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诗作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涉及到徐帆、刘亦菲等女星的作品引发热议，被称为“羊羔体”，与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并称。车延高称希望网友更多地了解他的作品。并坦言官员的身份和权力，并不能给他带来作品。（10月21日《新京报》）
　　
　　一直少有人关注的文学，在这一刻好像灵魂附体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种关注度，好像已经与诗歌乃至文学无关了，或许是得益于徐帆、刘亦菲以及纪委书记这几个要素吧。正如赵丽华通过腾讯微博表明的态度：“其实鲁迅奖跟鲁迅狗屁关系没有”，所以也没必要在意这样一个假鲁迅之名的奖项。同时关于鲁迅奖的一些内幕、猜测（比如“找关系跑奖、花钱买奖”等）也在网上流传。此外最近还有一事，《延河》杂志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了两篇博文：《延河》2010年第九期自由来稿截图（显示的一组“凤姐”的诗歌），和《延河》编辑刘全德为凤姐写的2000余字文学评论。这些都沦为公众笑柄的事件，也正再次验证了“文学已死”的惨淡现实。
　　
　　在2006年，文化批评家、诗人叶匡政说：文学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但是同时，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这个互动文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官二代李启铭的狂言“我爸是李刚”之后，网络上“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火热开始了，精辟的诗词频现，比如：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柴门闻犬吠，我爸是李刚；人生得意须尽欢，谁让我爸是李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我爸是李刚……于是在这一刻，诗歌“复活”了。
　　
　　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如今文学已经分裂为两个场域，其一是大众文学，在文化市场上热闹非凡，形成一餐餐庸众的饕餮盛宴，娱乐至死。其二是文学场里在场权力者和精英掌控的严肃文学，写作者把作品当作呓语的后花园，不接地气，成了少数人孤芳自赏的消遣了。加之现在是娱乐化文学（或称之为大众文学）的一支独大，使得文学所谓的神圣性尽失。作为快餐式消费品的大众文学与文学“艺术行为”，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诗人卖身、作家裸奔、文人绯闻等等，就是娱乐路线的鲜活案例。而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特殊、传播便利的诗歌，成为了最好的娱乐化载体。
　　
　　于是，文学真的已死了，只剩下诗歌以全面的面目与功能“复活”，从王兆山的“做鬼也幸福”，到凤姐诗作上《延河》，再到“梨花体”、“羊羔体”的横空出世，在诗歌造句与写作软件的引领下，构成了一组壮观的娱乐化时代下世俗浮世绘，诗歌被赋予了全新的解读社会的深义。这也就足以说明了，公众对于车延高及其诗歌的嘲弄，并非是指向具体个人的，更多的是长期沉积下来的文学祛魅的爆发。“祛魅”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引申之，也可以指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等方面存在着怀疑。而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场域里的很多负面事情，就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祛魅效应，将文学圈的劣迹赤裸裸地暴露于阳光之下。
　　
　　就如刊发于6月26日《羊城晚报》上的《两个“贪官诗人”与文学的权力寻租》一文显示，落马的原河南安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永新，在鹤壁“10·3”特大矿难发生不久前，正在北京用公款召开个人的新书发布会。还有一个与李永新可以比翼双飞的是原山东齐河县委书记李凤臣，其在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一年中，用公款出版了七本诗集，迅速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诗刊》、《人民文学》理事，被捧为“李凤臣模式”、“诗坛神话”。就在他东窗事发前，2006年4月，中国作协还为他庆贺五十大寿，特意召开他的《天命集》座谈会。此两人都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是中国作协力捧、迅速蹿红的贪官诗人，这足以让我们见识了文学与权力媾和的暧昧关系：文学向权力献媚的丑相，而权力则借文学来自我化妆。
　　
　　于是乎，一个副省级市的纪委书记这么高级别的干部获奖，难免让有些人浮想联翩，因为论行政级别，李永新只是正局级，李凤臣更只是副局级。再加上他一些诗作中的娱乐化要素，自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所以这些“羊羔体”所引发的争议，正好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权力浮世绘，隐喻了权力化妆术的盛行，戳痛了诗歌乃至文学神圣性的沦陷。当然，作为围观者，其实不应该只纠缠于“羊羔体”的狂欢与恶搞，更应该去关注的是这个奖项的评选与运作，以及更层次的中国文学的各种深层危机，如此，才是真正有益于重塑中国文学与权力伦理的公共行动。
　　
　　当然，这一切都并不值得忧伤，我们更应该乐观的看到，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嘲弄，其实正是文化的庶民的胜利的表现，或许这种恶搞式的“复活”能够让诗歌得以“祛魅”彻底，在写作价值观重新洗牌之后，形成一种全新的诗歌美学（娱乐大众、剥离说教意味、反讽解构等），于是如此看来，这层意义比起任何文学或者文化的意义，来得更加深远，成为文化走向具备现代价值取向、尊重常识的一个优美姿势，然后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时代的变化与文化的生老病死。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