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认为文学要有“立人”和“立国”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今天，这一文学观点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新写实小说、女性写作、新历史主义小说、晚生代小说等到处都是人性的荒原，一些先锋派文本中的人仅仅是一个符号或代码，皆不具备人的品格和生命活力，就更不用说“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了。①《人在天涯聚散时》中的民警陈涛不仅自己力争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时时处处争取做人的尊严，而且教导、帮助他人如何做人。特别是滨江政法大学的杨教授，基本上是被作为一个圣人的形象活动在文本中的。他无私地援助陈涛一家，常常替他人着想，甚至在生命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学生马小瑶的下落和陈涛出书事宜。他是陈涛佩服至极的人物，可以算得上是新时代的孔子。如果用宏大、时髦的话语来描述杨教授，那就是“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窃以为，但远军的三部曲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反动。对于五四文学精神，人们已经作了许多概括和总结。有人认为：“反帝爱国”是五四文学的主导思想；有人把反封建视为五四文学的总的主题；还有人觉得五四文学是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运行的。这些认识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四文学的某些精神内涵。但是，给五四文学精神下定义倒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在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下，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最能从根本上揭示五四文学精神当为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②这里的“个人”也就是周作人的“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的个体本位的人。③当今的热门话语“以人为本”就是很好的注解。
在第一部《滴血的承诺》中，原长仁湖派出所所长陈涛因妻女被杀，替真正的杀人凶手黑二背黑锅进监狱，失去人身自由达一年之久。究其原因是在权大于法的环境中，长仁县公安局局长徐大虎感情用事、主观臆断，独断专行、以权代法，致使无辜的陈涛身陷囹圄，并指使其爪牙对陈涛严讯逼供，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和人的尊严。在第二部中，出狱后的陈涛时时告诫读大学的妹妹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平现象，如何珍惜在校时光，如何与同学友好相处等等。他还把自己大学时代的大学生与妹妹大学时代的大学生学习情景进行对比，发现后者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相较前者都逊一筹，于是，便用议论的方式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因此，窃以为，第二部《穿越死亡线》更像是一部大学生的励志警言，这，或许也是由五四文学精神这一根红线串着的吧！
第三部《人在天涯聚散时》继承了前两部以人为本、关怀他人的善念，即如何把人当人看、如何争取做人的权利等。如陈涛与所长朱大志吵嘴的情景，“朱大志却操着大嗓门将他叫住了：‘别走，来了就好好的听着……你们不把咱这所长当回事儿，咱这所长也不会把你几个小杂皮当回事儿……陈涛，进来，好好的听着，我只要还是长仁湖派出所的所长，你们几条混混就别想翻天。你本事再大不如我官大，你后台再硬不如我实权硬。万丈高楼从地起，随便你们把状告到哪儿，最终都要回到我这儿来挽转转。我说黑就是黑，我说白就是白，我说扣你们工资就扣你们工资，我说扣你们奖金就扣你们奖金。你们只要在我的手下讨饭吃，就必须照着我说的话去做；就必须看着咱的脸色行事。’”
陈涛并不惧权势，要朱大志闭上他的臭嘴！“在座的不论王兵，还是我，都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想骂就骂，想吼就吼的……请你搞清楚，咱们是人民警察，是人民的血汗在养育我们。咱们端的是纳税人的饭碗，吃的是纳税人的血汗。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说我们是在你的手下讨饭吃么？你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吗，可以养几个警察？固然，你贪一点，枉法一点，也许能搞到那么多的黑钱，养几条走狗，养几个打手和帮凶，替你吆喝，替你呐喊，但真正的警察你却是一个也养不起的，因为法律还没有授予你私养警察的权力……你是哪股筋拧着了，动不动的就来拿民警出气？说吧，到底是哪儿惹着了你！” 陈涛这番话不仅仅是争取做人的资格，而且还是在维护警察的公权力。朱大志那一套搞法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尽管我国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法制进程的缓慢，封建遗毒还在个别地方潜滋暗长，朱大志之流还在耍威风、使特权。此小说通过长仁湖派出所这一点就折射出社会这个面，即说明家长式作风具有普通性。
陈涛据理力争，难道为他个人么？非也。差不多死过一回的陈涛自从出狱以后就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落到这般境地，于是开始构思公安工作法制化建设的问题。具有宽广胸怀的陈涛从此把个人荣辱得失看淡了，而是苦思冥想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借用手中的笔，通过写作这种方式力所能及地做一点有助于加快法制建设步伐的事情。
社会在进步，“徐大虎时代”一去不复返，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没有谁能阻挡。陈涛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是“摩罗”诗人的“新声”。“新声”就是“心声”，即内心反抗的呐喊，而这正是鲁迅时代文学的根基和出发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分道扬镳的标志。其实，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和逻辑基点就是“人的发现”与人的意识的普遍化。
文学应是觉醒了的个人为着打破中国传统悖于进化常理的“污浊之平和”而发出的反抗的心声，在现代，它将是国人能否挣脱“荃才小慧之徒”蹈袭西方文明“偏至”而生的维新西化思想敢于“自别异”的关键。文学不仅是整体文化一个组成部分，更是整体文化能否更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文学起于个体“心声”、“内曜”，而这正是一切文明的“本根”。“本根之要”高于一切，“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憔悴，储能于初，始长久耳”。④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思考，是鲁迅区别于其他近现代思想家的极其重要所在。
公安作家但远军的三部曲自始自终抓住“立人”这一主题构建，旨在道出国家的进步、民族的希望还在于人的解放，也就是胡适先生所说的人的现代化。《人在天涯聚散时》通过陈涛母亲的口说出的、陈涛自己讲出的话语，还有道德楷模杨教授的言行，目的就是阐释传统人文精神的积极内涵，即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虚、立志报国等。如陈涛母亲教导他说，即使再忙也得挤时间到指导员家里去看看。对人要真诚，莫把人家当傻子看，莫算计他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今天，这番话能给读者以温馨，能滋润读者心田。[NextPage]
陈涛还对新上任的朱大志说过这样的话：“朱所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俗话说孩子是水，父母是容器，水装在什么样的容器里就会有什么样的形状。将此话放在一个单位，放在咱派出所，便是民警是水，所领导是容器，所领导是什么形状，直接影响到的是全所民警的形状，因此，要学会尊重民警和爱护民警，要把民警当成与你同甘共苦的战友、兄弟，明白我的意思吗？”陈涛表面上是劝导朱大志，实则是对人权的追问，与前文剑拔弩张的“吵嘴”形成精妙的“互文”。
对人权的争取，除了陈涛自身努力之外，同事也在帮他。如周兰对朱大志讲述了老所长陈涛的历史，并说陈涛在家里写文章是罗政委特许了的。因为老所长受了不白之冤，按理说应该给他一段时间的休假，然后再恢复工作，可老所长一出狱就到所里来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考虑到老所长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一时不能从生活的阴影里摆脱出来，同时又考虑到老所长本人有写作的爱好和愿望，所以罗政委特地吩咐了，给老所长自由的时间。虽然从政策的角度来讲似乎不大符合规定，但从以人为本和爱护民警、关心民警的角度来讲，又是合乎情理的。
周扬在《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认为，新文学的“新精神、新内容”就是“人的自觉的思想，在文学上就是‘人的文学’，这是民主革命精神在文学中的爆发”。⑤《人在天涯聚散时》同样传递着民主意识，企盼人的觉醒。
人文关怀是文学永远的母题，五四文学精神也含有浓烈的人文关怀意识。所谓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⑥童庆炳在《现代诗学问题十讲》一书中曾谈到文学创作为什么要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张力，并指出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要么偏向历史理性，要么偏向人文关怀，要么双重缺失。我们的公安文学也有类似的通病，本人曾经还为此写过一篇小文《浅谈公安文学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分析大部分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人民警察都不需要人文关怀，他们头脑中只有奉献牺牲之类的集体意识，他们只知道关心人民群众，不知道关心自己；他们没有七情六欲，只是一些拼命工作的机器，而《人在天涯聚散时》就不一样了。陈涛本人就在积极争取自己个人的民主权利，保留个人意见，如他不想调到城里去当法制科科长，是因为他要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由此可见，他不再是一个完全服从组织的“大写的人”，他的个人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罗政委得知后，还是尊重了陈涛的选择，并对他实行全方位的人文关怀。
罗政委体贴下属、关心民警与朱大志之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道出了人文关怀的可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核心。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坚持以人为本，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人在天涯聚散时》的出版真是与时俱进，因为全国公安系统正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此文学作品用民警陈涛这个典型的个案讲述如何才能做到人以为本，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皆可达到潜移默化之功效，足见远军同志用心良苦矣！他自觉承担着文学的责任、历史的责任，用自己心灵的体验与呐喊，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为时代作证。他是21世纪现代精神与现代文明的引路人，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精神的开拓者。⑦
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所谓五四文学精神就是立个体本位的人，与“以人为本”思想内涵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人在天涯聚散时》传承着五四文学精神，呼唤人格尊严。对于人格尊严的呼求，新时期作家同五四作家一样强烈，如果说五四作家曾经目睹了人格尊严遭到封建礼教践踏的悲剧，那么新时期作家则大多经历了人格尊严在“文革”中的被侮辱。因而五四时期强调人格尊严仅仅是一种浪漫而又感伤的表达，而新时期作家则是在严厉谴责极左政治肆意践踏人格尊严之后的更为自觉的维护。尤其突出的是陈源斌的《万家诉讼》。主人公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已不再只停留于口号式的理念上，而是化为具体可行的法律行为。因为对于个体的人的肯定只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比起五四文学的观念意义上的呼求显然是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⑧而《人在天涯聚散时》中的杨教授更是渴望有尊严地死去，这真是一个新话题。像杨教授的表白：“过不了几天咱就要开始做化疗，一做化疗，好端端的模样儿顷刻间便会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见我那时的模样，因此，为了留给我临死前足够的尊严，你还是回去的好。让一个病人有尊严地死去，是人道，是文明，是活着的人应该尽到的责任……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由此可见，但远军与陈源斌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写出了法制进程及其阵痛。令人欣慰的是，时代在进步，法制会进一步健全，如《人在天涯聚散时》所写道：“《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检察院一直盯着咱们警察，只要是滥用职权和刑讯逼供的，没有一个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中国无法无天的时代在结束，警察不可能再斗胆包天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如今，尽管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还没有彻底地杜绝，与过去相较，还是大为减少。那么，为什么不能根除呢？因为还有像朱大志之流存在，他们没有系统地经过公安业务、法律知识培训，是个十足的法盲。当然，朱大志背后的故事还可以深挖，那不是本人力所能及的，那是行政管理学、社会学的范畴。如果本人继续探究，就有篡位之嫌，与五四文学精神相违背。
我们相信，将来的公安文学必然继续高举五四的旗帜，为21世纪塑造崭新、健壮而美好的灵魂，即充满生命活力的警察形象。（注：但远军的《人在天涯聚散时》于2010年6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NextPage]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卷，46页。
②郁达夫：《现代散文导论》（下），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11月影印，第205页。
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
④《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
⑤《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第2期。
⑥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⑦王泽龙《五四文学精神与20世纪文学嬗变》，《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社会科学版）
⑧孙德喜 李德友《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联系》 1999年第2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附但远军小传：但远军，笔名雪地，1963年生，汉族，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宣传员，二级警督。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历史系。重庆市长寿区作家协会主席、重庆市公安作协副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风华正茂》《雪落大巴山》《相会在古城》《萍水相逢》（三部曲）及长篇纪实文学《大罗山纪事》和500余篇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总计800余万字。其中散文集《活出男人的样子》2004年8月获“重庆市散文学会成立10周年优秀散文集奖”；报告文学《一次震撼心灵的采访》2004年11月获第四届中国世纪大采风报告文学金奖；2005年8月获世界华人华侨总会文化委员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单位授予的“中国百佳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荣誉称号；《大罗山纪事》和《萍水相逢》入选2005年度国家知识工程推荐书目。
（编辑：邵钰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