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在许多转折点上的低温叙事
——对《伪生活书》关于低温叙述的解释
当代小说急需的低温叙述几乎集中了文学的所有主要问题，叙述所集中的问题大多涉及文学的观念和作家的态度，就像某个年代人成为哲学的主要世界、自然成了画家的主要事物、乐器代表音乐家的态度一样，低温叙述也成了文学的主要事物。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出小说家们的心灵总是在白天和黑夜的转折点努力地追求文学的价值观念。
其中追寻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价值异化问题：作家心灵为小说的文学价值保留了极大地位，但是作家实际的叙事行为上总是不然而然地被商业价值牵引。这种状况下，小说服务于人的幸福条款，与某个时期小说服务于社会政治条款其实没有多大区别，有些作家虽然可以将视点置于局外，但是无法完成独立的叙述格局——低温叙述。这是小说叙述的现在问题，如果将这个令人产生联想的问题逆向延伸，从当代小说、现代小说再向近代小说作一个逆向考勤，每一个转折点上叙事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价值、文学意义或者显示的文学特征，往往体都现在小说的叙述上。
评论家们说中国文学有“新时期”这么一个阶段，新时期文学的叙述服务于人们贫乏而正在觉悟的信念，而叙述服务于社会需要与服务于人心灵的需要是同步的，那一时期人们虽然在从政治幻觉和红色高潮中沉静下来，但是，反思还是政治性质的，反思潮赋予人们的价值观念还带着极大的惯性，反思的人们往往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极力追究社会责任，之后人在寻找人的价值定位时陷入了无限的彷徨——这一寻找还只限于知识份子阶层，更大面积的人群甚至无力思考这些问题，文学开始帮助人们思考命运、人性、存在、生命价值等等问题。应运反思潮而生的高温叙述小说力图化解人们内心的冬季。
高温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伤痕效应，但在另一方面，高温叙述的夸张、渲染手段急速地唤起了人们的觉醒与悖离心态，加速了人们心灵坚冰的融化。虽然我们无法用科技的标准来确定那个时期小说的叙述温度是否适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无法确切统计那个时期的高温叙述能使多少人从冰中获得几度文化的体温，但是，高温叙述还是能够让人明白社会某个时期的荒诞化程度，因此，高温叙述产生的警悚作用显然是不可低估的，从社会需要角度讲，高温叙述服务于社会需要起到了转折性作用，不过，高温叙述并没有给小说带来符合文学规律的转折。
低温叙述与文体的纯粹性
正是高温叙述的这些功能，不仅仅是夸张手段，几乎所有燃情式修辞格都进入了小说的高温叙述，这导致那个时期的小说文体出现较大混杂，小说哲学化、小说社会学化、小说政治化、小说诗意化、小说散文化致使小说的纯粹度在缩减。还不只这些，因为高温叙述小说从功能上也有不同的变更，即因社会的需要小说的本质也在不断摇摆，文学为谁服务这个本不该进入小说的讨论左右了小说的文学本质——虽然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渗透导致小说的叙述温度发生了变化，反过来高温叙述却致使社会政治问题对小说的渗透、对小说的左右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由此可知，低温叙述与社会主张的文学观念和作家的文学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同语言即观念所在一样，低温叙述融汇着作家的世界观。或者说作家正确的世界观之下才能选择低温叙述，那样的话，低温叙述就成了检验人的和社会意识形态表现的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圭臬。这样说有可能被认为太夸张了些，不过这里的夸张却诚实地省略了社会人的社会因素。纯粹人是社会人的理想，达向这个理想有一个不易的发展过程，而文学不就是一直为此一进化而不懈地努力着吗？低温叙述就成了纯粹人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
谈到当代小说的低温叙述，那就离不开“客观”这个对待个体事物、对待整体世界的态度。表现在小说上，就得清理意识形态渗透留给文学的锈迹，即小说可以关注社会、时代、政治、哲学、存在等等，但小说并不服务于社会、时代、政治、哲学，这要求小说客观起来、本质起来，就像罗丹用物体表达生命的运动与思考，梵高用色块表达人类精神状态。梵高抽去了精确的线条，罗丹用斧子砍断了圆滑的线条和整洁的平面，“他的艺术”人类的精神状态，梵高用画笔抽掉了线条中的平静，“他的艺术”才进入生命的思考。同样，当代小说用低温叙述抽去叙事语言中的主观温度，文学才能进入生命的思考与人类的精神状态，才能保证小说文体不会被异化，才能保证其本质，并表现其本质性功能。
低温叙述与小说的几个转折点
除其它因素之外，低温叙述“也”构成了小说的几个转折点。低温叙述在小说的几个转折点上闪现光辉——这个问题不能在一个有序的线性文学史上来讨论，学习文学史，我们发现只有几个文学转折点才能表现低温叙述的卓著功勋。以让-伊夫·塔迪埃有关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为脉络，依照形式主义、罗曼文献学、主体意识、客观意象、精神分析、文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符号学、诗学等等文学批评提供的节点，形式主义文学、客观意象、符号学意义下的叙事文学，让小说发展出现了拐点，每每在这些拐点上，是低温叙述促进了文学的转折。低温叙述下的陌生化审美形态，排除了沿袭无边浪漫主义而来的狂欢理论，使小说意识到彻底摆脱浪漫主义——无论是革命浪漫主义还是现实浪漫主义的必要性，叙述中的文学社会学和主体意识退居文学的隐喻层面，而文学社会和主体意识进入隐喻的过程时，是叙事文学的低温叙述使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的隐喻部分，或者它只在创作的过程中成为思考的思想材料。[NextPage]
小说面对的思想材料如社会问题、哲学问题是抽象的，它们与人纠结在一起的事件——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政治与法律与政策等等产生的矛盾关系，才是小说叙述应该面对的具体事件，即使有了这些具体事件，它们也并不完全适合小说，没有低温叙述，它们依然是可供任何叙述——如哲学、散文、叙事诗等等文学和非文学形式都能共享的事件，只有低温叙述才能发现它们的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就是说，是低温叙述使之成为文学事件。不过，什克洛夫斯基虽然批评了诗的意象只是服务于诗的语言的这种方法，批评了艺术仍由意象构成思想的观点，针对这种批评也有文学理论认为这与其它技法、其它意象的功能相比并没有体现出不同的优越性，因而，形式主义只是预示了文学即将出现一个拐点，到他之后一些小说真正认清了形式主义理论关照之后，从低温叙述之下的语言不服从当时的思想之时开始，小说才出现转折，才形成转折点。
形式主义理论的迷雾不是全部，对于一个时代它也并不是全面的，对于世界范围的文学也不是全面的，与其平行的还有文学符号学理论指导下的小说写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佛克马和易布思所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一书中找到根据。佛克马、易布思说，“符号和概念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占据支配地位的象征性的关系，是一种既相抗拒又相迎合的关系。一方面，某一个语言体系中的约定俗成的符号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这些符号又要适应于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佛克马 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85页）。这不仅挑战索绪尔的静止的符号观，也对之前的所有叙述态度，和对所有叙述秉持的文化观进行了强有力地颠覆。
到罗兰·巴尔特鲜明的旗帜在思想界、在文学界猎猎招展时，几乎所有被签上经典的小说和标上著名二字的小说家都感觉到了写作的困惑。主观与客观的冲突没有完全有效的方式在写作中得到调解，一是符号的约定俗成的意义需要一次解放；二是符号如何适应于特殊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零度写作在叙述的分寸上，在主观思考的尺度上，都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性；零度写作无法在一个作家身上，在一位作家的一个特定的写作状态下统一起来。虽然如此，但文学理论上的转折点还是无法阻挡地出现了，而且，这个转折点因应于一个特殊时代的需要。虽然是理论上的转折点，文学——特别是小说——也无法迅速领会，但是写作遇见这个转折点，她不得不改变路径。
低温叙述与零度写作之异同
特殊的时代一直期待一种适应于她的叙述，低温叙述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弥合了罗兰·巴尔特的理论的矛盾，既不至于文学文体的本体价值的流失，也能符合佛克马所说的特殊时代——数化时代的需求。之所以如此肯定，即低温叙述不同于零度写作的极端化，低温叙述在很大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文学事件的要求，它不是在绝对状态下完成小说对文学事件的叙述。
米兰·昆德拉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小说一旦创造出一个想像的人，一个小说人物，作家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一部小说可能通过其它小说人物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这些倾向有情感上的、有知识体系上的、有世界观上的、有客观上的、更会有主观理解上的，一味排除客观而只作主观理解，情感上的自怜倾向必定排斥客观认识，必然会毁灭叙述上的逻辑性，叙述必然会随着情感倾向升温，叙述升温过程就是对客观理解的排斥过程，那么，这种高温叙述下的小说人物只能是作家喜爱的人物，并不能代表阅读者和社会的情感；这种高温叙述下的人物同时会排斥社会事件在自己身上烙下代表性烙印。我们在前讨论过作家具备什么样的世界观是小说是否拥有低温叙述的必然条件，不符合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非低温叙述，必然会排斥小说真正需要的文学事件进入小说，也会违背文学的审美价值。
一部小说中的若干人物与若干文学事件，当然不能在一个等温线上，用一个传统的文学概念“不同的人物性格”来对应低温叙述安排的温点，这些不同的温点应该符号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所承担的文学事件。一部小说中不同人物所承担的解释自我之谜的功能也有不同，他承担何种功能由低温叙述来分配，而不能由作家的喜好来确定。如果失去了低温叙述的保障，这些人物可能趋向于一个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他要么是一个政治符号，要么是一个纯粹悲剧角色，要么因身负过高体温（作家赋予他太多不切实际的文学功能）而成为一个与解释自我之谜毫无关系的小丑。因而，低温叙述极大地控制、并完善着小说人物的文学功能的展现。
低温叙述与零度写作一样体现小说出于何种文学观念和哪种写作态度，但是，低温叙述并不表现其绝对性和极端性，它并不只有一个高温高，也不表现其极端性普拉斯的高烧108度，或是零度，其变化的温高符合人物的文学功能。低温叙述除在写作的文学观念上外，在技术上低温叙述让小说拥有四季，而非只有冬天或者是只有冰点。四季这个比喻恰好分配低温叙述下小说气候的比例（不是温差秩序）。在一个前提下，低温叙述可以保证你要几度就几度，而非在没有前提下的如革命时期的文学你要多高就多高，而逐步失去节制而让高温叙述统治文学。[NextPage]
低温叙述开辟误读领域
低温叙述属于文学艺术性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文学观念之下的技巧性问题，在文学观念上它是一种原则，在文学表达上它则是一个准则。谈到其技巧性，低温叙述的某种因素如语言等就属于这个范畴——当然，就像前一个对称一样，如何运用叙述语言也表现出作家的文学观念。
在批评马叙的《伪生活书》这部小说时，曾提到叙述语言的温度应该适合小说人物的文学功能，这是一个肯定性问题，似乎要在这里开辟一种误解领域一样，但是误解必须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即语言就是观念所在。在低温叙述状态下，什么样的语言让阅读感到意料不及呢？马叙在《伪生活书》中的低温叙事，让语言将生活切开，再从生活中切割出一个个瘦小的、甚至似被切碎的故事，他那种低温叙述下的语言削去了多余的温度，同时也削去了附于文学事件上的余赘，让进入小说的人与叙事照面的那一瞬间就有始料不及的感觉。当然，照面的不仅仅只是故事，而是被低温叙述下的语言切开而坦呈在人面前的事件的内质。
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往往会把较大精力放在对作家的认识上，对作家的认识往往让人偏爱且不断地追究作家所处的地域的特色，人文环境，作家的社会身份，评论家对作家的定位等等，这些都是先验的，但是我们始终以为认识程度越高，阅读时理解小说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往往让我们不易区分作家的不同体裁与不同著作究竟有哪些不同，也让我们丢失了不同的叙述语言所表达的不同的观点。
让阅读或者批评形成这种习惯除了我们自己的上述原因与理由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作家自身的写作那里——作家过于追求艺术风格，并力求风格鲜明化。在风格化写作中，不同于前一部小说的素材，或者比前一部小说要有价值得多的素材全部被风格化写作浪费了。风格标明作家的态度、观念、叙述习惯和惯用的语言方式等等，正是包罗这些的风格排斥了低温叙述对低温语言的容忍，因而也就抹杀了创作的多样性。
反过来思考，非风格化语言——如中性语言——准确点说的话那就是适合低温叙述的低温语言，反而能包容所有不同的体裁，最起码它不会篡改不同体裁所捎带的语义，低温语言不至于使不符合某种风格的体裁被排斥在风格化或是主义式写作之外，它可以表达低温叙述对待不同事件的不同观念。当代文学缺少的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的认识与不同观点的呈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恰恰不是风格化或是主义式写作，而是纯粹地低温叙述式写作。
2009年4月18日 北京
（编辑：符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