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人民文学》现在所提倡的“非虚构写作”，并不是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写作的重新张扬，而是试图以“非虚构”来重新定位甚至改造我们习惯意义上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并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的“新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特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人民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留言》）所以，回到“文学”的层面上或者在“文学的视界”内，来认真讨论并认识这种“非虚构”所内含的相关“文学性”问题，实在很有必要。

　　事实上，就像任何本质的规定性都有可能被泛化或僵化一样，“文学是虚构的”这一命题在将文学区别于历史等其他写作的同时，也不免导致了自己的狭隘和异化，即不断使自己在虚构的意义上成为一种语言的“游戏”，从而在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片面强化“自我”的态势。当下的文学之所以在虚构的意义上时常被诟病乃至被否定，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虚构本身，而是在于这些所谓文学往往只是只有虚构，并以虚构消解掉了真实的生活及生活的真实。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非虚构之于虚构，其含义大概应有两层：“不是”虚构，“反”虚构。所谓“不是”，意味着可以进入非虚构写作的材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未曾发生的（包括可能发生但事实尚未发生的）则不能进入；所谓“反”则是指一种书写姿态，即写作者不对生活进行某种主观加工，只是如实描摹事实甚或复制现场。尽管从表面看来，非虚构这种“不是”与“反”虚构的书写策略，几乎完全否定性地对应于虚构及虚构文学，甚至还有着一种令文学回到历史或“纪实”的狭隘。但我却以为，非虚构这种“写什么”与“怎么写”的明确界定背后，实际上是另一个更大的“为什么”或“为什么这样写”的背景问题，即它并不是一定要使文学仅仅回到事实或世相本身，而是试图使文学重新回到生活及其真实。

　　《人民文学》没有对非虚构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学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人民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留言》）这一命题的合理性在于，当下的文学在遭遇着巨大艰难和危险的同时，也正因此面临着新生的机遇和可能。因此从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的时代：知识和写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新媒体的开放与自由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诗人，日常生活的意义被充分放大并被赋予了日趋强大的美学意义……传统的文学“疆界”在人们的犹疑中不断地径自扩大，当下的文学“可能性”也不断地丰富、放大起来。因此，如同当初小说在现代的兴起一样，以“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来试图回到生活及其事实本身的非虚构，便时常在历史或纪实，甚至个人记事的层面上创设出了前述所谓的“文学性”。

　　《人民文学》一年多的努力，已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具有记实或个人记事性质的非虚构印象。例如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就是一个工人“２０００年至今起奔走于珠三角”的打工“纪实”，作者用一种关键词的方式结构出一个打工生活的词典，用日记一般的真实纪录诠释着这个词典里的每一个词，将他日常所经历的，所感受到的，所接受、抗拒甚至无可奈何的种种经验和体验如流水账似的细细道来……如果说“文本”必须借助读者方可成为“作品”的话，那么在这个词典里，作为一个读者我注意到，我那些原本生成于某种“文学阅读”的底层经验与这种“南方工业生活”有着很大不同，而我常常抱之以同情地理解的打工者也与我的“文学想象”有很大出入，它甚至会时常让我惊诧――在放弃了所谓“文学欣赏”之后竟仍可以获得如此充实的阅读感受。因此，当梁鸿用自己的感受、体验和调查重新书写“梁庄”，或慕容雪村用自己在传销团伙中卧底二十三天的真实经历给中国开出“一味药”的时候，就都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非虚构的写作，的确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