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港台文学持续“入侵”内地。有人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地区文化氛围的持续冷淡、台湾文创产业的饱和，文化人继续另觅市场；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内地存在城市文学的空白，发达地区的白领们又对城市读物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无论原因如何，像张大春、朱天心、朱天文等在台湾地区走红长达20年的作家的作品被引进出版，总是件令内地读者欣喜的事情，因为继李敖、柏杨之后，内地读者对港台中生代作家很是陌生，部分港台知名作家的作品被集中引进，让人们一下子看到了不同的文化风景。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堪称主力。

    时代家国情：命运与乡愁

    张大春被誉为“文学顽童”，是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一，他曾经横扫台湾文坛所有奖项。大陆读者了解张大春，始于《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他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对各类文学实验不遗余力，并自称“小说匠人”，得到读者和媒体的认可。

    2010年10月，小说《四喜忧国》、《小说稗类》被引进出版，终于让我们见识到张大春作为小说家出色的一面。《四喜忧国》的主人公朱四喜，是一个国共内战期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张大春通过朱四喜塑造出一个典型的荒唐、滑稽、奴性和不谙世事的小市民形象。此种形象在当时台湾的外省人群当中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张大春是台湾解严前后，文坛深具透视能力、能揭穿历史骗局的作家。

    有人称张大春是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2011年，他赖以成名和为世人惊叹的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在内地出版，这本书被人认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

    这是一个关于隐遁、逃亡、藏匿、流离的故事，讲述了1949年以后搬迁至台湾地区的一代人的生死恩怨，也试图重述台湾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真实历史。《城邦暴力团》面世后获得热捧，引领了新一代武侠小说的热潮。

    齐邦媛被台湾文坛称为“永远的齐老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受敬重的前辈之一。她在81岁高龄开始创作《巨流河》，历时4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齐邦媛回顾了自己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然后在台湾落地生根的生命历程。以个人遭遇折射家国历史、新旧时代交替下女性的奋斗。

    《巨流河》是2009年港台地区口碑较好的一本书，很多人把它与龙应台的书相提并论。书里描述的，不单是一个家庭的流离史，更是20世纪中国的苦难史。在逃难的日子里，齐邦媛写到自己受许多名师的教益，如朱光潜、吴宓等人；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她又与钱穆常有往来。这些学者在动荡时代的细节故事，读来颇多趣味。

    2010年10月，《巨流河》在大陆出版后，位列各种“好书”榜之中，是各方评价较高的书之一。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就算是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一代，都难以体会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中国不亡，有我！”一个当时的小女孩的叙述，带来的震撼，超过至今读到的任何书籍。《巨流河》对历史细节的实录，在感人的故事后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日后深思。

    个体化写作：现实与浪漫

    在这波港台小说风潮中，女作家展示出独特的风采，其中代表人物是香港作家西西和台湾作家朱天心、朱天文。

    西西是香港文学界的老前辈，数十年纸上耕耘，硕果累累。她是一位姗姗来迟的文学大家，被学者陈子善认为是尚未被介绍的港台最后一位文学大家。2010年，香港作家西西作品系列之《我城》、《哀悼乳房》、《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在内地推出。

    《我城》在香港文学史、香港社会发展史上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1999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我城》出版30周年，香港报纸曾经专门设版纪念。《哀悼乳房》一书是以西西本人真实的患乳癌经历为蓝本进行的创作，与其说是以乳房为主题，倒不如说在书里她更关注的是“命运”这个主题。

    作为一位风格独特、视野广阔的多产作家，西西被认为是香港最有才华的女作家。西西的小说有强烈的“香港意识”，因为以前一些作家写香港，并不是把香港当成主要的环境，而是仅仅把香港当成一个藩篱，甚至当做一个恶劣的对照。但西西则是把香港当成家，当成一个她想要生活下来的地方。西西对于香港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香港文学后来终于发展出它的城市性格，或者成为开始关注自己城市的文学，西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台湾著名女作家朱天心，纵横台湾文坛几十年。《击壤歌》是朱天心最畅销的书。出版头5年，销售过30万册，至今仍年年再版，2010年2月，才被引进大陆出版。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描写朱天心自己17岁读北一女中时的生活和情感。或许，《击壤歌》被热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书中以“爷爷”代称的那个人，他就是朱家姐妹的老师胡兰成。《击壤歌》所焕发的率性浪漫，不啻是《未央歌》的一脉真传。

    2010年8月，朱天心在大陆出版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一笔写完所有男人和女人的爱情结局”。书名很浪漫，故事却是很现实。不是重写《击壤歌》式的年轻情爱，而是窥探中年之后爱情和婚姻的真实走向。书中残酷再现了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淡薄如隔夜冷茶的中年夫妻的情感危机。

    朱天心的姐姐朱天文，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华语作家。十几年前，作家骆以军就感叹过朱氏姐妹的素朴：一方面是“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另一方面是“其实很穷，难以想象，过非常清苦的生活”。朱天文也在大陆出版了作品集，分别为《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传说》、《炎夏之都》和《世纪末的华丽》。

    坚守纯文学：史诗与追溯

    一向被称作“文化沙漠”的香港有没有纯文学？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即使在香港，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不媚俗，不从众。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从事写作，先后斩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红楼梦奖评审团奖”等头衔。董启章在书中，探索的是社会与城市，自我与精神等问题。

    2010年，董启章在内地出版的《体育时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代表着香港严肃文学的水平，在他的笔下，企图构造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本很物化的史诗般的小说，小说中涉及大量物件的发展史，比如：收音机、电报、电话等，展现出人与物共生的历程和图景。小说既为书信，又是剖白，由家世见城事，由城事证国史，家友亲朋所见所感俱在其中，不乏喜泪与悲怆。

    作为香港小说家的代表，董启章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守者，不断抵抗中间路线的诱惑，书写着一个有别于类型片所营造的虚拟的香港。董启章的小说，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恰如其分，匠心独运。

    葛亮看上去就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但却被评论界视为“当代最具潜力的年轻小说家”。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是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除了显赫的家世背景，生于1978年的葛亮不久前刚以香港作家身份加入了中国作协，而其短篇小说《阿霞》也入围去年鲁迅文学奖评选。

    2010年9月出版的《朱雀》，被媒体评价为“是那种属于‘鸿篇巨制’的大作品，寥寥几笔感天动地。”《朱雀》写的是葛亮的“家”南京发生的故事：千禧年之交，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引生了3个世代的传奇。《朱雀》以故事的形式，企图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追溯感。

    葛亮原籍南京，定居香港，而首先在台湾地区崭露头角。其实，他在港台地区成名与内地“80后”作家崛起的时间是同步的。在香港，他已经被视为香港本土文学的一面旗帜。

    以上的港台作家，只是揭开了“港台文学风”的瓶盖，内里还有很多深藏的东西未被发掘。像张大春、西西这样的资深作家，正式“登陆”内地，还在2010年。因此说，这一阵“港台文学风”是一次“迟来的发现”。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