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说：“马基雅维利等前辈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
马克思指出，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雅各布布克哈特说：“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马基雅维利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

    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数百年政治实践与激烈革命进行了总结，这是他从政十多年经验教训的理论结晶。面对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内忧外患，马基雅维利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抵御外侮消除内乱。虽然他本人衷心地向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时也主张只要国王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利，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因为他本人是一个纯粹甚至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传奇经历

    1469年，马基雅维利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是一名律师，学识渊博，热衷于研究人文科学，并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关系密切。在父母严格教育和家庭的熏陶下，马基雅维利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品质。

    马基雅维利从小聪明过人，勤奋好学，据说能过目成诵，所以父亲非常喜爱他，不惜巨额花费培养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并使他接受正规的教育。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保罗达罗西格列奥和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都曾经是他的老师。马基雅维利受到的教育使他熟悉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尤其是熟悉故罗马政治体制和社会哲学，这为他投身于政治外交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94年，法国入侵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不战而降，佛罗伦萨人民在萨那罗领导下举行起义，驱逐了梅迪奇家族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府。1498年，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因其浓厚的人文主义功底被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厅秘书长，并被列为第一国务秘书厅的六个秘书之一。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在最高行政机关——执政团的领导下负责办理外交与军政事务。

    马基雅维利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四分五裂、夹在欧洲列强中的意大利为他提供了展示才华和观察各国政治家的广阔舞台，而处在文艺复兴中心地带的佛罗伦萨则激发了他无限的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的灵感。

    在14年的任职期间，马基雅维利曾多次受命出使国外，曾经到过法国、德国、瑞士的教皇宫廷。诸多的国务活动，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使他受到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际锻炼。

    1506年12月，佛罗伦萨最高会议批准马基雅维利的提案，设置一名新官员专门负责监管军队组建工作，并任命马基雅维利为“佛罗伦萨国民军军令局局长”，在他按照瑞士式军队训练方法训练的400名新兵为基础，开始大规模招募志愿者组建新军。1509年，这只训练有素的队伍攻入叛乱十余年而一直固若金汤的比萨城内，一时举国狂欢。这也成为马基雅维利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

    1512年，共和国遭到颠覆，君主制复辟，马基雅维利遭到逮捕，后来又被释放，他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乡间过着隐退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君主论》以表达他对君王的忠诚与崇拜，期望能够继续在政治上一展拳脚，可是《君主论》还没来得及发表，共和国再次推翻君主统治。马基雅维利又向共和国新政府谋求职位，遭到拒绝后在极度失望与痛苦中忧病而逝。

    爱国激情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意大利半岛上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同时存在着五大割据势力——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辖地和那不勒斯，此外还有许多小的城市国和诸侯国，各国之间争雄掠地，兵连祸结。此时的西欧，已有不少国家实现了统一和政治稳定，但在意大利半岛上，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无法独立完成统一大业。这也给法、西诸强国造成了侵入意大利的机会，并最终酿成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意大利战争，整个意大利半岛战火不息、动荡不安，处于战争频繁的内忧外患之中。

    1500年，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出使法国，出访期间实地考察法国，法国的统一、王权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深深感受到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国势衰弱，加上在国外受到的歧视，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拯救国家命运的紧迫感，激发了爱国之情，可是意大利各邦却仍苦于无休止的阴谋和纷争，以致招来外族的入侵。意大利的命运危在旦夕，意大利却依然麻木不仁。马基雅维利首先惊醒地意识到，一个国家不像法国、西班牙那样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就不会有幸福和安宁，因此他把意大利的统一视为当务之急而置于一切其他政治目标之上。

    意大利的分裂、外国雇佣兵的肆意横行，使马基雅维利深刻认识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而这一切又都要在一个明智君主的支持推动下进行，而在政府工作的14年从政生涯又恰恰为他做了充足的各方面的素材准备。
《君主论》的最后一章《热切希望从蛮族人手中解放意大利》，就仿佛是一份充满激情的宗教传单，它所探讨的已经不仅是关于审慎与偶然机遇之间的关系这个普遍性论题，它所关切的是当代意大利的具体情势，几乎就是特殊时代的宣传品，马基雅维利以他强烈的爱国热忱期待着意大利的统一和强大。

    以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及其不懈的追求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甚至是过于狂热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也毫不在乎，“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书斋。在房门后，我脱下满是尘土的白色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的宫廷……四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在生活极其贫困潦倒的境况下，马基雅维利仍忠贞不渝地坚定自己的信念，执着追求，探寻切实可行的救国之路。

    马基雅维利完全是出于一种爱国的热忱而非个人的私利写下了《君主论》等著作，正如在中国革命尚未找到出路时，曾有爱国青年希望以法西斯政治来振兴中国一样。可以说，尽管马基雅维利他本人衷心地向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只要国王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利、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寄望新君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对国家忠心耿耿的意大利公民，他期待意大利变得强大。其实，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君主专制的拥护者，他只是针对当时意大利的现实而更推崇强力的君主制而已。

    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又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在中世纪，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因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某一国家的国民。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易十四即声称：“朕即国家。”

    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当时的四分五裂痛心疾首，在深刻分析了意大利沦落的原因之后，马基雅维利强烈期望一位英明的君主把意大利从蛮族的手中解救出来，他把希望寄托在洛伦佐 梅迪奇身上，并把《君主论》献给他，可是结果却如石沉大海。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荣耀都是马基雅维利身后的事情了。他在《君主论》将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君主从头发梢一直分析到了脚后跟，即使每个毛孔的汗渍都未放过。他不是唯美主义者，他却真心希望能有一个君主能做得更好一些，仅此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好胜、狡诈阴险、毫无道德意义可言的博尔贾才会成为他异常推崇的“良好”君主，或者说在他看来，意大利的救世主就该是那个样子的。

    《君主论》以“目前统治着人类与曾经统治过人类的一切国家与领土”这样的措辞开始，却以“古罗马人武德的荣光，并未泯灭在意大利人的胸膛”这样的措辞终结。它为诉诸行动发出激情澎湃的吁求，以此形成全书最终的高潮。它向一位当代意大利君主直接进言，呼吁他顺天应人、扭转乾坤，表现出彼时彼地情势之下最为显赫荣耀的文韬武略。

    可是马基雅维利所呼唤的时代和新君却姗姗来迟，意大利依然分崩离析，人民依然愚昧无知。直到法国大军的铁蹄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在拿破仑统治下，意大利取消了旧的邦国界限，冲破了各地区的封闭状态，而意大利人民在共同的反法斗争中，增强了民族意识，各地区的居民都开始把自己看作是意大利人，改变了以往的国家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的观念。

    正如中国史家梁启超先生所言：“当十八世纪之末年，拿破仑蹂躏意大利。其时意大利已支离灭裂，分为十五小国。拿破仑铁鞭一击，合而为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虽然，意大利此后之独立，实拿破仑之赐也。拿破仑废其小朝廷，锄其家族，将封建积弊，一廓而扫之。以法国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于其他。于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谓自由。有所谓统一。且对外反动，而知有所谓独立。拿破仑实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

    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最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 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利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利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

    （实习编辑：杨晔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