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艮砦

　　看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袋里挥之不去，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为何单单谈论的是这几个国家，而且前面很大的篇幅谈论的都是西方世界的大政外交。也许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这种模式都源于西方，但这似乎作为基础有点牵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的一切。
　　
　　国家软硬实力的提升，自然不可能依靠那些整天卖嘴皮子的政客们，而是需要科技、经济、文学这些东西。而西方世界在近代是遥遥领先，如此一来，基辛格所著的那本“嘴皮子”外交，自然就有了大声说话的基础了。
　　
　　近代社会直至现在，西方社会都十分看重这些作为基础的实力东西，那些卖嘴皮子的政客们深知，自己要想在世界上说话硬气，全靠这些实力家伙做基础。看看我们自己，指南针被发明出来，是被阴阳先生拿着看风水，乞灵三尺黄土，保佑子孙能永远福禄寿俱全；火药用来制造爆竹烟花，虽然技术一流、称雄世界，但爆竹再好，“回首相看已成灰”，烟花再绚丽耀眼，也唤不醒世人的迷梦。反观西方社会，人家已经把科学发明视为无上光荣，当诺贝尔四处奔波制造安全炸药的时候，而我们仍然是“诗云子曰”，视能工巧匠为贱人，贬斥发明创造为“奇器淫巧”。也难怪到后来我们被人家开洋炮来欺负了。
　　
　　诺贝尔毕生致力于科学发明的实用普及，死后都把自己全部财产捐献出来成立了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我想，这个奖项的成立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和成果的肯定，更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去发明和创造，这一点可以说毋庸置疑。
　　
　　我们和西方社会在实力方面存在着差距，虽然在社会稳定之后我们也进行了追赶，但是自从这个奖项设立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本土的国人获此殊荣，似乎这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怪圈。
　　
　　先看下面的一个例子，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对伦敦狂轰滥炸，唯独没有践踏牛津和剑桥，盟军在轰炸德国时，同样避开了德国的大学城海德堡。
　　
　　我们自古就没有重视科学发明和人才的传统，即便是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后来的动乱的时期，读书无用论弥漫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被迫害甚至致死。说到底，政治第一位，压制着其它的一切，使得我们赶不上西方，这怎么可能获得诺奖的垂青？
　　
　　另外一个原因，开放之后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善，国家也开始崇尚科学、尊重知识，但依然还是有无形的限制在其中。而且，也不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些精英人士怎么了，环境有点宽松了，你们反倒是不学无术了。论文可以抄袭、成果可以剽窃、为了名利可以互相谩骂甚至暗下杀手、教授可以和学生睡在一张床上、工作的时候我要出去玩小姐……透出的是混乱、堕落、腐败、功利的气息，怎么可能研究出有分量的科技成果？又怎么可能获得诺奖呢？我记得每年咱们自己都要搞出很多的大学排名，而且这种时候吵吵的非常厉害都想争第一，反倒是世界范围内大学排名的时候，我们倒是集体噤声了，可能是因为大学排不上名，又获不了诺奖，咱们的这些精英人士只能在国内搞出这些名堂意淫意淫了。
　　
　　西方社会研究出成果的科技人士，往往也都是最远离政治和一切名利场的人，有点和尚念经青灯黄卷的味道。而咱们这里呢，稍微搞出一点成果，就要想法设法的让自己的名头高一点，就要每天在镁光灯前和主席台上喋喋不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到底应该是什么。可见，这已经超出现实环境的范畴，属于我们骨子里观念的问题了。彻底解决掉它，只能从教育制度上下手，让这些劣根性的东西不再传到下一代人的身上。
　　
　　有人说了，即便我们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不能获得诺奖，我们的文学那可是绝对有资格获得的呀。你不要忘了，就在这一段时间，接连两个作家因为写作被警方抓起来，而他们无一例外写的都是揭露和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下，怎么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呢？何况还有那么一部分，为了钱，是甘愿输出文学垃圾的。
　　
　　社会制度和个人都有原因，使得我们一直徘徊在诺奖的大门之外，所以我想和你诺贝尔谈谈，你能不能托梦给评审委员会的人说说，让他们好歹也给我们一个奖项，让我们也过过真瘾而不是意淫。不过估计那几个评审委员会的家伙都是死不开窍的脑子， ——要是在咱们这里，拿钱之后，我们的精英人士什么事儿不能办呢？！所以现在啊，在求诺贝尔的时候，最好也给他烧俩纸钱！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