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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2011-09-04 11:51:19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梁文道

   

  能不能这样说,有一种旅游文学根本用不着作者真正去旅行,因为早在启程之前,他就已经想好要写什么了。例如廖伟棠的《衣锦夜行》。

  听起来这像是个侮辱,似乎廖伟棠穷数年之力四处旅行、拍摄和笔记的工夫全都白费了。不,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圣模拟,任何一个朝圣者都不可能两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开始就满载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动,而是要主动去寻求些什么。那些他所寻求所期盼的东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于实际旅程之主要作用仅在于印证。然而,“印证”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浅最实证的意义解之,它还包括了某种更深层的拓展和开发。简单地讲,朝圣的重点永远不在外界那漫漫黄沙上的足印与滔滔白浪中的布帆,而在于内心真相之渐次敞示;朝圣乃是种建立在肉身经行里的灵魂旅程。

  廖伟棠喜欢《达摩流浪者》,他在自己这部新作中也谈到了贾菲和雷蒙那段有名的对话:“最初雷蒙相信‘所有生命皆苦’,坚信‘世界上除了心以外,一无所有’,但贾菲向雷蒙解释中国禅师为什么把弟子扔到泥里:‘他们只是想让弟子明白,泥巴比语言更真实罢了。’在一次攀山的危险之后,贾菲又启示他说:‘只有痛苦或爱或危险可以让他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的真实’。他们一味求空,却是实(他们在大地上的漫游)把他们对空的思考完成”。故此,旅行依然必要,只不过旅者的用心不是采撷美果探索民情,却是以道途中扬起的泥尘趋近自己一向思考一向关切着的对象。

  廖伟棠并非达摩流浪者般的修行人,更不是朝圣的香客。那么,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莫非是写诗的借口?身为诗人,廖伟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条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绦虫,总是不可抑止他写诗的冲动与才华,所作所为莫不是为了写诗。所以我们在《衣锦夜行》中最容易辨识得到的特征,就是一般游记中十分罕见的大量诗句。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写,或许是在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里头,或许是病中发烧偶尔醒来乃得句二三;甚或是午夜抵达一座机场,无处可去,于是坐在离境大厅的长椅上忆记适才睡梦中的景象。就算他自己不写,也要在恰当时机吟诵恰当的诗句。于是他注意到甘南拉卜楞寺附近的一座桥,过桥时自然得想起“一梦繁华觉,打马入红尘”。

  莫非是拍照?以摄影维生的廖伟棠沿续前作《巴黎无题剧照》的风格,拍下了不同地点的种种遭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正如他的文字,并不太过突出各座城镇的特性,更不以那些最著名的地标为主题,反而别有一以贯之的格调。回想起来,既然是“剧照”,每帧照片必然要服务于一出剧目所设下的基本音调。难怪他这批相片在彰显材料自身的某个特殊面相之余,也还总染带着一种气息相通的氛围了。这种氛围,我以为是怀旧。廖伟棠也曾总结过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对摄影的看法:究极而言,摄影确实是种幽灵的艺术。所有被拍下的,皆已不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是相片中的存在罢了;水上的留痕,林中的回声。

  自Dean·MacCannell以降,研究观光社会学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旅者的怀旧心态。很奇怪,那些自命为真正旅者,不屑消费型观光者所为的人们,总是会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点感到一股乡愁,并且不是对自己老家的乡愁,而是对这座不曾谋面的城市的乡愁。明明他没有来过此地,明明他是初次造访,他怎么会怀起这个地方的旧呢?我想,至少对廖伟棠来说,他怀的是种前资本主义生活的旧,传说中那还没经过商业活动洗礼的本真状态。故此他理所当然地喜欢越南,因为它太像他儿时的粤西老家。不过他的家乡可没有白雪皑皑的山岭,但他却还是痛恨玉龙雪山边上的高尔夫球场,想念它从前的模样(尽管他没见过)。同样地,到了乌鲁木齐,最多去到二道桥便好,再往里走就是挤满游客的“大巴札”了,那是一座过度迎合中土游客的主题乐园。因此他还热恋过数年前的北京,那年头还没有奥运,更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酒店;有的是仍未发达仍未长胖的艺术家与诗人,以及未经现代工程规整的原始草莽。

  在这种怀抱底下,每至一处,廖伟棠所看到的其实全是自己的心象。这不是说他不懂得欣赏每个地方的新异;就像那些专业旅游作家一样,向读者报告远方的趣闻,令我们可以单单坐在扶手椅上就能想象天下的模样。其实他懂,例如那不勒斯,在他笔下便绽放出黄色与黑色混合成的泥花,诚然是彼城应当展现的情致。只不过,廖伟棠总是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面向,比方台北,他说此城有“清丽的寂寞”。我很怀疑有多少台北人会认同这个判断;可是没关系,他自己也说了,个中渊缘“不足为外人道”。

  早在启程之前,廖伟棠就已经知道他在期待什么。然而,这趟旅行仍然是必要的。读他这批文字的时候,我一直联想起百年前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出征》。谢阁兰是法国诗人,通中文,在中国做过翻译,也曾替汉学大家沙畹考察中国的古迹文物。他是个怪人,虽懂汉籍,却刻意望文生义地把一些石碑上的刻字扭曲成奇异的法文诗。当年法国盛行过一阵“异国情调”的美学时尚,谢阁兰功不可没。今天要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去打倒他那些东方情调实在太过容易,可是粗糙的政治正确批判却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谢阁兰的真诚。所谓真诚,我指的是诗人谢阁兰对想象与真实间的对抗的不懈执著。他的《出征》据说是本中国游记,但真正谈到旅游经历的片段却屈指可数;大部分篇幅,他都苦于心中想象与脚下现实之间的差距,角力与缠扭。

  他说:“旅行者的义务我全没尽到,如果我不对途中风景做一番描绘的话——这种体裁是好写的。一个练习,一次体育运动而已。”“这次旅行所穿越的,就是中国——亚洲胖墩墩的皇后,一个以四千年实现的真实之国。但是,不要蒙蔽于旅行,不要蒙蔽于这个国度,不要蒙蔽于柳暗花明的每一天。……这里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在于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地使争执爆发出来,这热而深的怀疑、第二次地、这样呈现:当你把想象对质于真实,它是会衰退还是会加强?”

  假如用这段话去解释《衣锦夜行》还不够清楚,那就不妨换个角度,换一句更有趣而且大家更熟悉的话吧:“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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