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自从问世之日起，便有人喜爱，有人惧怕；喜爱者赞不绝口，惧怕者恨之入骨，俨成冰炭不相容之势。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是《水浒传》的喜爱者，他赞美《水浒传》是颂扬忠义的杰作。在《<忠义水浒传>叙》一文中，李贽借用司马迁上古圣贤发愤著书的说法，认为《水浒传》也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的“发愤之所作”：“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余象斗、五湖老人，也是《水浒传》的喜爱者。余象斗认为梁山好汉是应运而生的英雄群体，他们“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乌合云从，据水浒之险以为依”，称赞他们是“桓文仗义，并轨君子”（《题<水浒传>叙》）；五湖老人称赞水浒群雄干的是真事业，《水浒传》是真文章，“好勇斗狠之辈，皆含真气”，“嬉笑怒骂之倾，俱成真境”。他断言，那些假道学、假名士、假节烈、假侠客，全都是没有读过《水浒传》的人（《<忠义水浒全传>序》）。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是《水浒传》的喜爱者，他花费多年时间，给《水浒传》作批语，称《水浒传》为“六大才子书”中的“第五才子书”（其他五部依次是：《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西厢记》），评价很高。但是，金圣叹不同意李贽等人《水浒传》为发愤之作、忠义之书的说法，他认为《水浒传》是作者显示才情的杰作，“……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是非皆不谬于圣人。”（《读<第五才子书>法》）

　　除了李贽、金圣叹等文人学者外，明清以来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水浒传》的喜爱者。清同治七年（1868）4月15日发布的《江苏省例藩政》中的“……《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可以为证。

　　当然，也有人是不太喜欢《水浒传》的。清人王仕云虽然认为《水浒传》意在“责备徽宗蔡京之暴政”，但是他对《水浒传》的“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这一点，颇有微词。他认为《水浒传》的这一缺点，会产生如下流弊：“令读之者日生放僻邪侈之乐，且归罪朝廷以为口实，人又何所惮而不为盗？”（《<水浒传>总论》）

　　当然，最不喜欢《水浒传》的是封建朝廷及其鹰犬。明清两朝，曾有多位皇帝先后降旨，严令禁毁《水浒传》。例如，明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曾在兵部尚书的一份奏章中批示“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要求“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清乾隆十八年（1753）七月，乾隆皇帝有一次给内阁大臣训话说：“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清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又把湖南四川等地的“教匪充斥”“匪教惑人”，归咎于《水浒传》等书，下令地方官府“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自然，上有所恶，下必甚之。清江西、江苏两省按察使都曾经表过对《水浒传》的切齿痛恨，而严加禁止（参王小傅《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资料》）。

　　孰是孰非？我旗帜鲜明地站在喜爱者一边。因为，明清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学名著《水浒传》，对封建王朝并没有多大危害性，对“愚民”的诱惑力是非常有限的，社会风气的堕落也总是另有原因。说句不客气的话，文学不过是人民的精神自娱游戏；即使是《水浒传》这样旷世的名著，它对于封建王朝的破坏力，也远不如一个陈圆圆那样的女子。封建王朝的帝王及其鹰犬一再严令禁毁《水浒传》，纯属捡芝麻丢西瓜的愚蠢行径。明代文学家汪道昆有很恰当的比喻：水浒群雄不过是窃钩小贼，而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却是窃国大盗！（《<水浒传>序》，见《忠义水浒传》卷首）

　　冷兵器、资讯不发达、人民普遍淳朴的封建时代，《水浒传》的危害尚且那么有限，核武器、互联网无远弗届、色情暴力触目皆是的当今世界，《水浒传》还能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毒素？时代已变，任务依旧：建立一个较为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约束、惩治虎狼一般贪婪的卑官污吏，远比教育民众做驯顺小绵羊紧迫得多，重要得多！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