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晚清，文人多兼治语言文字之学。新文学家犹存古风，钱玄同是音韵学家，胡适留美时就开始研究《诗经》“言”字，陈独秀辛亥革命前就发表关于《说文解字》的论文，并开始关注甲骨文。陈氏上世纪30年代入狱后坚持字学研究，一直到死。有人反对陈做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却力挺这位“小学”大家。其他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闻一多、陈孟家、骆宾基等，或一边创作一边研究古文字，或干脆放弃文学，专心钻研甲骨文金文。刘半农去英法学习实验语音学，但兴趣广泛，《古史辩》就有他谈古文字的文章。

　　新文学家治秦篆以前古文字，各有所图，或研究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陈独秀、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刘半农），或欲以此维持中国文学发展的延续性，都已超出传统“小学”与乾嘉诸老范围。鲁迅三十年如一日辛勤收集金石、考古、甲骨文方面的图书，并不只是为撰写《汉字变迁史》，也有文学上的考虑。《汉文学史纲要》首章“自文字至文章”，把中国文学奠基于文字，已透露其中消息。蔡元培序《鲁迅全集》，说鲁迅天才在于“用字之准确”，讲得很到位。周作人也说鲁迅有“文字上的洁癖”。胡适、郭沫若反对“读经”，理由是经书上许多字连王国维都不识，普通国民怎么读？古人云“读书必先识字”，文学创作亦然。章太炎说宋以后不讲“小学”，乱搅乱用，“文辞”便不能感人。想想当下教授学者文理不通，作家诗人粗鄙不文，几百万或上亿大片中大牌名角口吐别字，章太炎这种复古主义的激言也并不怎么刺耳。去年国内热炒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书《认得几个字》，不知炒作者们怎样自省这个问题。

　　强调汉字的重要，是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共识。木山英雄研究周作人，发现汉字是沉浸在失败论情绪中的周氏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认为周在承认失败后尚能坚持虚妄的抵抗，唯一凭借就是汉字。冯至30年代在德国写信给杨晦，说再也别提20年代那些诗了，诗是他的耻辱，是在不懂汉字时写的，以后要多认识汉字。这种与汉字暌隔已久的忏悔之情，“五四”以后相当普遍。新文学家的古文字情结大概就是这样种下来的。

　　“五四”一代受西方冲击，一度对母语失去自信，钱玄同（吴稚晖更早）曾主张用世界语或德、法、英语代替汉语。胡适也说只有拼音化才是文学革命最后的胜利。左翼文人在拼音代替汉字的信仰上与右翼并无二致，鲁迅就附和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据说为钱玄同发明）。更有人推翻传统“六书”说，认为古人造字之初也为记音，一个汉字一个声符，只因方言太杂，新字孳乳太多，古今音变太繁，不得不倚重形符义符，拼音文字的本相遂被遮盖；汉字拼音化并非舶来品，古已有之，恢复原貌而已。

　　但新文学家很快对汉字又亲近起来，他们不只拿白话代文言，还探索文言退位后白话该怎么写。对“字”的强调起于文学革命后不久，并非否定文学革命，乃是一种新的醒觉。这是他们留给后来的一笔隐形遗产。之所以隐形，因为没有太多人注意，对日后文化也没起太大作用，但不能因此就一再被忽视。

　　时文琐谈，却说到新文学家、“小学”与古文字，但愿没有离题太远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