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其实是静止的
——数化人概念辨析[1]
人的行为已经改写了“人”这一概念。知识告诉人们，过去一系列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具有相对的科学性，但是，已有的科学、宗教、哲学、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代人的行为了，这一事实说明，关于人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可能是因为人跨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除非那些知识是非理性的。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一，数化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非本质的人吗？二、人具有非本质性，如果不借助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用过去的哲学、宗教、科学、政治学能否证明这一点？三，文化史显示，哲学、宗教、政治学关于人的概念只有短暂的、相对的、或者在特殊的社会环境才有的适宜性，到现在一系列关于人的概念都有不准确性，是因为人的本质具有可变性，或是人没有恒定本质吗？四，利益没有永恒的标准，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人，利益动力会改变人的本质吗？五，人进入消费一切的年代，连爱情都成了消费品，精神世界还会作用于人吗？那么道德呢？六、江河不能因为流动就不再是河流了，人变化了还会是既往概念意义上的人吗？七，哲学、宗教、科学、政治努力了几千年取得的成就，如果不再适应于二十一世纪和更未来的人，人类发展过程还称得上是文明史吗？八，面对数化人——非本质人，文化审判对于人类还具有价值吗？哲学、宗教、科学、政治还有意义吗？
如果现在再拿既往的一些关于人的概念来检验二十一世纪的人，那些过去的概念显然显示出许多不适应性，或者说有其不准确性。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无论是文化行为、生命动机，还是终极存在目的，都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比如现在的人拒绝思想，不再需要用艺术交流情感与思想，只需要用符号和文学交流信息就可以了；在社会生活中，上帝基本上被收藏进人的文化精神神龛，某某主义也不再是生存目标，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的文化特征。行为特征表现为消费一切，既消费商品，也消费精神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连爱情都是消费品。人对物资与利益有着苍蝇驱臭、蚊虫嗜血般的绝对嗜好。人的一切行为仅仅只为创造利益，而绝不再创造在未来更具适应性的文化价值，这种变化用“人越来越物化”已经不能说明问题所在。人的存在目的与哲学、宗教、科学的命题大相径庭。如果以全球拥有如此特征的人的平均多数为起点来衡量人的本质是否已经变化，中国人在达成这个平均数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本质再一次较大的变化就可以从第二个千禧年到来的前后算起：二十一世纪的人，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就把哲学、宗教、科学、政治、文学艺术几千年努力取得的成就归诸于零了。
仅从人的一些表现特征我们还无法测定人偏离既往的概念有多远，但就其行为表现，我们似乎可以相对于科学人（理性）、宗教人（精神）、哲学人（抽象）、意识形态人（政治）而提出数化人（以自然性为基础，由利益驱动的物质与精神的混合型人）这样一个概念。与古希腊科学（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几乎是一体的）、宗教、康德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定的人相比，数化人确实有着绝然不同的地方。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是集宇宙理性精神于一体的智物，人虽然拥有许多认识事物的知识与能力，但人首先是理性的存在，是其理性才能使人与宇宙和谐一致。宇宙关系与宇宙精神构成了人类社会关系，以及人类存在的精神与存在目的。
古希腊哲学对人的概定的精准性，在于古希腊哲学介乎于科学与神学之间。古希腊人以其自身的行为，和对宇宙万物的思考，确认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人的存在是对理念的把握过程。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2]。一个行事合乎理性的人，必定不是那些只能看到投射到洞壁上的影子，而不能发现自身、同伴及其他事实的人，“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3]，人的存在是一个拔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迷雾发现并拥有真实的过程。
古希腊哲学把人与宇宙万物平等看待，人是万物之一，认为人与万物的存在具有一致性。带有启智性、科学性，源于对宇宙的认识的最质朴的古希借哲学具有平衡观念。这在古代中国被称之为中庸学，不取物之一端而强持其理。罗素也是如此认为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4]，才具有科学性，才能对某一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古希腊哲学正是在知识还没有过于门类化、精细化，还有能力总体把握事物的情况下，对人做出了上述概定。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有译为毕泰戈拉）、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在探究物的起源的同时探究人的本质，人虽属于智物（也称灵物），与山水等体物不同，但是人不是高一级别的，人对于利益的要求不能大于其他事物，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与精神首次在人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
理性与精神的统一，是古希腊民族的人的一种客观状况。罗素分析说，“事实上，在希腊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并且是对获得多种多样事实的知识感兴趣的”[5]。关于事实的知识组成了希腊哲学和宗教内核，加上热情的对象是从中获取知识的物与事，精神也没有被绝对化、抽象化，以致没有宗教的绝对性，因而达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理性成为人和所有文化的核心，古希腊人本身为人类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的概念。古希腊式的理性成为烛照人类发展，甄别错误的唯一明灯。
人类早期宗教源于哲学，甚至可以说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得哲学。宗教关于人的概念既是哲学发展过程中被抽象化的产物，也是打破了古希腊关于人的概念上的物质与精神平衡，将人绝对精神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此讨论宗教关于人的概念，少不了借鉴一些“宗教哲学家”的观点，但我们必须把宗教与哲学分开。之所以这样，可以从罗素的分析中得到解释。仅以基督教来说，基督教包括三种要素，一是宗教的一些信念主要来自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部分也来自斯多葛学派，二是来自犹太人的道德和历史概念，三是救世学说。《圣经》这部著作告诉我们，从上帝创造万物，到未来的结局，都掌握在创世者手中，而上帝的一切作为都是公义的，产生于创造说的人，在宗教理论中当然得是公义的体现。[NextPage]
宗教的本质借助人的可创造的本质而衍生，哲学以其更直接的方法以及更无私的态度关照宗教时，发现在宗教那里人成了上帝的全部，“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宗教是人类童年时的本质”[6]，这致使宗教有这样的特点，宗教在于直接地，不自由地、无意识地将属于人的本质看作为另一个本质。宗教的一般性本质中存在的此类矛盾，必然让宗教创造更大的精神力量来统治人，“上帝是属于人的存在者，但却又应当是超乎人的一个另外的存在者”[7]，超乎人的另一个存在者，可以对人提出任何要求。
根据《圣经》的看法，人首先是接受制约的存在，是可以对其提出要求的存在，其理由是人本身是有罪的，整个生命过程是一个赎罪过程，救赎者是最高的精神存在体，人必须服从上帝的义旨，这就得强化人的宗教意识。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的本质是规定式的，因而宗教制定了一套严肃的教义来约束人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从人的本质具有可规约性来看，人的善恶二元性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宗教才对人提出规约。就宗教外部形态而言，宗教十诫规定了人的主要精神方向。马太福音劝诫，“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玛门”[8]。十诫第一条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9]。“我”是最高最完美最真理最力量的唯一存在，从十诫以及人崇拜异教就会有罪来看，十诫其实是针对人具有善恶二性、针对人的善恶两面而提出的要求，宗教承认人具有善与恶的本性，精神世界以外的外部世界（物质世界）总会诱发一些恶果，人持善不易，但衔恶却很简单，容易被邪恶诱导，因此其教义规定人要改造人本性，以此可以看出，人的本质基本上是恶，并具有可改造性，否则宗教的救世说以及关于人的赎罪说就失去了意义。
人的原罪并不完全来自他的祖先一时犯下的错误。罪虽然有其继承性，有其胎记和基因效应，但基本上产自人本身，十诫第十条就说，你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现在看来，被称之为教会四博士的圣安布洛斯、圣杰罗姆、圣奥古斯丁以及教皇大格雷高里关于教义以及教徒行为的争议，无碍于我们对宗教规约的人的本质的讨论，圣奥古斯丁均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自的侧重，在灵魂与神之间搭建了直接和谐的关系，教会这一灵魂与神的媒介，几乎成了教义的全部。被西方哲学史称之为宗教哲学家的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宗教哲学，在完善教义过程中，对人提出了人必须满足那个最高最完美的精神存体的要求，但相对于最完美的精神体，人具有可能性。比如说，上帝的敌人并不是出于本质，而是出于其意志。邪恶的意志没有动力因，而只有缺陷，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缺陷。宗教哲学的这一类概述，显然没有像宗教教义那样透彻，显然寄希望于人的本质的可能性部分，对人的本质增加了一些期待和构想，但是，其实际目的是在创造关于人的“改造说”，在论证“改造说”的可能性：罪人都可以在赎罪过程中去掉缺陷而纯化成为义人，即使现世不可能，来世也有其可能性，中国佛教就持此说。
基督教教义认为，来世不是形而上学地区别于现世，而是在未来有所区别，善人将享受永恒的喜乐，而恶人将要遭受永劫的痛苦，因此，宗教指出“一个人只有通过精神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学着生活在唯一真实的永恒的世界”[10]。如此一来，古希腊哲学关于人的这一概念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平衡逐渐被打破，失衡状态在其精神被强化方面显示出来，发展到后来人就出现了绝对精神化的局面。不仅宗教社会如此，后来的一些革命化社会也是如此。
也有一些宗教哲学在不懈地挽救这一局面。阿奎那说，在宣扬宗教的真理时，我们必须要依据自然的理性，这显然依据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得的哲学，但是，自然的理性在上帝的事务中是缺乏的，它虽然能证实信仰中的某些部分，但却不能证实其余部分[11]。自然的理性当然是真理的全部，真理并不存在于被文字抽象的概念中，但是，这一点始终没有在宗教中体现出来，直到现在在宗教还不能证明其余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阿奎那在极力打消上帝的某些怪念头，后来的泛神论也没有将人对上帝的敬畏转移到对万物的敬意上来。宗教关于人的概念始终源于上帝，而不是源于人自身。
康德哲学对人的概定出于他对于世界的观念，与宗教关于人的概念相比，在于人的概念来自于整体世界，来自于不同于上帝的那个纯粹理念。康德反复强调世界是一个囊括“所有存在物”的完全整体。康德把这样一个“绝对整体”称为理念，因此世界的概念也是一个理念。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康德哲学的核心，理念的绝对性如何作用于人，经过重新深思熟虑才能裁决。
神、自由和永生被康德确认为是三个理性的理念，康德并行不悖地把哲学的概念定义为“关于所有认识与人类理性本质目的之关系的科学”。只要哲学能澄清什么是人类生活所指向的本质目的，就会发现人的本质。所谓的“人的整体使命”不仅与个体道德相关，而且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统一相关。在此，康德看到了哲学的“世界公民的含义”或者他所谓的哲学的“世界概念”，对此康德这样解释：人“通过他的理性决定在一个社会中和人们在一起，在社会中通过艺术和科学开掘自己、文明自己和道德化自己”。中国学者说这就是康德的“道德教化”。关于道德教化的标准和结果，罗素举例说，出于自私自利而诚实的生意人，或出于仁爱冲动而助人的人，都不算有德。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康德需要一种不夹杂半点神学、物理学或超物理学的完全孤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一切道德概念都完全先天地寓于理性，发源于理性。人出于一种义务感而行动，才存在道德价值，如果行动像义务本可能指定的那样，是不够的。因此，康德主张，我们应该这样行动，即把每一个人当作本身即目的来对待（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目的是先于存在的存在，那么，人，就是世界整体中的道德的人，道德的人可以消化非理性的干扰，保证其本质的绝对性。但是后来的哲学发现，要保持人的唯一、变的本质，如果没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单以道德教化基本是从不可能的。这样的观点不言自明地强调理性道德也不是人的本质。反过来说，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那也不是人的本质，因为本质是自然属性，不会依照社会需要而存在，更不会依据外在工具的良化教育而存在，任何工具塑造的本质都不是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那个特殊年代，以及他个人的特殊遭遇，社会制度成为主要批判对象，在社会综合关系中人从他的理论上获得平等地位，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具有相对的合理性。马克思思想是发展的思想，随着一个理想社会出现在他的理论憧憬中，社会需要决定论理论“规划”了人别样的本质，理想社会需要改造过的人，“人具有可改造性”预判到，人的本质是变化的，这是康德的理念世界也无法预料的局面。
不过，我们要把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分开来理解。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概念是在马克思理论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后才逐步形成，因多出于推论，出于既成事实以外的预期，而且分几个层次才能完成其界定，因此内涵相当丰富，但有点莫衷一是。我认为除了人的“本质是自由”是马克思的外，其它的解释都是继承者的理解、揣测、推理、预期与总结。就其各种推论，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发现关于人的本质的一个公式，所谓“本质”，是指一件事物或一个过程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及其有机整体中有别于其他事物、其他过程的内在基本特征。所以要确定一事物一过程的本质，只有把它放在与他事物、他过程的整体关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12]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概念，起初基本上基于共同人性，但是，随着其继承者们有了综合历史的能力，发现“共同人性”是变化的，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本性。因此初步界定这种自我改变，即自我创造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不过，对马克思主义深有研究的中国学者发现，共同人性不等于人的本质。对于“共同人性”的论证，不能代替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证。至多，共同人性只能算是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即人的本质的第一个层次。这让我们发现，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着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具有多层次性。[NextPage]
马克思在研究人对世界的认识时，发现意识是劳动和社会的产物。因而认为，劳动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但是，这不太符合关于人的本质的公式，因为其它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也具有相当形态的社会意识，比如猴子就会把树枝当工具捕获蚂蚁，也属群居种群，也有语言交流，所以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说，人的本质即人的世界，即个体和整体的统一，这是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第三个层次。“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他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结论基本一致。
也有相当权威的理论这么归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归纳有些出入，但还是有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学者和中国理论家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界定。
是否科学，这要看是否具有唯一性，要看科学是否还是“科学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把人的劳动、人的社会性、人和人的世界的统一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有人得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本质是自由。 “自由”一词，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里，可以直接理解为人类活动的万能性。但这需要一个极端理想社会。现有的历史证明，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允许其万能性存在的社会，哪怕数化主义社会已经成型，一旦考虑到人类终极目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万能性也只是一种终极理想，并不是本质的存在。
依我看，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不能把人从宇宙环境中分离出来，单从社会环境来概定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的概定过程中，潜在的核心的社会需要决定论起了绝对制约性作用，并没有摆脱宗教对人的规定的存在论，只不过把上帝的需要，换成了社会的需要，其理想主义成份让其离客观事实越来越远，比如说人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人也被改造，社会需要决定论依此似乎是成立的；再比如，基于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那个理想的社会还没有到来，人对于社会的需要（人对社会的要求），不能说不可能，但基本上处于悬置状态，那么人的最根本的生物性（这是任何时代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基础），即人的共同性，并没有在关于人的概念上产生实际结果，也没有在概念中得到确认，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自然基础，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成为关于人的概念的基础。这其实是脱离了对人的存在大环境的思考，是古希腊哲学关于人的本质是理性的宇宙关系的和谐统一的一个寒冷的北极版（悖论式极端版）。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一逻辑导致相对于“存在说”“创造说”“规定说”而后出现“改造说”。社会需要决定论是以社会理想为前提，在人的可改造性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需要决定人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决定论让人必须拥有统一的价值观，即要求人不断放弃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认识社会，不断理解社会需要，令自己达向一个更高更新更统一的存在，使其符合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其实，几千年人类史告诉人们，人与社会是一对永久的矛盾，本质的人一般都不符合社会的要求。如果脱离人的本质建设一个理想社会，那么，人就必须经过改造，满足社会需要，否则人是可以改造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产品这一结果就十分荒谬。
理论上的理想社会是可建立的吗？当然，如果忽略人的本质，只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任何乌托邦都是可以建设的，但那是短暂的。那么，什么是社会需要决定论呢？社会需要决定论是基于社会理想目的，人必须完全适应社会理想目的，社会不是根据人的本质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政治规划的具有最高政治理想的社会形态而建立的，社会理想是第一性，人是第二性，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人就得通过改造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制度、政策、法律、政治大纲不必考虑人的本质，而完全根据理想社会而制定。其理论前提很明确，人是政治动物，人是意识形态的人，意识形态的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是可以被改造的人。
社会需要决定论完全着眼于社会需要和政治目的，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政治手段是促使人类快速走向文明化的科学工具，因而人这一概念中的物质与精神两大部分被赋予极端的政治理性与政治精神，当物质基础发展到相对富足的程度，其政治理性与绝对精神就可以替代人追寻利益的本性。这可能吗？我们不要忘了人的欲念是无限的，也不要忘了所谓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与人的自私性的斗争史。
意识形态的人的概念，是后于社会环境设计而得出的结论，当资本主义制造出许多黑暗社会，当蓬勃发展的欧洲变成黑暗的旧社会后，设计的新理想社会就早于人的概念出现了，“把最近的过去说成是‘黑暗的’，同时设想着‘光明’的未来必至无疑，这涉及到一种革命的思想方式”[13]。革命不是简单的造反，而是以其特殊的思想方式，改变旧环境旧社会的一些旧问题，这样一来，就会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触及到本质，就必须埋葬旧社会，努力让黑暗的本质光明起来。此时，在黑暗的基础上，任何理想都可以憧憬。对于哲学来讲，这是大错特错，甚至错到了宗教的黑暗领域，但是，对于革命、对于意识形态来讲，这算不上是什么错误。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错误的，恐怕是我们忘了：人的黑暗本质不是黑暗的社会赋予的。
不过，马克思还是客观的，起码《资本论》极大程度地承认人有其自私的本性，某一阶级也有其自私本质，但是他的理论将其责任非客观地推给了剩余生产资料与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不理想的社会。后来的继承者们发扬了意识形态学说，更是将利益阶级化，将利益对立化。被人们推崇备致的辨证法与矛盾统一理论也不能解决其矛盾，以致集体化（阶级）自私行为更加强化了各种获取利益的手段的合法性，无意中将人的自私行为扩大化、非准则化；将自私意识政治化，仇恨与斗争也被合法化，人的生物理由得到了政治目的的许可。理论上预期这一阶段是可控的也是短暂的，但是，这一异化过程破坏了社会关系总和中的所有可能的平衡。
关于人的概念的辨析，不是要校验一系列关于人的概念正确与否，而是要看过去的那些关于人的概念是否还能捡验当今的人的行为，是要从这个辨析过程发现人的本质在变化，发现人具有非本质性。从古希腊科学哲学、宗教教义到康德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我们无从把关于人的概念统一起来。无法统一意味着变化。事实也是，人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前一阶段隐蔽的东西，在另一社会却完全凸显出来，并全能地主宰人以至社会的行为；在前一阶段主宰社会行为的东西，在另一社会则完全消失。在特殊的环境里，人既可以是这样的，在另一特殊的环境里，人又可以是那样的人。正是因为如此，因此就有了一系列关于人的概念。
苏格拉底说“本质是不变的”[14]，不变的是灵魂，灵魂被赋予本质的不变的意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灵魂使用身体作为一种知觉的工具时，也就是说，当使用视觉或听觉或其它感官的时候，灵魂就被身体拖进了可变的领域，当它在感官-知觉中观照万物流变的世界时，它就要迷乱了”[15]，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中正是这种表现。[NextPage]
毕泰戈拉说，“万物的本源是一，从一产生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产生出各种数目”[16]。这一论述关于起源的意义要小于关于万物是在变化的这一内核的意义。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变，万物常新。“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踏进同一条河的人，不断遇到新的水流”[17]。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由于变化剧烈、迅速，事物散了又聚，合而又分，人也不能两次触摸到同一个一模一样变迁的实体。这些最质朴的哲学观点，真正揭示了事物“变化”的本质。那么，宇宙中的人也是万物之一，人也在变化，人从科学理性的人，宗教精神的人，纯粹道德的人，意识形态的人，发展到如今，成为数化人。可以因时而异，因事而变的人，其实没有唯一绝对的本质，那么，数化人其实就是非本质性的人。
人确实没有人类理论设计的那么文明那么高尚，人的自然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人类，人要生存得好，就必须追逐利益，如果不妨碍他人生存，这本无可厚非。只是在这个社会里，数化人的趋利本质越来越凸显，生命与利益的一体性，生命的利益目的，其它一些社会阶段根本无法比拟。一些较短见的理论只把人的自私自利当作其本性来看待，认为本性与本质有着巨大区别。那些短视理论或许出于溢美愿望，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本性即本质的表现。那一类溢美理论也许知道这一点，但受惑于人是可以规约与改造的，因而始终不肯将其作为本质来对待。
数化人秉持其趋利本质在人类发展几近末端的此刻（有些理论爱用“当下”），打破了“人”这一概念物质与精神的平衡，遗弃了哲学定义的人、宗教定义的人与意识形态定义的人的本质，进而发展而成为数化人，相对于既往关于人的概念，数化人是非理性、非宗教，非道德、非意识形态的人，那些“曾经的本质”被数化人抛弃了。
数化人在对既往概念的继承上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数化人“概念”只接纳能丰富自身权力的前概念中有益于己的部分，数化人在面对对于宇宙的责任时，是感性的；面对存在目的，是纯利益的；面对社会，是非道德的；面对未来，是非责任的；面对自己利益时，是绝对理性的。数化人几乎只是穿着文明花衣的本能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在经历了漫长的“文明史”后，数化人力求与自然再次弥合在一起，从自然中走出，再次回归到自然性中去；把放弃的捡回来，把捡回来的再丢弃，如果说人类有一段文明史，那么，数化人可以称之为文明史的“史后人”。
面临“史后人”的种种行为表现，在数化人这个概念之前也有理论将其称为现代人，现代人这一概念虽然也包涵当下的人的一些行为内容，但基本上是就时间而言的。就世界而言，就人的本质出现新质而言，就人对原初本质的复辟而言，“我们现代人才是真正的古人”[18]，古代的人才是最年青的人，最古老的数化人的本质也是最古老的本质。
数化人让历史也始料不及，历史在对人类的计时上犯下了错误，拨开历史的倒计时迷雾，发现数化人已经完成了本质复辟，完成了对最古老的自然主义生物学的回归，这恰巧是除古希腊哲学以外的其它哲学致力于改造的东西。在漫长的改造过程中，人的二元性始终处于坚锐斗争状态。到了数化人这里，精神与物质的选项都发生了异变。数化人的精神选项是享受、是自我幸福感的满足（这几乎是完全物化的），物质选项是对物资、对利益自据，本质驱动力利用智慧将利益最大化、无限化。发展到如此极致，奇妙的是，在人身上精神与物质二元不再对立，出于“自我目的”，二者都极尽可能“为自我服务”。如此一来，价值标准完全与个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利益观基本上在所有行为上都可以取代价值观。
面对“数化人”这个概念，或者说面对数化人是非本质性的人这一局面，至少有一百个问题需要讨论。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关于数化人的存在目的，价值不完整性，复合核心，利益自觉意识，消费意识，精神与物质的自我规划，道德法律化，分享理论以及共享理想，美德虚无化，生命间关系核心，工具功利意识，当代智慧等十二个问题。
存在目的包涵人以何种身份、何种态度、何种方式生存下去，以及人追求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否还考虑未来。苏格拉底的科学哲学认为，人应该带着理性精神进行不断地极端性的询问，不渝地批判被人类生活视为根据的信念和概念的连贯性，从而指向人终极存在的不可逆的根据，让人以不可逆根据为终极存在的根据。宗教关于人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求人遵循上帝的旨义，在完成自我救赎过程中，让宗教教义得以在人的生命行为上成立，人同时弃罪还善，让世界脱罪。人文哲学或者说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有“人的整体使命”这样一个概念，其解释说，这个使命不仅与个体道德相关，而且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统一相关，道德是存在的核心。
人的存在目的必须符合宇宙和谐目的，但是，数化人的存在目的比这一目的简单得多，它排除了对时间、对历史、对未来、对整体、对存在大环境、对存在关系的考虑，因而自身幸福、自由、自足几乎就是存在目的，这来自数化主义的理论支持：人，只要各自生活得好了，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人各自生活好了”并不是共同生活好了，因而最终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局面，加上缺少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必然导致生活无目的性，生活无目的导致荒诞，那么，任何荒谬都会成为人类史的转折点。
数化人存在目的物质化，价值观就失去了普适性，价值普适性需要考虑未来（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针对其他社会是合理的，针对更大的环境以及终极目的就缺少科学性，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只能产生阶段性作用）。人类也许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明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价值观，这就出现了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同意因为不能客观对待人的本质而致价值不完整，那么，任何出于丰富价值观的目的并对其进行补充，都会导致坚锐的斗争甚至戕害生命的战争。
人的自觉利益意识越来越强，天生的利益意识在数化时代要大大强于人的道德自觉意识。这种强烈的利益自觉意识，与人的本质是趋利的自私的并将利益最大化有关。同时，这也是人类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人的一个新局面，虽然还不是最终结果（因为人类还在发展，人还在进化），但在人的本质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利益自觉意识制造的灾难将会伴随人类余下的历史。
数化人有其复合核心，在精神方面表现在虚拟人格、地位、尊严、权力象征、荣誉感、虚荣心理等方面。不过这些只是为了帮助人完善性格动力，从而为拥有利益而寻找更多的人权根据。从批判的角度看，这是人的物化，从事实的角度看，其实是人的自我规划——精神上的自我规划与物资上的自我规划。这与前面谈到的出于利益目的人的二元统一性极为一致。[NextPage]
社会文化标准在数化人这里得到了丰富。对于数化人来讲，过去的社会标准过于复杂与深奥，但每一种理论畅导的标准又过于单一，宗教标准、哲学标准、马克思主义标准都具有价值不完整性，都只强调了其理想的一面，只强调了社会需要的部分。数化人觉得，这是人权理论的缺陷，或多或少会伤害人性，道德是约束性的，利益是开放性的，数化人的选择必然符合人的自然性。但是人又需要一定的保障，道德法律化，多少为数化人保留了一些文化的因素。不过这类道德标准也是以其新质出现。
以上事实呈现出数化人的有条件性本质，即能满足自身利益的将被保留，被重新纳入、构建。毕竟，数化人还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关系总和一直企图大于人的本质，这是目前的社会事实。数化人可不这么认为，数化人一直强调其本质要大于社会关系总和，对这一互逆关系的理性处理显示出数化人特殊的智慧与无原则性。比如在面对社会体制、宪法、法律、法规、制度时，数化人不再采取仇恨的心理与矛盾、对立的态度，“革命”在数化人这里也不再被随便使用。数化人会巧妙地避开其锋刃，或将其转化有利于己的社会动力，只要不关涉自己的日常生活，无损于自身利益，数化人一般将外在事物无极化，高傲得不屑于理睬道德、法规、法律对于生命的负面意义。或者只要某种条件有利于己，数化人也可以做一个社会需要的人。
马尔库塞说这是人的批判精神在萎缩，是单向度的人解决与社会矛盾时所显示的本质缺陷，其实，这何止是批判意志涣散，在批判停顿之前，人就开始遗弃哲学、科学、宗教、政治强加给人的本质了。毕格尔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先锋精神指导人和社会互不制造矛盾与对立，双方失去了批判的可针对性。上述种种，其实出于人的非本质性，出于“人没有本质”。如果说人的本质的外在形态表现为人的存在原则，与原则的抵牾，必然导致矛盾与批判，这是不可调和的。正是因为人没有绝对本质，人与社会双方淡化了原则性，正因为人的非本质性呈现为条件性本质，社会可以是错误的，但人的选择可就必须是绝对正确的，就可以以社会错误作为人本质的条件，那么可以断言，当今社会的宪法、法律、法规本身就含有满足于人的条件。心理测算标准是这一样的，即只要无害于人的生活理想，那些条件可以做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像一句口号那样流行着；数化（利益）测算标准是这样的，即只要不有损于数化人生存，不有损于人的自由、利益的，不阻碍个人享受，一切社会条件，都可以允许它在社会层面存在，或者说，数化人的有条件性本质，让法律、法规成为一些没有实质内涵的社会标签。人的条件性本质，会让社会成为泛主义社会，最终成为数化社会。
利益可以精神化，但是数化人追逐的利益却没有绝对标准，这为数化人制造了许多麻烦。作为存在体，数化人当然需要一种本质，因为万事万物都具有本质，是其本质保证其独立性，保证其不被虚无化、被另类化，而恰恰又是利益使数化人的本质具有不完整性或是不恒定性，以致人面临被另类化的危险，进而面临被贬值或逐出某一概念的风险，这正是利益给人制造的麻烦，是利益的价值不完整性的必然对称表现。
分享理论和共享理想在数化社会逐渐式微。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关系总和，并没有否定利益关系，在最强大的政治利益关系，被纯粹的物资利益关系取代后，人只能存在于一种纯粹的利益关系中。前面提到的数化人的生活口号“只要各自的生活好，所有社会问题就解决了”，这种个人理想即社会理想的观点并不基于任何可能性，反而导致分享理论和共享成果理想破灭，生命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如果共同的东西是可以被分解的，是可以据为己有的，数化人的本质就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自由、人即目的的。——数化人的本质其实也从马克思主义和康德那里获得了一些较历史的依据。
道德出现了新质，价值观当然也随之变化。个体存在要求成为唯一的法则后，巧取豪夺、损人利己、“我即一切”已经不受传统道德制约，人的一切行为皆为合法，因此，数化人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本质功能，即把邪恶的、丑陋变成好的，或把好的变成为坏的，把有价值的非价值化。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公义与公众道德，在社会和人身上失去了源根。
生命间的关系被简化、解散、数化，人越是自主自足独立，就越是不需要联系，越是不需要用艺术交流情感与思想，而只用符号、文字交换一定的实用信息就行了。人的生命行为，在摆脱了宗教、哲学、政治的指导之后，仅仅只留下技术科学（非科学观念）服务于自我，为生命个体创造或获取利益。人甚至把某一类命运胎记式的文化矛盾置于生命之外，不再做所有矛盾的媒质。
实际上，科学哲学、宗教、人文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因其理想主义成分，她们努力几千年，也没有改良人的本性。而数化人的整个生命行为就是获得利益、创造利益，图谋活得更欢乐、更幸福、更自由、更感性、更自足。因此数化人不得不虚构拥有利益——哪怕是巧取豪夺——也是高尚的行为。
数化人凭着什么虚构利益的高尚性呢？除其本质动力趋动的利益取向，外在部分大都借助智慧与工具。在数化主义时代，工具与智慧达到无缝隙结合，不过，工具的功能目的没有变化，人的智慧却发生了性质异变。圣托马斯《异教徒驳议缉要》对“智慧”的意义进行了考察。“一个人在某项特定的工作上，例如修建房屋，可能是聪明的；这意味着他通晓达成某种特定目的的方法。但一切特定目的都从属于宇宙目的，因而智慧本身是与宇宙的目的相关的。宇宙的目的是知性的善，亦即真理。在这种意义下寻求智慧便是最完善，最崇高，最有益处，和最为愉快的事业”[19]。数化人的智慧显然没有托马斯所强调的高远目的，智慧的结晶其中一部分是制造高效能工具。工具虽然经由人的智慧，但是目前的工具并不符合宇宙的知性的善的目的。数化人的智慧就目前的标准来检验，虽然高级，但并不崇高，工具虽然是智能化的，但对于宇宙和对于整个社会关系来讲不是最有益处的，反而有怂恿人的占有欲、推动人类过快地进入数化主义社会之虞。
即便如此，数化人对智慧却有着极端的偏爱，他们不爱其它方式的劳动，只爱可以获得无限利润的那一种劳动。苏格拉底说这类人对待劳苦有点像持瘸子的态度走路。但是人“不能半个人爱劳动，半个人怕劳动。假如一个喜爱打猎、角斗和各种体力劳动，却不爱学习、听讲、研究和各种诸如类智力上的劳动，就是如此（像瘸子走路）。以相反的方式只喜爱智力方面劳动的人也是象瘸子走路”[20]，苏格拉底说，这类人的灵魂也是残废的。
数化人如此的“智慧”观，只要求工具具有纯利益高效功能，工具的文化功能、伦理保障等等一切都在人的使用过程中泯灭，致使工具不再具备伦理性，反而具有纵恶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人的贪欲，工具的功能与工具伦理陷入悖论之中。另外，数化人的智慧有能力使一切工具化，文学艺术也不例外，在特殊情况下甚至让人互为工具。[NextPage]
科学面临的局面也不乐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失去了道德感，失去了良知，没有了像艺术那样广施善美、唤醒人类良知的责任，科学技术因此易于被人工具化，因而在数化社会越来越被重视。而本性贪图享乐，无时无刻不企图强大的人不能没有科学技术，人类科技史有一新说，科技起源于满足人的堕性，首先服务于人的享乐要求，凡不利于人享乐的工具逐渐被遗弃，凡利于人发展、凡为人创造丰厚利益的工具得到保留、发展。在数化人这里，科学不再具备起初帮助人类认识自然的本质了，科学只是工具化了的技术，只是冠上了“科学”这一桂冠而已，并不具备真正的科学性，反而，有些科学技术还具有邪恶的性质。数化主义社会，人只要求科学技术为自己创造更多更大的利益，并不要求科学技术具有符合人类终级存在的目的性。如此看来，不仅人的本质在变化，人也在改变一些原本独立的事物的本质，哪怕那些独立的事物起初曾经帮助人摆脱愚昧。
数化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与方法也是前所未有的奇特，一度神圣的东西，被数化人商品化，即将可持的或非可持的都商品化，并消费一切，哪怕爱情也成为消费品，也被消费。一些神圣的东西在数化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发本质性改变。
人改造事物的本质价值，这意味着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永恒的不一致性，同时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那些外部降临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21]。但是外部世界与人不无关系，那么只有改造了外部事物，外部事物才不致侵扰人的独立存在与本质，人才可以依照自身价值观，改造事物、改造社会、建设属于自己的社会，即使人自身创造的符号与文化也是如此，也是根据自身的价值创造出来并不断改造。人使用符号创造文化，人在不断地审视自我需要时，最终确认的唯一选择将改变符号与文化的理性意义。而一旦人的可能的质变达到拥有“否定与放弃”的权力，“人们就可以无需人的本质所固有的‘内驱力’”了[22]。人的固有的内驱力是本质成立的唯一保障，我们把它设想为是人朝向完美的终极存在目的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了本质固有的内驱力，或者这一内驱力已经不再符合人类终极目的，那么，卡西尔以下说法就是对的——人类根本没有单一或同质的存在，人根本没有本质。没有了本质所固有的内驱力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人的条件性本质、人的可能性本质、人的非本质，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显示其力量。
当今人类状况需要一个更高检验标准，恶劣的形势让我们只有确立宇宙和谐目的为最高的检验人的存在目的的标准，可是，人日渐张扬的非本质性造成的文化恶果也日趋严重。文化史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其实包涵对终极目的的预约。从传统意义上讲，人的责任是让生命间的关系更和谐，让宇宙万物更和谐，是让人的存的目的符号宇宙目的，让人类发展得更完美、更文明——如果文明一词还有其现代的可信性。但是，如今人的本质中没有了对终极存在目的的预约。数化人对自身的责任的考虑就像对存在目的的考虑一样，基本上是从生存本能以及自我利益出发。数化人的利益是个体化利益，是看是否对自我（个体生命）有利的一种利益，并不是整体的、符合宇宙、符合人类存在的大利益标准，个体以外的大灾难也不再具有校正人类整体行为的力量。
数化何以有如此力量让人类面目全非呢？我们不得不花费一定的力量，甚至用较武断逻辑来裁决这个概念。数化就是将不可能的可能化，将所有利益自我化、最大化的一种本质性方法，最大能量地利用科学技术创造自我利益。这一本质性方法使人从使用符号创造文化发展而为单一创造物资利益，花费自身最小的代价创造出最大的利益。弗洛姆关于人的动力性格的论述，关于人的性格的非生产性取向——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市场取向，逐渐成为数化人的性格特征就可以证实这一点[23]。弗洛姆所观察到的是人放弃旧有本质、凸显新质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说明数化人即非本质人，而非本质人恰恰拥有了数化这一本质方法和本质力量，人类才发生如此大的转折。
河流不可能因其流动而不是河流，因为河流虽然变化但本质没有改变，但历史长河中的人已是非人，这是因为人的本质改变了。这几乎返回到历史学上这么一个概念，即原始社会。相对于人类世界而言，数化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哲学、宗教、科学、政治、文学艺术几千年来努力取得的成果——我们称之为文明——归零了。
芝诺关于运动的物理学意义可能是不准确的，可是其悖论关于人的运动（发展）却是对的，芝诺说，“如果每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本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移动位置的东西在任何一个霎间总是占据着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飞着的箭就是不动了”[24]。对于历史长河中迎面出现的数化人，无论历史是不是由不可分的霎间组成，无论时间是不是由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组成，相对于数化人对于历史的某种重复，芝诺的论证准确地预测到了人类历史的命运，精准地预测到人类的现在。同时也说明，历史上关于人的某一种发展，其实是没有准确地把握、中肯地承认人的本质而后的一种文明幻觉，是一个类似于芝诺的假定——这个假定是多么真实多么伟大。在各种哲学观念的作用下，人的外部世界发展了，洞穴变成了楼房，时装代替了树皮草裙，飞机代替了步行，超音速武器代替了石块，但是人还是那个自然人。从希腊时代起，人类发展，就像芝诺的一支箭一样，飞了出去，甚至跨越了几千年，但是事实上，人类发展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其实是静止的。[NextPage]
注释：
[1] 该文为《数化人》（书稿）第二绪论。关于人的一系概念的讨论并不是为了校验那一系列概念正确与否，只是为了循着人本质的变化过程，认识人具有非本质性，确认“数化人”这一概念具有相对独立性。
[2]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第276页。
[3]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第276页。
[4] [英]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版。
[5] [英]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版第46页。
[6] [德]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1版第42、43页。
[7] [德]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1版第280页。
[8]《新约》马太福音，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9] 各宗教派别关于十诫的核心内容基本相同，但涵盖和表述略有差异，此处取自基督教十诫。
[10] [英]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版第384页。
[11] [英]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务馆1963年9月版第552页。
[12] 中国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对本质的认识的讨论。
[13]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第1版第27页。
[14] 引自苏格拉底，他举例说，绝对的美永远是同一个，而美的事物则在不断变化。
[15]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1版第186页。
[16]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第20页。
[17]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第20页。
[18]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版第30页。
[19] 圣托马斯《异教徒驳议缉要》。
[20]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第303页。
[21]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0页。
[22]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42页。
[23] [美] 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1月第1版第73-89页。
[2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版第34页。
2011年11月26日 12月15日 北京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