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衡
20世纪以来，如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以潜在的西方为目标一样，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在批评实践中通过引入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的观点和方法论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王国维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现代文论和美学的奠基者，正是因为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阐释了《红楼梦》。在《红楼梦》研究中，不但他阐释的视角和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无古人，而且他的解读也令人耳目一新并得到了后来人的广泛认同。由此可见，王国维《红楼梦》研究成就斐然的主要原因是他对西方理论的运用。由于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方法给中国文学批评者不但提供了更多的批评手段和阐释空间，而且有些批评手段和阐释空间是古老的中国式鉴赏批评所无法提供的，因此20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中国学人在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使用过西方的理论及其实践方法。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意识形态障碍的日趋减少，从柏拉图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始兴于西方的朋客批评、鬼怪批评、散居批评、赛博批评和空间批评等理论与方法都不同程度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于是乎，西方曾经用了上千年的时间确证与消费过的理论，被中国人在不过百年的时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时间里就走马灯式地使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之中。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在物质层面，虽然还有许多中国人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蜗行摸索，但在文学叙事和文学批评的诗意空间之中，却已经充斥着后现代主义及所谓“后后主义”的理论景观。特别是一些还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颇为陌生的激进批评理论，如朋客批评、鬼怪批评、散居批评、赛博批评等，在一些批评者的自以为是中生产着独语体的学术论著。在它们不断以亚文化、次文化的身份挑战甚至蚕食正统文化中心话语的过程中，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被解构主义夷为平地的精神废墟，也迫不及待地想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全面的改造重建，以致于不得不从文化的各个领域盲然冒进，使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界呈现出了巴赫金所说的“变调对话”和“文化狂欢”的后现代景观与理论旅行。事实上，他们努力的结果还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跨越甚至是消解时空差异的文化交流与对话，虽然使中国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方法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但这一切并没有确证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已经成熟，也是没有证明这种途径本身是没有争议的。在赵慧平看来，这种盲目的理论拼贴与展览，由于“没有基于中国文学现实所建构的概念、范畴，甚至还没有形成对中国文学现象的命名能力，只是将基于西方文学传统和思想体系的概念套用在中国的文学现象上。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学者望文生义地滥用概念，并无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思想范畴。”，所以他说“在我看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赵慧平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基本依据是当代的文学批评还没有建立基于中国文学经验和文学传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许多文学批评者在文学批评中之所以盲目地使用西方的理论，在赵慧平看来，是因为“我们的大多数批评家和学者没有自己基本的学术立场和基本的理论范畴，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外国学者的观点具有先验的合理性，是自己立论的前提。他们论述的逻辑是‘因为外国学者说，因此我们应该这样说’。”
从赵慧平的观点看来，盲目地使用西方批评理论不但难以确保中国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能够真正地实现现代化，而且还不利于中国文学批评自身的健康发展。盲目地使用西方批评理论最典型的做法常常是将西方理论简单地嵌套于鲜活的中国文学及其现象之上，因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必然是我们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亦步亦趋，以至于丧失了自己基本的学术立场和理论范畴。不仅如此，我们还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即我们会因为没有基于中国文学现实所建构的概念、范畴而丧失对中国文学及其现象的命名能力。其实，这种后果的实质就是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权的丧失。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症或许由来已久，可从相关资料来看，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受到了学界的严正关切。20世纪以来，无论是学习欧美还是追逐苏联，中国文论界都表现得相当积极，以致于我们的教材、论著甚至课堂都充斥着外来的概念术语。在破旧立新的时期，我们或许由于过多地看重外来理论新锐的一面及其促进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作用，而对其消极的一面及其对中国文论的不利影响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却最终证明，学习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有距离的。我们在文化上不但未能达到与西方平等对话的程度，反而在不平等交流中逐步被边缘化甚至迷失了真实的自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学界展开了关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及有关中国当代文论重建的方法论等问题在久违之后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1996年，曹顺庆在他的论文《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中提出了“失语症”的问题。在此论文中，曹先生表达了自己对古代文论“现代化转型”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热情。为此，他分析了古、今、中、外文论之间的异质性，并强调它们相互融会贯通的必要性。以“失语”问题为导源，199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拉开了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争论的序幕。1997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次年会和1999年第十一次年会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何向现代转化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争论中，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对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缺席深表遗憾，而一再强调古代文论的当下意义与价值，并对怎样利用古代文论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而否定派则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能否疗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及以其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提出了质疑，甚至对命题本身也产生了怀疑。蒋寅认为“失语症”命题难以成立；陈洪、沈立言、王志耕也都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质疑；张少康的论文《古代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转换”论题的着眼点似乎是错位的，因为文学理论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的现实问题；朱立元在《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认为当代文论的根本危机不是“失语”，而是疏离了文艺发展的现实。他强调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要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NextPage] 对于他们的争论，蒋述卓等人认为“曹顺庆一派与和他持不同意见一派争论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观点有着不同的论域。前者强调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后者强调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利用中国文论的非现实性。”，因为“西方话语的介入与中国文论的‘没有自己的声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西方话语的介入领域是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声音’的逻辑主语是中国传统文论”。在蒋述卓等人看来，“现当代文论的历史一直是在多元综合中继承和延续着传统文论，选择和接受着西方文论。动荡的社会，交锋的文坛所赋于他们的是鲜明的时代意识”。对于蒋述卓等人的观点我们是无法完全苟同的，因为即使“失语症”是针对古代文论而言的，那也不能说明中国当代的文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就不存在问题。更何况“失语症”的问题之所以浮出水面也是因为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所引发的，而且就问题提出者和相关争论者的动机而言，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当代文论的复古与否，而是为了开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境界，以建构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也就是说，从以上相关说法看来，在有关“中国文论失语症”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争论中，争论双方虽然着眼点有所不同，以至于双方的持论有并不在同一层面的嫌疑，但争论的本身不仅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还说明建构健康的当代中国文论生态的紧迫性与任务的艰巨性。其实，在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欲解决的问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其沉潜于下的深刻广阔而意义也更为重大深远的部分在于它对当代文艺理论现状、对20世纪中国文论历程的检讨，对中西文论交汇中的价值取向的思索，对面向新世纪的文论建设的探讨”。正是出于对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关注与对重建中国当代文论重任的担当，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在持续讨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当代中国文论现代性的探讨。在“面对现实，融会中西——‘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究会”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为此，钱先生强调以现代性推动文论的民主化，并使文论自身的理论思维走向多元对话。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很多代表赞同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实践和文论传统为基础，兼取古代与西方之长建设新世纪中国文论。在“新时期文艺学20年学术讨论会”中，党圣元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体系的建立有待于文论研究领域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等文化冲突的逐步乃至最终消解。通过资料疏理，我们清楚地看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所关注的是古代文论在当下文论建构与文学批评中的生命力即通过当代阐释让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建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讨论中对“新启蒙”和“新理性”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对西方理论的汲取及中国当代文论与国际的接轨等问题。由于两者都面向当代文学批评，所以不管是有关“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争论，还是有关当代中国文论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强调对古代文论的再利用，其实质是通过激活传统资源而强调当代中国文论重建的历史传承性与本土化。“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对西方资源的关注，其实质是通过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接轨而强调当代中国文论重建的时代性和国际化。其实，关于中国文论建设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争议自20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特别是20世纪末以降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更趋严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时代背景是最为显明，也是最令人无法忽视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然而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特点是不平衡性，因此交流的频繁就必然使中西文化冲突更直观地浮现在了人们的眼前。正因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对等的，所以对我们而言，通过与西方接轨而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学习而向西方靠拢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却是通过遗失甚至牺牲自我来实现的。因此，在通过汲取西方文论资源去实现中国当代文论现代性构建并追寻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必然面临着西方标准与中国传统是否一致的问题。众所周知中西文论的异质性是无需质疑的，所以我们所预设的通过中西文论的完美结合而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蓝图，在很多批评者那里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影而已。不仅如此，事实还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西方文论大行其事而中国文论传统沦为灰姑娘的批评现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代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在汲取、运用西方文论的时候，并没有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利用中国现有的文论、文学传统对其实现中国化，因而呈现给我们的反而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实事上被一定程度的西方化。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文论建构中所面临的民族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双重危机。危机的存在不但说明了建构当代中国文论及重建健康的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在使用西方文论资源和利用中国现有的文论、文学传统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现有的文论传统”既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论。当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时至目前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原因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只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他们下如此结论的理由是成熟的文学理论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有被人们公认的理论成果，也要存在已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学术团队。不仅如此，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在汲取、运用西方文论的大背景之下完成的，所以在这里单独谈论中国现当代文论特别是其与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就很容易遭人诟病。这些质疑和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苟同。原因是这些说法在关注理论话语自身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形成的理论背景之时，却忽视了中国批评家在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生命体悟和审美的民族性差异。由于审美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某种价值判断，更何况审美的个性化往往使其结果与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审美即使是对同一对象的审美就不可能达到人人完全一致，因此审美的民族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时候即使因为上述原因不谈及中国现当代文论传统，也不能回避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之中审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问题。就现当代文学传统来说，我们的文学实践虽然更多地表现着西方理论与创作的影响，但中国现当代作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民族传统，特别是其鲜活的生命体验，都使我们无法容忍那些把中国现当代作品沦为西方理论脚注的做法。在说到传统文论资源的时候，也许有人会因为其自身的实践性问题及中国社会的古今差异而不看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其实，我们在这里谈论古代文论传统并不是说要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唯一理论资源，也不是说要求当代批评家摒弃个人的批评个性完全依据古代文论去开展批评实践。我们以为时代的变迁与创作实践的变化虽然导致了审美趣味与鉴赏习惯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今文学及其审美之间的差异性比中国文学与域外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更大，更何况这种变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裂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以如此等等的理由在当代文论建构中拒绝了传统文论资源，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就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断裂还可能是对文论民族性的遗失。因此，在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过程中对古代文论的关注，就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的重新发现，其更重要的是对民族传统的承继与对民族个性的坚守。由此可见，在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过程中，有关利用中西方文论资源问题的争论不仅仅是用谁不用谁的问题，而且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学界在走向世界与坚守自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做的思考。[NextPage] 这种思考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化的反思在文论建设中的一个投射，其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化人的本土焦虑。由于文学批评及伴其而行的文学审美都很可能涉及到一定的价值判断，所以当我们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审美丧失了自己的历史性、时代性与民族性而跟随别人的理论亦步亦趋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标准就难免受其影响。又由于价值标准常常因时代、民族甚至个人的差异而异，加之价值判断常常会影响人的行动，所以当价值标准失衡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病态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很可能面临着因丧失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和民族性而在时间和空间上迷失自我甚至被异域民族同化的风险。时间上的迷失会使我们丧失传统乃至历史，由于丧失历史会使我们成为无根的浮萍而迷失方向，所以时间上的迷失让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历史而且还有未来。空间上的迷失则往往使我们面临着失去自己文明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个性，而民族的文化个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还继续存在的标志，所以当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旦完全趋同而丧失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那么这个民族就会面临着因为民族文化个性的丧失而丧失属于自己的文明并被同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疆界的应有意义也可能遭到消解甚至危及到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也就是说，在通过引入西方文论资源而促进民族文论国际化的时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如何保持文论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承性的焦虑。这种焦虑虽然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包括当代文论建构在内的当代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困境，但也在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代文化人对民族文化的负责态度。他们这种对现状的焦虑也体现着他们对民族文化未来的思考，因为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能够有效地参与文化国际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保证。与此同时，也说明了言必称希腊的文化媚外心态的不合理之处。因此，我们有理由质疑完全依据西方理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设想，特别是那些把中国文学作品作为西方文论脚注的做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于中西文论乃至文化的交流，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也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特别是不平衡、不对等交流所潜藏的风险。民族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全球化语境下，它与域外文学的相互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学不仅面临着走向世界的机遇，也面临着丧失个性的风险。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是民族精神的建构问题。因为民族文学往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所以民族文学所遭遇的困境也常常暗示着民族精神建构的某些困境。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