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人际交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智者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又说“君子群而不党”，日常见面随和有礼是一回事，若见天家厮混在一起，再扯上些不明不白的钱权关系，不闹得乌烟瘴气才怪。大到国家社稷，小至家庭个人，日子久了都有些聚散悲欢的故事。这回要说的是，世纪老人西去，古稀之子著书详细批家史，淡泊未必清净，国学大师生前身后是非多。
有看官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看那门上贴着“五好家庭”的红纸，推门进屋不定多少解不开的矛盾。就算是文化名人、影星导演，上电视夫唱妇随、爹亲儿孝，镜头一关接茬儿翻脸的也多得是。那国学大师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家里闹点儿纠纷正常着呢。这话说的真对。中国人爱说“家丑不可外扬”，丑不丑的不论，那些真正窝心难解的事，很多不能“外扬”，家事尤其如此。写这本书的季承老先生在结尾不是也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么！
但是，把家事闹嚷出去的也很多。有老子教训儿子，折腾得全楼不能睡觉的，也有老婆站在门口数落她男人在外头搞女人，让一条街都听着。有一阵子，把家事写成故事登在报纸上还很时兴，往回看90年，新文化运动时多少文人发过家庭的牢骚。为什么家庭之事值得费笔墨？因为绝望。“家”这个东西很麻烦，不是你选的，可你摆脱不了。朋友不和了，少见面甚或绝交都不妨事，跟家人在一起，就算彼此恨得牙痒痒，也不能“断交”。父母逼你嫁个混账汉子，出门子的时候还得跪下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自己的老婆怎么看怎么烦，晚上还跟她睡一张床，行周公之礼，生儿育女步自己的后尘。想做“自了汉”，可以出家，多数人不敢，也找不着门路。
绝望归绝望，那时候多少还有希望。文明古国的文明敌不过西洋舰队大炮，就得寻思一下在家庭这件事上我们是不是也该改改了。那边有位看官小声说：现在还有希望吗？用不着了，都和谐了嘛！名人的个人成长和家庭历史，最容易被当成范本教科书。季羡林老先生是官方都认可的学术泰斗，各种传记已经有好几大本，有些就是想给人当教科书的。看书名和小标题，有“雾都孤儿体”，如“家境贫寒，入学苦读”、“发愤图强，学成归国”，有“弗洛伊德体”，如“失去母爱，寄人篱下，性格发生裂变”，有“神仙传体”，如“人中麟凤”、“道德文章”，也有“知音体”，如“不是亲属，胜似亲属的学术助手李玉洁”……大师自己爱写散文、回忆，再加工的集子也不少。大师嘛，自然要让上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考核一番，只要一颗红心向事业，大是大非把得稳，再来点小情小调作点缀，也就是“大师传”的基本套路了。
是不是亲属写的传记更靠谱？不一定。东宫娘娘给皇上写一本传记，西宫娘娘肯定写另一本。这两年我看国产传记电影的一个想法，是千万别再找传主家的后人当艺术顾问了，就算找，也不要光找东宫娘娘那一脉的。现在看季承先生写过世老爸的这本书，倒觉得有点不同，因为他没按“大师传”的套路一味贴金，而是真写了些家里不足为外人道的事。
作者最后给父亲“盖棺定论”时，也是高度赞扬：“道德高尚，情操丰富，勤奋刻苦，朴实无华，爱国爱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受人景仰，生命后期成了一位公众人物”，对任何人这都算“甲等”的考评。但作者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父亲一个A，父亲早就被无数人给过A+了。作者要说的，大概可以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对季承来说，造成他们一家不幸的最大原因不是战乱，不是文革，而是他父亲想当“悲剧人物”。季羡林先生在九旬高龄时，写了一篇元旦抒怀，说“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要说“悲剧人物”可能也不稀罕。佛家看众生皆苦，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也没问题。动乱年代，留神不留神都很容易成“悲剧人物”。农村孩子就医不便死于天花疟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死于轰炸的炮火，文革被批斗一时想不开上吊了，SARS横行时得场感冒不治而亡，这当然都算悲剧，但肯定不是季老先生想往的“悲剧”。
对儿子季承来说，父亲想成为“悲剧人物”的努力、自誉为“求仁得仁”的重大举措，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伟大、最果断的行动”，也就是在妻子去世两天前对儿子下了逐客令，从此成了孤家寡人。用大师自己的话说，他想要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而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成为“悲剧性人物”，是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的。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种孤寒傲世的人格理想，中国自古就有，但大师的想法跟这些不同。大师早年在清华大学主修西洋文学专业，学士论文做的是荷尔德林，在欧美浪漫派中拣了沉重的德国一脉。西方悲剧传统的精髓是崇高感，德国浪漫派对此阐发得最是精妙，通俗讲来，崇高感是远观山崩海啸时那种悲壮肃穆之情，所谓“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纯属瞎扯，对苦难的审美，必以同难发中心保持距离为前提，不然只想到“保命要紧”了，还谈何审美！
[NextPage]大师的悲剧幻想，始于冷漠的家庭关系，特别是择妻不自主，让大师同家人始终有隔膜。这方面季羡林同现代史上另一位大师胡适真有一拼，但胡适从没想过要当“悲剧人物”，反而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让他沾尽春光，也是胡适人情练达的地方，他早看出我们的文化不出产那种浪漫的悲剧，即便有，也只是变种的闹剧。
事实证明，发生在季大师暮年的很多事，真的只是“闹剧”。局外人理不清其中的纷纷扰扰，只是奇怪怎么有这么多人在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身上打主意、做手脚？显然，想做“悲剧人物”，也得看时机，至少须是在你头脑清明、骨骼硬朗的时候。作者季承认为，父亲于垂暮之前突下决心做“悲剧人物”实属不智，因为已没这个条件和资本了：
通常，一位男人在他进入人生末期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照顾的，特别需要女性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会有一位或几位女人及时出现，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好像也是市场经济，有需就有供，而且总的说来供大于求。这种情况，对一般老迈男人都是相似的，而对于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男人更是如此。
年老智昏的男人容易给甜言蜜语、心术不正的女人以可乘之机，这种例子并不难举。更大的问题在于，大师平时是个不决断的人，有做诗人的愿望，没有诗人的爆发力，有革命的想法，没有革命的热情，对婚姻不满，爱恋上异国女子，也没行动，还是乖乖回来了，怎么会在最需要亲人照料的老年发此“成仁”之想呢？按儿子的解释，这是一种“意气”亢奋症，也就是一辈子委曲求全、从不意气用事的人到晚年的情绪总爆发。这时候人最容易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荒诞剧。在这本书里，大师的悲剧情结并不包括死亡，虽然住院七年，虽然亲人先后谢世，大师仍然“不想涅槃”，“希望活到‘茶’寿，更希望永远活下去”，然而大师的夫人却早有“死了干净”的想法。自己当悲剧人物，结果想死的都是别人，这可谓“国产悲剧”的奇特效应。
季羡林是散文大家，世所公认，不过对儿子来说，父亲的散文情结其实是“悲剧情结”的并发症。婶母死时，“没有任何表示，没送鲜花，没有挽联，当然也没有去参加告别仪式，后来倒是有了一篇散文”。妻子死时，“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后来倒也写了一篇散文。”女儿死时，“没有送行，没有送花圈”，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知道女儿对自己有意见，就没发表。秘书李铮死时，“没有告别，没有挽联，没有悼词，没有鲜花，也没有散文”。实际上大师的散文，外人看得津津有味，儿子、女儿都不爱看，
有人曾经问过父亲：“你对这些事（指家里发生的事）怎么没有什么反应？”他回答说：“去看我的散文。”可见，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散文……姐姐不喜欢父亲写的关于我们家庭的散文，因为她觉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又于事无补，看了只会让人不愉快。
其实这种“散文表达法”，也是我们文化盛产的。英国才子王尔德写过一个故事，叫《道林·格雷的画像》，讲一位绝世美少年出卖灵魂换取美貌永驻，让肖像承担岁月风霜和自己造的孽。其实文人多是逆向的道林·格雷，自身缺陷可以不顾，流传于世的画像（散文）一定要美。因为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死无对证，世人看到的只有散文。诸位看官，说到这儿我已经手脚冰凉、冷汗直冒，因为我这篇小文归其也是散文。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