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生活”曾是1956年至1957年在中国大地流行的一个创作口号。如今提及，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在公安文学春天已经来临的当下，即公安文学创作由地下开始转为地上的时候，重提“干预生活”这个当代文学关键词，有利于繁荣公安文学创作。

    我国文论界提出“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是对“歌颂与暴露”禁区的一次突围。“干预生活”的倡导者认为：“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诚然，绝大部分公安文学作品都是在“干预生活”，公安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正如朱维坚在《深黑——一个公安局长的自述》（以下简称《深黑》）创作谈中所言：“我无法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矛盾而无动于衷，无法无视我置身其中并深深热爱、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公安队伍和战友弟兄们的遭遇”。

    朱维坚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自觉地充当人民大众的代言人，敢于以执政者的诤友身份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病。他的新作——长篇小说《深黑》与其姊妹篇《使命》，还有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黑白道》，都是地道的“打黑除恶”的小说，都是勇敢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干预之作，高扬“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传统，映射当今社会现实，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深刻地剖析黑恶势力的成因，一语中的地指出缺乏社会公平正义是引发刑事犯罪的主要诱因，顺带道出了警察的生存处境及两难困惑，从而让读者理解警察，了解公安工作。

    此小说与其讲述了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公安局长严忠信如何放弃个人幸福，与黑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的感人事迹，不如说是现实公安工作的大汇总、大展览。已退居二线的地厅级市公安局副局长严忠信被组织安排到一个县级城市华安去任一线公安局长，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希望他把华安县的治安维护好。可是，他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头顶人大代表光环的黑恶势力头目竟来公安局检查执法工作，公安局副局长甚至在党委会上开枪耍横斗狠，可谓触目惊心。

    在大力倡导警务化公开的当下，很多人不理解人民警察，不知道公安工作是怎么回事，误以为警察整天就是疏导交警、劝架、训人、调解、追踪、审讯之类的套路。实际上，老百姓肉眼所见只是公安工作的皮毛。只有干过警察的人才知个中滋味。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治安日益复杂，人民警察肩负的重担愈趋沉重，他们的心头压力不堪重负，《深黑》这个大部头，应该说是较为全面、较为真实的写活了公安局局长，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给予了大胆的暴露。如果大家想知晓公安工作，那就让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这本小说。

    文中的严忠信达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本可以在新海享清福。与老伴魏兰一道住在海滨的房子里，看大海、吃海鲜是一件多么快意之事啊，没有电话干扰，不用担惊受吓。可是，铮铮铁汉容不得乌云蔽日，从警一辈子的他要还给老百姓一片明朗的天空。于是，他就这么自告奋勇地卷入到了复杂的纠葛之中。

    他初到华安，亲眼目睹了三个凶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警察，却逍遥法外，足见华安这地方黑恶势力猖獗、歪风当道。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才发现还有犯罪分子杀人之后，在腐败分子的庇护下，以“精神病”为由逃避打击，还远走他乡发财致富。当他走马上任当上公安局局长之后，才发现公安局内部问题太多太多。譬如人员超编、警察素质太低等。

    “打黑，必先治警”。他便下决心着手改革，通过考试这种手段来清除一批不合格民警，遭遇的阻力重重，说情成风，乃至老伴魏兰深更半夜从新海打电话来替渎职的民警求情。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他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但是，严忠信在处理特殊个案时，也会特别对待。就拿当年的老朋友、现在的一级英模步通俞来说情，他就不能一口回绝，毕竟人家是有功之臣。按国家政策来说，只要步通俞那不争气的儿子不犯过格的错误，还是要保留在公安队伍。

    如此运笔，就写出严忠信的灵活变通。这个年过半白的公安局长与《使命》中年轻的公安局长林荫相比，政治上更加成熟，处事更加稳健。特别是后来情节中写到复杂的政治斗争时，这个局长还会让步，甚至会妥协。妥协不是投降，是为了赢取更大的胜利。如果一味地死扛，不仅自己这个局长的位置难保，就是他的徒弟汉英那个县委书记乌纱帽都难留。事实证明，有原则的让步是明智之举，中国国情决定了政治上必须妥协。面对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态势，“上边的一句话，足以让我们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必须采取迂回的战略战术，该松手还得松手，等待时机再出击，毕竟黑恶势力太强大了。黑恶势力之所以能坐大变强，是有官方背景的，省委屠副书记就是贾氏集团背后的一颗大树，他的影响不动声色，他的势力无处不在，净给公安工作添堵。在侦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他的一句话就会给公安工作带来极大的被动。由此可见，严忠信要想铲除黑恶势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必须讲究策略，还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取得上级公安机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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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严忠信局长为首的正义方与以头顶人大代表光环的贾二为首的邪恶方进行较量时，黯淡了刀光剑影。严忠信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他那无私无畏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黑恶势力利用网络水军给他身上泼脏水，企图把他赶出华安。立场坚定的他身正不怕影斜。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没有像政委梁文斌那样左右摇摆，而是以老命相拼，誓死抗争。在决胜的关键阶段，抑或是劳累，也许是心头压力太多，差点命归西天。

    在严忠信这个公安局长身上尽情地彰显了人民警察“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窃以为，严忠信公安局长不是公安文学的唯一，也就是说还算不上是“这一个”，在其他公安文学作品也能找到严忠信的影子。因此，我不想在他身上浪费太多的笔墨，倒是继续说说我们的公安工作。

    目前公安工作难搞，难在哪里？朱维坚秉承现实主义的态度，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投向社会上与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不相容的阴暗面。如“我”亲眼看见小混混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吸毒、淫乱，却打击不了。交警被打了，“看热闹的是不少，可没有一个站出来作证的”。华安县公安局里也没有活力，干事的少，混点的多，责任心普遍不强。以上罗列的不正常或丑恶现象，后来通过“我”的上任得以彻底扭转。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更棘手了。且看文本中那个罪大恶极的二皮脸见到警察就没命地逃跑，警察在后面加紧追，结果他自己撞到一辆卡上，当场死亡。事情简单明了，二皮脸绺由自取。如果他不跑，老老实实地接受警察的问询，就不会瞬间毙命，而二皮脸的家属却在贾氏兄弟的煽动下，抬尸闹事，冲击公安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群体性事件。这与孙春平的小说《二舅二舅你是谁》中的故事情节酷似。此小说讲述的是霍林舟的儿子在河边嬉戏时淹死了，他借来三轮车准备去火化儿子尸体。这时有人转话给他，说城里有个叫二舅的人听说了霍家的事情，愿意帮他向政府讨说法，而且承诺至少能讨来15万，但讨到钱后，霍林舟必须给二舅抽头。二舅没有亲自出场，倒是安排三姨来处理这事。训练有素的三姨与乡政府谈判时，指挥若定、组织严密。没有出场的二舅与《深黑》中贾氏兄弟相似乃尔，他们“盗亦有盗”，构成了一个隐形的“非法”组织。如果说《二舅二舅你是谁》中的二舅聚众闹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金钱，而《深黑》中的贾氏兄弟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则带有政治企图，那就是把严忠信这个局长整下台。

    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五种主要的文学观念，即再现说、表现说、实用说、客观说和体验说。我个人认为，公安文学作品还是以再现为主，即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对世界的摹仿。《二舅二舅你是谁》和《深黑》中提及的群体性事件与建设和谐社会极不相称，是摆在人民警察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说前者侧重探讨怎样才能强化基层政府执政为民的能力的话，而后者则是告诉读者如何正确地认识群体性事件。

    前面说过，《深黑》是现实公安工作的照相似实录。如果人民警察有幸看到，便会从中或多或少学到一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毕竟此佳构是朱维坚多年从警的心血结晶。他以全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增强了真实感。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四兄弟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全部面貌的写照。同理，《深黑》中的公安局局长严忠信就是朱维坚自已本人，他否认也不成。我与朱维坚手谈数年，至今未谋面，他多次对我说他的小说就是讲自己的公安工作经历，因此，警察同行有空翻一翻或看一看，会从中获益匪浅。

    普通民众读一读此书，也不会吃亏上当。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所谓教化功能，就是以道德、政治、法律等观念来教育人，培养人的世界观，使人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社会角色。就拿文中的抬尸闹事事件来说，作为一名守法公民就不能掺和，否则容易被像贾氏兄弟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作不必要的牺牲。除此之外，小说还谈到青年人世界观的教育问题。严忠信局长的儿子只关心自己赚钱，不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不相信公平正义。一级英模步通俞的儿子步青更可悲，是非不分、美丑不辨、认贼作父。英雄父亲恨铁不成钢，只好忍痛枪杀他，为社会除害。读者在震惊之余，应引以为戒。

    谁说我们的公安文学只是以情节曲折取胜，以讲故事见长？再看看重庆公安作家但远军的誓言如风三部曲，自始自终都贯穿着“立人”思想。特别是三部曲之二《穿越死亡线》，基本上是一部大学生的励志警言。

    言归正传。接着讲《深黑》中的公安工作。且说群体性事件暂时平息下来了，贾氏兄弟又在华安贴吧上大做文章，负面舆论一边倒。由此可见，网络舆情不可小视，这是公安工作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是摆在网警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谈到网警这个新型警种，又想到小说中几处提及的“天眼工程”。公安工作真是日新月异，“近些年，刑事犯罪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对这种犯罪，以往那种就地挖坑式的手印脚印、摸底排队的侦查手段基本上没用了，各地公安机关纷纷实施天眼工程，在辖区重要路段和部位安装监控录像……”以公安信息化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大势所趋，此小说具有前瞻性。

    总而言之，朱维坚的长篇小说《深黑》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将当前公安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出现的新动向一一摆出来，是一部非常典型的问题小说，并且直指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大胆“拥抱现实”、关注社会矛盾，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甚至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我以为，这个部分是多余的，不符合人物发展逻辑）中还在谈社会问题，如儿子执意要出国闯荡，他说在国内做事不是看有无真本事，而是要讲关系、靠后台。

    《深黑》的结局是正义压倒了邪恶，大快人心，但是打黑除恶任重而道远。通过这部小说，朱维坚说出了郁积多年的心里话，可以使他所经历的苦难得到抚慰，痛苦愤激的情绪得到释放。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进步、改革的力量与保守、腐朽的力量的斗争还是那么艰苦，呼唤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务之急。因此，此小说的问世迎合世道人心，比一般的宣传艺术品更容易深入人心，更容易普及。当然，此作品对现实的干预是比较间接的，必须通过人的心灵这个中介，以此来净化读者的情感。

    在当今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朱维坚不为外界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潜心写作，固守着“永不重复自己，永不重复别人，一笔一画是滴滴血泪铸就”的精神来写小说，但不免也会有瑕疵，如《深黑》第104页写道：“我知道，这个男人的灵魂下半辈子是不会得到安宁了，当然，前提是他真的有灵魂，而今我们的社会上，没有灵魂的人太多了。”这番议论可谓画蛇添足，不仅破坏了作品的逼真感，而且没有增加任何信息。（注：朱维坚的长篇小说《深黑》于2011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