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树东
阿成投身文学创作三十余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地风骚》、《东北吉卜赛》、《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上帝之手》等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虽说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忸怩》等，但最能体现其创作成就与特色的，还是《年关六赋》、《良娼》、《流亡者社区的雨夜》等短篇小说。他曾说：“或许，我阿成的这点儿血，只有流到小说里才能看出一点灿烂来。”这种灿烂尤其表现于他的短篇小说中，这些小说大多写哈尔滨近一百多年来饱尝生活磨难的底层人物，也包括那些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哈尔滨异国流亡者。在这些小说中，阿成怀着极大的善意抚摸父辈的灵魂，回望渐渐尘埃落定的尘世，看着白云苍狗、逝水潺潺、沧海桑田，心中满蓄着缱绻柔情，也弥漫着一腔悲怆。
一、发掘凡俗生活的温暖亮色
心中幽暗者总是偏向于发现世界的幽暗，心中光明者总是偏向于发现世界的光明，世界的情况大抵如此。阿成的短篇小说总是倾向于在苦涩磨难的世俗生活中发现温暖、温情的一面，发掘人性中的积极力量，这无疑是阿成温柔敦厚之个性的外显。阿成祖籍山东，齐鲁文化尤其是鲁文化，向来强调家庭伦理亲情和宗法伦理秩序，他的血液中流淌着齐鲁忠孝精神，因此《年关六赋》成为阿成短篇小说代表作即为顺理成章之事。《年关六赋》追溯了爷爷一辈闯关东的冒险生活，父辈在哈尔滨扎根的磨难，以及子辈在哈尔滨自然成长生活的状况。这是汉族人在哈尔滨近一百生活的简约写照，而真正构成该小说灵魂的还是家庭血缘亲情和宗法伦理秩序。爷爷从山东到黑龙江闯世界，本想发点财便回老家，置田、置房、娶好样女人续宗氏香火；但在松花江的“漂漂船”上，跟船的“漂漂女”按照辈分，逐个陪男人睡觉，享受人伦之乐。此等事情在道学家眼中有伤风化，但宗法伦理秩序规约着男女两性关系，生命的强悍与野性得到适当的训导，从而保证了闯关东的汉族人有可能在东北大地上繁衍生息。“除夕的圣餐，事先一律要祭祖，儿女们要给仙逝的爷爷、奶奶的灵位磕头。父亲还要在灶前烧一沓阴币，恭恭敬敬，说些话。”祭祖维系着子孙的精神，维系着家庭伦理亲情；也正是这种家庭伦理亲情，使得当官的老大回家过年要反复告诫妻子不可在家中乱说，不能神气，要多听话多干事；也让做生意发了财的老二带新二嫂回家，也嘱咐她不可摆阔、不可挑剔饭菜，要做到顺从。即使母亲对父亲年轻时与日本女人木婉的一段情缘牢骚满腹，但在其乐融融的除夕之夜，母亲的牢骚和父亲的逊让反而增添了家庭的活泼气氛，就连大妹的疯病也被家庭伦理亲情转变为活泼有趣之事。这就是阿成的独到之处，祖辈闯关东的艰辛、父辈家国沦丧的惨痛、子辈面临社会变乱频仍的迷茫都只消退为背景，而得到突出的是家庭伦理亲情和宗法伦理秩序，正是它们才是一条决定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幽光淡淡的暗河。《梁家评话》也像《年关六赋》一样，家庭伦理亲情成为世事变迁中的亮色，照耀着歧途彷徨、沧桑无语的灵魂。
汪曾祺在《受戒》等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后，颇有些批评家说他秉承老庄审美传统，而他却自述：“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对阿成也颇为称道，说阿成的情怀也近于中国儒家式的人道主义情怀，偏重人情味，大概是不错的。《新生活花絮》中，阿成说：“想到柴筐翻之于雪地的样子，想到野猫奔跑嬉闹，仰面看落雪的顽皮，心里如沐春风般地温暖起来，愉悦起来了，次于温暖愉悦之际，有了几缕舒心的仁爱。”阿成的笔记小说描摹着以仁爱为底子的美，温情脉脉之美，人道情怀涵育之美，中庸雅致之美。
《良娼》中，阿成从底层人民多灾多难的凡俗生活中发掘温暖亮色的敦厚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江桃花家人早逝，沦落风尘，身世堪怜，与宋孝慈的感情谈不上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也没有远走高飞的逍遥畅快，而是接受生活的所有磨难，承担着生活的艰辛和屈辱的一脉温情。江桃花第一次送宋孝慈去闯荡时，把卖身所得的钱分出大半给他，后来宋孝慈没有音讯，临死时还嘱咐儿子不到饿死，不能去找他，还让儿子等他回来时对着院子里的桃花大喊几声“舅舅回来了”以解阴阳相思之苦。温情照亮了江桃花的苦难生活，正是这种温情见证了人性的高贵，见证了人心中存在任何肮脏尘世都无法摧毁、永恒不朽的精神。小说最后写到宋孝慈要离开大陆去台湾前，到江桃花墓地辞行，“母亲用自己的碑影罩住他，深深地抚……”。幽冥永隔，但真情不灭，为娼与否，实在已经不重要。阿成如此高歌苦难众生的不灭精神，为他们灵魂深处的那缕光芒流泪欢呼。
阿成的仁爱情怀也表现于对上个世纪哈尔滨的异国流亡者的书写中。《流亡者社区的雨夜》讲述的是七十多年前哈尔滨流亡者社区中敖德萨餐馆的女老板娜达莎在雨夜被年轻的邮递员达尼强暴过一次的故事，但事实上强暴并不是强暴，而是流亡者之间互相谅解、互相温暖、互相安慰的动人故事。该故事的叙述最能体现阿成的温暖情怀。达尼的父亲借腹生子，本来完全有违常情，但无论是达尼的父亲还是那个有心上人却为人代孕的法国女人都欢天喜地，彼此谅解，互相帮助。达尼的继母和父亲的婚姻生活成为流亡者社区的趣谈，但并不影响他们和睦的充满世俗情趣的生活。达尼的一时冲动被娜达莎的委婉包容化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美妙交流。而这些故事的背景则是战乱频仍、流离失所、诗人厌世自杀的大环境，这显示了小说家阿成善于从人世的喧嚣和苦难中把捉宁静与欢乐的敦厚本性，也显示了他对人之间更多的谅解、交流、互助的祈愿。这是温柔多情的灵魂，是善良敦厚的灵魂。[NextPage] 二、直面凡俗生活的悖谬与严峻
当然，阿成善于从苦难生活中发现温暖、温情的一面，并不意味着他会有意遮蔽尘世生活的悖论情境与严峻时刻。他的短篇小说也常常把那些让人无法面对的生存窘境呈现给读者，令人无所适从。家庭伦理亲情是阿成维系心魂的养分，但他也深知，真实充盈的伦理亲情是何等难得，日常世界中它总是被各种势力撕裂，被弃若敝屣，令人扼腕。《仇恨》中，老黄太太带着四个儿女在哈尔滨生活，丈夫老黄头在西安工作，每月准时汇钱来。老黄头退休后回到哈尔滨家中，两位老人就天天打仗，摔家什，骂脏话。老黄太太极其凶恶和蛮横。老黄头决定自杀，以锋利的刀片割坏脖子，血流如注，又没有死成。此后，老黄太太主动到邻居家中去痛说老黄头过去“搞破鞋”的事情。后来，老黄头终于死了，老黄太太觉得压在自己身上的孽债终于卸下来了，大大松了一口气。夫妻之间的背叛与隔膜彻底展现了人性凄厉的一面，彼此都无法直面相对但又要相处一室，这就是家庭伦理遮蔽下的人间地狱景象。还有《一生》、《东北人、东北人》和《武先生》，都展示了婚姻中夫妻互相背叛的事实，在社会转型、价值观混乱、欲望化的时代，阿成也悲哀地发现，几千年来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终于面对日益严重的挑战难以自存。
人性的诡秘畸异、命运的波诡云谲也得到阿成小说的观照。儿童向来被视为天真烂漫，当然是不错的，但阿成却在《两儿童》中发现儿童生活的另一面。《两儿童·干肠》中，那个外号“干肠”的儿童，瘦瘦的，提着个血淋林的猫头，冲人龇牙一笑，让人不由得背脊骨上飙起一股凉风。他对母亲极为孝顺，但街道派出所外号“烟鬼”的民警退休后，长大的他不停地抢劫杀人。这个儿童就像没有阳光的腐烂之地滋生出的一朵毒蘑菇，从里到外散发出阴森气息。《鸭舌帽》中，那个样子很老实的年轻人德子最后却成了杀人犯。阿成对这些人生舞台上的奇情剧感到惊悚，感到不解，朴实的呈现让人意识到人生多艰、人心难测。
阿成涉笔历史，也会为历史深处的悖谬而震惊，勾勒出难以直面的人生困境。短篇小说《天泰客栈》中，国民党潜伏的军官王捷三把当上共产党解放军的同乡小琦子视为心腹，几乎无话不谈，小琦子却出卖了他，不为别的，只是为人民服务。革命任务和世俗情义的矛盾演绎出了历史深处的悖谬。《撒谎》中，共产党特工章龙喜因为一时怯弱，撒了一个无谓的谎，结果付出一生的代价，最后还无法澄清事实。几乎无事的历史悲剧底下，是一个生命惨遭压抑、无法申诉的冤屈。《上帝之手》中，冯约翰信仰基督教，原本与世无争，因受到日本宪兵的诬陷和毒刑拷打最终醒悟到必须抗争，结果自制炸药，屡搞暗杀。当我们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冯约翰的醒悟和暗杀而额手相庆时，我们是不是也会为那样一个非暴力的优美灵魂被战争的黑暗面所同化而感到痛心？
正是对凡俗人生的人性畸异、命运多舛有了充分的感悟，阿成对芸芸众生都抱有一种包容一切的豁达大度，也祈愿人间能够多一份谅解，对人性弱点多一点宽容。短篇小说《鄙夷》中，主人公老冯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被打成右派，对人世颇为不屑，常露鄙夷情绪。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对“我”给领导剥桔子，就甚为不屑，当面批评作家的奴颜媚骨。后来老冯得了绝症死了，“我”去送葬，想：“老冯，你当初的批评是对的，但是，你忘了，活在世上，即或是活在监狱里，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难处。我不否认，你因批评而伟大，我因难处而卑微。但我们都是小人物，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需要互相理解与互相帮助的啊……”“我”的观点无疑也是阿成的主张，其实所有人在此世中都是需要互相理解与互相帮助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阿成常常怀着敬意描写那些坦然承担生活磨难、宽容他人弱点的人物，如《白俄裁缝》中的白俄裁缝，当他得知老婆与隔壁棺材铺老板张挂面有私情，并没有大打大闹，而是默默接受，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因为原来他在巴黎曾与一个绅士的女儿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结果惹得那位绅士自杀。当女儿知道母亲出轨后曾对父亲白俄裁缝说太丢人了，他却劝女儿保持沉默。这更是对人生各种艰难的坦然接受，是宽恕，是灵魂渐趋伟大的表征。
凡俗生活的最严峻时刻无疑还是死亡的降临，阿成的短篇小说特别喜欢叙述小说人物的死亡结局。死亡似乎构成了阿成短篇小说的叙事动力，在《武先生》中，阿成写道：“写字的，总避免不了会说到死亡的话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古人说：‘极知千古共埃尘’。死是生命的终极行为，是严肃的事。许多人，都想死得辉煌一些，伟大一些。这是很困难的。要知道，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可能人人都死得重于泰山，便是这样想，也是不大容易做得到的。”凡俗人生大多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死亡也是平平淡淡，但恰恰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死亡构成了凡俗人生的界限，就像给一幅画装上画框一样，使凡俗人生变得完整起来，并严峻起来。当死亡出现时，凡俗人生的温情与亮色便被笼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苍凉与悲怆。这恰恰是阿成短篇小说的特色所在。[NextPage] 三、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
汪曾祺曾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鲁迅是个性复杂的人，他的《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沈从文的《长河》，牧歌式抒情成份大大冲淡了描绘农民灵魂被扭曲的痛苦。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汪曾祺所说的散文化小说，就是有些批评家所说的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苏轼的《东坡志林》，洪迈的《容斋随笔》，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均可归入此一文脉。到了现代文学中，在周作人倡导下，废名开其端，沈从文发扬光大，萧红、孙犁紧随其后，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钟阿城、何立伟等均有佳作问世。散文化小说，或称诗化小说、新笔记小说，的确就如汪曾祺所言，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之人，张扬的更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阿成的短篇小说无疑也是如此。
阿成的短篇小说是人生散步者的审美观照，是对凡俗世界的抚摸，即使哭泣，也不是呼天抢地，而是珠泪暗弹，是苍凉的一瞥。虽说我们谈到阿成也曾直面凡俗生活的悖谬与严峻，但更多的情况是淡化处理那些严峻时刻。短篇小说《横事》中，主人公李彦昌在西北战场上是解放军连长，勤务兵喊娃子十六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但惨烈的战争并不照顾小孩，喊娃子被炮弹打残，难以存活，李彦昌为了让他少受折磨，干脆补了一枪。小说如此写道：“一颗炸弹钻了地，又半空干开，其中一块干进了李彦昌的小腿。转头再看那个歌唱的嫩汉子，只剩小半截的身子，活活地不能动，眼睛上害怕了，水颤颤地向着李彦昌。李彦昌把枪口杵在他的天灵盖上，说：‘别乱走，等我！’就勾了机头。”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峻急的时刻，在阿成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叙述中，变得平淡了，缺了棱角。随后，李彦昌还追赶败军家属，选中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问她愿不愿意嫁给已死的喊娃子，不知就里、惊恐过度的小女孩自然说愿意，他就冲她连开两枪。战场上人的恐惧和情义均得到极度的放大，而且两者畸形地纠缠一处，令人莫衷一是，但经过阿成的散文化叙述中，此事就像汪曾祺所说的那样，“失去原有的硬度”，丧失了阴惨事实应有的重量，从而导致了文学震惊人心的力量相对丧失。
其实，这种局限并不仅仅是散文化小说文体带来的，支撑着散文化小说文体的更是作家独特的审美立场乃至精神立场。散文化小说家对人生大多持一种古典式的理解方式，对人性深处的悖论性、复杂性、深刻性都缺乏足够的觉察，也正因如此，他们对世界的关照更多的是一种超然式的审美观照，而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鲁迅、福克纳那样精神深深涉入现实世界，与之纠缠一处不得解脱，又竭力寻求超越的可能。阿成短篇小说写了那么多凡俗人生的生生死死，但很难看到一部短篇小说对某个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有较为深入的开掘与刻画。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基本上成了现实生活的实录，没有多少精神的发现，从生活表面上轻轻滑溜过去了，如《文革旅游》、《鱼从我的头顶飞过去》、《漏水》、《市民》、《蘑菇气》、《胡天胡地风骚》、《辽南纪事》、《我所知到的德北》、《小导游》等。这些短篇小说记录的是既没有多少深度又没有多大趣味的日常生活，没有精神与心灵的出场，它们对人物的内在精神缺少洞察和发现。
散文化小说从表面上看是很客观的，是作家对世界万象、现实人生的冷静摹写，是不动声色超然在旁的静观。其实，散文化小说家表面上的客观实质上是真正的主观。李庆西曾说：“中国传统文学整个儿说来，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重情蕴而不执著事理。似乎要紧的不是对事物做出如何判断，而在于采取什么态度，在于主体精神的确立。……笔记小说的特点也是在对客体的有限的描述，凸出主体的自我体验与人格意味。”这一点在阿成短篇小说中表现得非常鲜明。阿成有个短篇小说叫《有轨电车》，写梅的一生。梅年轻时非常漂亮，20世纪60年代时是哈尔滨的一名有轨电车司机，她开有轨电车是哈尔滨的一道风景，曾是年轻小伙子追慕的对象，虽说曾谈过几次对象，但出于种种原因均半途而废，结果到老孤身一人，下岗后无处栖身，伺候因病卧床的姐姐，最终跳楼自杀。该小说像阿成的大部分短篇小说一样采用第一称，属于散文化小说、笔记体小说。作者看到这样一个人的人生几个片断，采撷成章，此小说表面上看来是客观展示，其实完全是作家主观情绪的呈现，主要突出的是作家对人生多变、命途多舛、红颜薄命的感喟，凸出的就是作家的自我体验与人格意味。此等小说中，读者根本无法知道梅这个独特个人的内心想法，她的美丽、孤僻、下岗、自杀等等均是丧失了生成背景的突兀事例。我们不知道梅这个人生存的政治经济背景，也不知道她的行为背后更深的文化、人性因素，她到底出于何种原因自杀，也不得而知。阅读过这样一篇小说，我们若敏感一点，能获得与作者一样的人生多变、命运多舛、红颜薄命的感喟，再有就是一种对生命的痛感和怜惜感。也许这就是汪曾祺所说的“滋润”！但我们必须反省的是，在散文化小说的这种书写中，人物内在的主体性恰恰是被作家表面的主观性所遮蔽了，这其实真正反证了作家的主体性没有确立起来。
阿成曾相当激动地说：“我在抚摸我父辈们的灵魂时，以至潜入到冥冥之界去追踪他们不散的精神时，我为他们极其相似的苦难感到无比的迷惘，这难道真的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生命咒语么？对许多的普通人而言，到尘世上走一遭，就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许多苦涩的磨难：爱情的、衣食住行的、人际关系的、血亲关系的、工作的、虚荣的、计谋的、思考的、奋斗的、恐惧的、幻想的——而那些间或闪烁在生命之旅上的欢乐之光，不过是整个生命行为中的一种诱人的点缀。更多的时候，我像人生大舞台下的一个看客，看着我周围的人，怎样生活，怎样死去，在多舛的生命过程中怎样搏斗，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或从鲜花而成为坟头上的衰草，或从抗争的斗士而成为宿命的信徒。——我兀然间感到一种召唤。我似乎应当写点什么，为历经磨难的生命谱写一支轻松的歌。我几乎是含着孩子般的泪水，将从苦难中榨取出欢乐、愉悦和滋润，熬制成一根根蜡烛，并点燃它们，再将它们摆放在通往天国的大道上，用摇曳的烛光，将凸凹不平的生命路程，幻化为动人的坦途。”阿成精心地从苦难中榨取出欢乐，展示出多难生活中的温暖亮色，是一种崇高的追求。但面对历经磨难的生命，作家更需要的不是谱写轻松的歌，而是深入到这些苦难生命的内在，去看看他们为什么有苦难，又为什么能有欢乐，他们的精神复杂性何在，他们对后人的启示意义何在。一旦作家无法深入人的内在灵魂深处，往往就会像个人生戏剧的看客，只能看到人物的外在行为的变化、外在命运的跌宕，而一台戏剧的可贵，不在于跌宕的动作、华丽的对白、动人的故事，而在于内在情感的复杂、精神的变化、灵魂的出场。当阿成说自己就像人生舞台的看客，就像《有轨电车》等大量短篇小说中展示的作家立场那样，人生演员悲剧命运的意义就无法得到真实阐释，而只能够安抚空虚无聊的看客于一瞬。[NextPage] 对比阅读鲁迅的《祝福》和阿成的《有轨电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阿成与鲁迅的精神差距。祥林嫂和梅一样都是命运悲惨的妇女，但《祝福》中的“我”并不是一个超然旁观者，而是与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深深纠缠一处的知识分子。祥林嫂竭尽所能地拼搏争取生存的幸福，他人承认的尊严，以及询问人死后灵魂的有无，都是主体性人格的表现。这种主体性恰恰是鲁迅主体性的外化。而在《有轨电车》中，“我”仅是梅一生的旁观者，至多只有点同情心，但“我”与梅的命运是分离的；梅的独特心路历程也未能进入“我”的视野内。梅在小说中是缺乏主体性，这也是作家缺乏主体性的外化。读《祝福》，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内在的精神感召力，一种生命热力，以及触摸到现实深层的充实感；而读《有轨电车》，我们感受到的更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怅惘，是一声低沉的喟叹，更是生命的空虚感。在某种程度上说，散文化小说作家没有真正地继承五四启蒙传统，尤其是没有真正地确立起现代意味的主体精神。确立了主体精神的鲁迅的艺术世界可以和现实世界构成一种张力结构，从而保证对凡俗世界的超越和引导，从而才能够让凡俗世界的主体性得以确立。但像阿成的许多短篇小说所构筑的艺术世界更多的还是在凡俗世界引力范围内，许多作品只不过增加了凡俗世界的吸引力而已，并不能对凡俗世界构成超越和引导。这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
阿成曾说：“小人物的生活说穿了，是一种被制约着的生活、尴尬的生活、胆怯的生活、不尽如人意的生活，伪牛皮的生活，但同时又是幸福的，欢乐的，不知愁的，得过且过又无所奋斗的生活。无论前者也好，后者也好，在小人物那里居然都过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有血有泪。作为一个写手，我不想离开他们挤入绅士般的上流社会。”11阿成自称平民作家，对小人物特别关注，但恐怕需要澄清的是，文学艺术真正面对的既不是上流社会，也不是下层社会，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平民，而应该是人，是人性的复杂性，是人生超越的艰难与可能。《梁家评话》中，东北的梁作家返回山东老家寻亲戚，第一次见到舅母，这个农村妇女穷成一脸刁狠，使劲想一想，红了脸对梁作家说：“真是无事可讲。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归齐，就是一天的日子：早起、冤饭！再钻地干活。完了，再冤饭！夜黑，死觉，造人！淡出个鸟来了！”在《俄罗斯女人》中，阿成写道：“几千年来普通的黎民百姓是没有‘表情权’的。他们的‘法定’表情就是谦卑，不然容易出问题——这是一条血的经验。”面对无话可说的贫瘠人生，面对没有表情权的中国黎民百姓，作家恐怕更应该既拷问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也拷问其催生出的专制者和被专制者，而不是简单地当个看客，或为平民作家的封号而自鸣得意，或为凡俗人生无尽地感喟，叙写多少空漠的人生传奇吧。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