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振山
中国当代文学身处市场化大潮的语境之中，中国作家的创作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利益与欲望的诱惑。在这样的情势之中，《辽宁日报》文化观察版独具见地地发起了“重估”的大讨论。这场意义非常、功莫大焉的讨论历时半年之久，通过作品品位与效应来审视我国文学现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现状的得失沉浮。我以为，我们除了审视对象主体之外，还应该审视创造主体即作家的人格结构。换言之，就是应该重视作家的人格修养。
我所指称的作家人格，是指作家性情的品位与等级。那么谈到作家人格，我想首先应该实现的是，作家由世俗眼光向超越眼光的提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家来源于世俗。然而，他要写出醒世警人的作品，就必须完成自己超越世俗眼光的修炼。
我由许多作品中读到的作家人格仍在世俗等级或低于世俗等级的层次上。这些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顾盼希冀完全是市井俗人的思想情感。要么在生财有道的路途中尽显风流，要么在追求淑女的方法上别出心裁，要么在众声喧哗的职场上展现自己，要么在某种成功的颂歌里自负自恋……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情感不可谓不正确，然而它却没能跳出世俗常人的人格等级。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作家的文墨功夫与善感的心灵，只是，这些作家纵然拼上全部身心，也难以使作品在更久远的时空中闪烁光芒。令人深感同情的是，这些作家也在抱怨自己作品的平庸无奇，也在苦苦寻觅写出杰作的秘方良策，然而他们在抱怨与寻找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世俗人格。
我在阅读或观赏一篇（部）作品之后，给我第一感觉的首先是作家的人格等级。或高大、或卑下、或庸常、或无聊……任何人想在作品中把自己的真面目掩藏起来的打算都是徒劳的。那种无视作家人格、以为人格平庸也能写出伟大篇章的想法是天真的。我们当然承认作家才情与人格有时不成正比的事实，然而即使是才华横溢也难以掩饰人格的瑕疵。譬如说，无视民族气节的人可以写出风花雪月，但写不出大义凛然；蝇营狗苟的人可以写出小巧玲珑，却难以写出气势磅礴来。
由世俗人格向超越人格的提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过程。这过程充满着不断否定自我与重构自我的灵魂扬弃。因此，超越人格来之不易，又凤毛麟角。以一个人的恩怨观为例，我们所说的知恩图报是世俗等级、以怨抱怨也是世俗等级，而超越人格却要做到恩不可忘、怨不可不忘。这得需要怎样的心灵洗涤功夫呢？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坎坎坷坷，发生的恩恩怨怨，要在更高的旨趣上消融化解，才算具备了超越人格，才会赢来大空旷与大辽阔。而世俗人格的作家之所以没有这种大空旷与大辽阔的内心世界，显然是由于俗知俗见塞满了记忆的闸门。一个世俗眼光的作家绝不会对世界产生大爱大悲悯，更不会以人道关怀的视野来观照芸芸众生的生存困境。这些作品只能在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好人与坏人、积极与消极的生活表层中长期搁浅。
在一个具有超越眼光的作家眼里，他在描绘破案的作品中绝不会把追究具体凶手当做题旨，他将致力于寻求人类犯罪的共同心理或人性特征；他在抒发对人的情感的时候，绝不会仅仅尊重英雄豪杰，他将对小偷、妓女等这些被世俗眼光所不屑的人给予生命的尊严。他还要通过作品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颗善良的心，这些高低贵贱之分不过是每个人的贪欲不同所导致的。我们在世俗眼光的作品中看沉沦觉得可恨又可气，我们在超越眼光的作品中看沉沦觉得可悲又可怜；我们在世俗眼光的作品中看功名富贵是辉煌无比，我们在超越眼光的作品中看功名富贵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在世俗眼光的作品中看杀戮也许是英雄壮举，我们在超越眼光的作品中看杀戮则是残忍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的聪明才智，这种才智一则表现为发现的才智，二则表现为叙述的才智。当然，这种发现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依靠自由情感的表达。由此，发现的才智借文本而生辉，叙述的才智凭发现而感人。而一个发现与表达俱佳的作品依靠的却是智慧而不是乖巧。
文学界也同其他业界一样，出现了许多乖巧之人。我们从这些乖巧之人的作品中看到的只是心机的运用而不是心灵的律动。这些没有灵性之光的作品所关注的只是作品的销售额与收视率，是如何发表、如何获奖、如何赚取功名利禄以光耀作家自己的头衔。有了这些期盼，他们所冷漠的一定是人性在物欲压迫下的呻吟与无助，他们所淡忘的一定是人如何寻找自身高贵的紧迫与重要。而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保住作家头衔的关键所在。
这些年来，我们会时常听到一些“百年回首巨著稀”的感叹，时常听闻中国作家难以进入世界性批评视野的探寻。细细想来，其他因素并不重要，中国作家对智慧的疏离与对乖巧的迁就才是最为致命的欠缺。新时期以来，我们的许多作品包括那些获得各种奖项的作品，还是徘徊在 “敌与我”、“好与坏”、“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表层模式中，倒不能说这些模式不可用，却可以说这些模式已经游离了文学的“人道”原点。
在这些模式中构筑的文化冷塔，只有集团意义上的仗义执言，没有人类意义上的仗义执言；只有营垒意义上的悲悯情怀，没有普世意义上的悲悯情怀。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作家在获取文学乖巧的同时，已经淡漠了对文学智慧的修炼。[NextPage]
用文学乖巧替代文学智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学自由情感的误读。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诉诸语言的不是现实情感，更不是世俗情感，而是承传在无限时空中的自由情感，即人道情感。依我之见，这种情感的源头是本性本善，是儒家经典《中庸》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的“性”。如果说这个天命之“性”是自由情感，那么人一旦能“率性”，即以真性情来体恤、关爱天下苍生，那么他肯定就不需要面具，不需要心机，不需要乖巧，更不需要媚俗之心了。正因为后天的诱惑使我们日甚一日地失落了“天命”之性，才使得斑驳陆离的文学乖巧冒充了“天命”之性。所以作家们才用现实情感或世俗情感来充当了自由情感。
在世俗情感的驱使下，大量的创作变成了操作。即在那些先入为主的、现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去填充人物性格、拼凑故事情节和组织矛盾冲突。这样的操作的确需要大量的乖巧，这种操作根本不需要任何文学智慧，甚至把文学智慧视为畏途，视为累赘，视为“不合算”的行为，因为这种操作的快车可以直接通往功利。而文学恰恰不是功利的事业，是心灵的事业。
（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