只有吹捧和捧场了，甚至堕落成为媒体式鼓吹。中国文学写作者们大都在赞誉声中——似乎没有一点儿写作风险——即使忘乎所以地占据了所有最糟糕的语言，或是用最精致的语言占领最粗劣的叙事，也不会听到丝毫批评的声音。
致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到语言留守式评论，是评论失去了认知能力，还是当代作文学作品确实达到无瑕无疵的境界呢？前者不会令人相信，因为中国当代具有一大批身居高校和研究机构，且有相当修为的理论家，他们的认知能力有一定专业知识做保障，是不会弱化到看不清一篇作品好坏的；后者也是不足信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确实还没有达到连理论都挑不出一丝儿破绽的境界。
既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达到了无瑕无疵的境界，也不是评论家没有认知能力，而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总是一片赞叹，那原因——套一个说词——就是文学批评的原则与精神被亵渎了。假设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只做历史式研究、或是只做印象主义式鉴赏、或是仅流于文学作品抽象内容哲学式分析，文学批评也不会丧失其原则。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曾十分勇敢地承担起人文主义的责任，坚定地背离阶级论引发的全民激动，把对道德主义批评和浪漫主义批评的指责与背离合法化，人性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阵营庞大且深入——普及到了大学、国家研究机构、杂志社、民间评论圈、友人评论团、独立评论人、文学作者本人。这个阵营像兰塞姆所说，他们对优秀作品相当识货，虽然理解是直觉的而不是辩证的，但他们对一部作品知道说好，也知道说不好，出于对自己的辛苦和对他人的责任，表现出相当鲜明诚实的态度，和个性十足的价值取向。[NextPage]
“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或者扩大一些那个时期的文化艺术批评，有其独立性，有自己的见解，虽然或偏于道德主义式批评，或侧重于人文主义式批评，或执着于后现主义式批评，它们在终极意义上具有相同的原则。这类批评不失为好的文学批评。约·克·兰塞姆说，好的出色的批评并不在意文体特征分析，更不会对诗为什么那样不遗余力地通过它的技巧使自己区别于散文而进行表扬；出色的批评家并不满足罗列孤立的技巧手法，他会从中想到一个大得多的问题。这个被想到的大得多的问题绝对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个简单的肯定。文学批评只有对文学作品，包括当代文学作品，作一丝不苟、有条不紊、集思广益的分析和评价，才不失文学批评的原则和精神。
谈到这里还得说到前一个问题，说到前一个问题，就回避不了一个悖论。——既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还没有达到无瑕无疵的境界，但听到的都是一片叫好，这很像一个关于撒谎的悖论。这个悖论就像涉及克里特人的语言行为一样，但与整个人类却有相当大的关系。厄庇美尼德说，克里特人永远是说谎的人，受厄庇美尼德的启发，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克里特人，中国当代文学受到了相当多的评论的认同，或者当代文学评论一涉及到某个作品或某个个别的作家，评论的态度就有点像厄庇美尼德说克里特人永远是说谎的人一样。但是厄庇美尼德使用语言的时候态度诚恳，我们无法判断谎言与真言的比例各占多少。我们来划分一下，或者归一个类，小说写作者是克里特人，小说评论家是忘记自己是克里特人的厄庇美尼德，当评论家评论小说，并以赞赏的语言针对他熟以为友的作家说这篇小说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时，这个判断就类似于厄庇美尼德说克里特人是永远说谎的人这个结论一样，当评论家把自己从一个类别中划分出来，确定自己是评论家而不是文学作者，确定自己使用的是评论性语言，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就像是说克里特人永远是说谎的人的厄庇美尼德其实也是克里特人一样。
以上问题涉及的关系与各自的身份好区分，以上的问题涉及的情感态度也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各自使用语言的态度与方式的问题！当代评论家运用批评性语言时将语言发展到了一个语言的悖论状态，语言留守式批评对于当代文学就显得十分复杂了——语言既表达不了评论的态度，也不可能传达知识，或者语言留守式评论不能使评论成其为知识。而今语言留守式文学批评已经形成风尚，并广为效法，语言留守式文学批评就会使中国当代文学享受丰盛的谎言。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