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玲
“仕”和“隐”的冲突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大痛处，“仕”时想山林之秀美，心性之自由，“隐”时想魏阙之巍峨，成就之卓著。想兼善不是他们的错，实在是人之本性。所以，李白说“功成拂衣去”，李商隐说“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实在是放弃哪一边都太残忍。可是，想两个都要，谈何容易？所以，洁身自好的抱怨“怀才不遇”，身处高楼的抱怨“欲洁何曾洁”。中国文坛历来“怨声载道”，多出于此。正因为此，鲁迅曾直言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隐士，如若真的放得下，必定是连牢骚都没有的。
到苏轼这里，有一大变。他确立了一种新的人生范式。这种范式很好地解决了“仕”与“隐”的矛盾，使得人们可以在功业和自由之间伸缩自如，享大自在。这种人生态度在苏轼的创作中即体现为一种“不即不离”的独特美学风格。
“不即不离”之说最早出现在佛经当中，指人们身处人世，但不执著于人事，任性自然但不与世抵触的境界。这种理念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后，产生了相应的文学理论，朱光潜在《诗论》中明确提及：“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如此，便给人一种“花未尽开月未圆”的独特美感，这也符合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点。但技艺毕竟是表面的，每一种技艺的产生背后都有着深层的心理因素。文学作品最起码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词”，一个是“意”。如前所论，苏词的“不即不离”不在“词”，而在“意”。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六十一则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草共忧乐。”“轻视外物”故能“不即”，“重视外物”因此“不离”，前者可以满足轻灵高致的泉下之旨，后者可以保持建功立业的人生热情。
应该说，苏轼“不即不离”的美学追求和“亦仕亦隐”的人生态度互为对照，相辅相成。苏轼崇拜白居易不是一个秘密，与苏轼甚熟的王直方就说过这样的话：“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为人。”周必大亦言：“本朝苏文忠公（苏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甚至我们熟知的东坡居士这个号也和白乐天大有干系。同为周必大所作的《二老堂杂志》中记载：“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苏文忠公……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盖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从白居易这位前辈身上，苏轼似乎找到了一些解脱俗世痛苦的灵丹妙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隐”。
白居易也是有过“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宏愿的，但在几经风雨之后，这一切便转化为一种充满了世俗智慧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他在58岁的时候写了一首题为《中隐》的五言诗，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这里所说的“中隐”，实质上就是“闲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诗中所说的“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既能避免承受实际事务的压力和责任，又可以充分享受相应职务带来的经济利益，从而避免物质生活的窘迫。“中隐”是白居易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做到“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的有效手段。有了这个武器，白居易的晚年是颇享受的，并以此为素材写了大量的闲适诗。元和十年，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讽谕诗，所以摆在第一位，其次就是闲适诗了。这种分类方法和排列顺序隐含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前半生济世为民生涯中的“讽喻诗”是真正的心性寄托，后半生匡救不成之后无奈的“闲适”也自有其值得夸耀的地方。而“闲适”之所以得以贯彻实有赖于“中隐”这条途径的发掘。
苏轼对白居易的“中隐”别有会心，在他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中就有“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的诗句。
苏轼从白居易那里找来“中隐”这个武器来应对险恶的人世，在杂乱的人世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然而，苏轼最伟大的地方则在于把白居易的处世模式进一步向前推进，创立了一种既超然物外又积极用世的生活方式。
在传统的“仕”和“隐”之间，白居易似乎找到了一条通途，一方面他仍然做官，有着修齐治平的外在安慰，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残酷的政治斗争。他安之若泰地当闲官，拿俸禄，并不以此为耻，甚至有点津津乐道，以丰衣足食为极大的满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展示，如诗作《秋居书怀》云：“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虽言为惭愧，实为自足，甚而有些自得。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之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但总的来看，白居易的“知足”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他常常在诗中夸耀日常生活的无忧无虑和肢体的快适，并由此滋生出心灵的愉快和满足。“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双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无一事。”（《闲居》）诗里描写的都是有关吃、喝、穿、住等的生活细碎情节，表现出对物质生活的沉醉。这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世俗的幸福，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未尝不是颓废的表现，其实质是以放弃现实进取作为代价的。
一个仍然是现实人事：纵然“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得他一度对官场产生了疏离之感，但在内心深处，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忘我，更不能忘事。到黄州不久，他开始着手研究《论语》《书》《易》，表示自己“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的理念；在黄州时恰逢当地爆发传染病，苏轼“合药散之”，活人无数；听到鄂州的百姓因为贫困而溺杀婴儿，他“闻之辛酸，为之不食”，并立即写信要禁止此种风气；在已经调离徐州的情况下，依然关心那里的“捕盗”问题；在遭贬密、湖、惠、琼州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真正地逃避世务。
另一方面，是对人生超越世俗层面的哲学思考。苏轼所关注的人生困境，不是政坛纠葛、人事纷争，更多的是关于人存在的本源和意义的思索。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这已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正是说到了苏白的根本区别。白居易解决的问题是政治困境，所以做个闲职，拿点俸禄就可以“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如此这般优游卒岁了。而苏轼要解决的问题就远没有这么简单，他要逃避的社会、人生从外在形质上是永远不可能逃得掉的，因此解决起来也就倍加艰难。为此，像所有的人最先想到的那样，苏轼开始从宗教中寻找出路。
在《答秦太虚书》中，他这样写道：“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
这一段讲了苏轼学道的因由和所得，经过修持，他最终悟到了“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的境地，这就是找到了“放心”处。但他的做法和真正的修道之士又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并不拒绝“出从人事”，而是以超然物外的心境作为更积极的辅助力量来“入世”。如此一来，所谓的“仕”就和“隐”不矛盾，“隐”还可以为“仕”提供一个清醒的视角和伸缩的余地，从而避免了“一入侯门深似海”可能产生的偏执和狂悖。
当然，怎样高洁的志向若不表达出来，它就永远只能是潜藏在内心当中的秘密，不为人知，更加不可能为人论。好在苏轼不是真正的“隐士”，从他的“言”里我们可以慢慢探究与之对应的“心声”。
苏轼是怎样于诗词当中展现他这种不同于前人的人生取向呢？我们从他的一首人人皆知的词作《水调歌头》说起：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开篇发问，直引青空，“问天”，是人在极端痛苦的状态下最常见的反应，颇同于小儿女之唤母，因为最稳固、最安全、最贴心。“问天”不是苏轼的首创，我们知道这一问题的归属权在屈原那里，但屈原没有找到“天”和“人”之间的通路，所以遵从天道的唯一结局在他就是现实生存的绝境。但苏轼不同，他晓得“高处不胜寒”，那种过于绝对的洁净是世人不敢也不愿尝试的，“人间”才是唯一现实的安顿处，所以他的目光又回到了现世。不过，词中的一个“归”字用得最妙，正说明“天”在他而言恰是上文所举《答秦太虚书》中所写的“心返”处。
下片的开头是“照无眠”，回到人世就要体会种种现实的痛苦，包括人生最普遍的离合之情，此时的月像一个坏心眼的造物者，它偏要在人生最困苦的时刻展示自己的完满，以此来加重人们的失落。面对此境人们惯常的做法有二：或放弃而沉沦进而麻木，或不胜其苦郁郁而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无奈古今皆同。但苏轼不同，他的解决方法是“千里共婵娟”。“月”，还是那轮让我们最初感受到痛苦的月，但此时从我心底感受到的不是由对比和嫉妒而产生的失落，而是由它作纽带传递的美好情愫。不放弃、不逃避、不沉沦，只是“超越”！所以最终的走向就是：直面人世变幻，并用美好的心境做结。“千里共婵娟”的解答帮他完成了脚踩大地，仰望星空的双重理想，这理想既保证了个人立足实际的安定，又不妨碍心存高远的洁净。苏轼的这首词，兼及两面，别有风味。胡仔《笤溪渔隐丛话》评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可谓是识者之言。[NextPage] 《齐物论》中曾提及人生的大苦痛：“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是芒者乎？”人生在世，躯体终究有消亡的一刻，但更苦的在于生时亦不免于拘羁于物、不得自由，言及于此遍地荒凉，那人生的价值何在？苏轼在《赤壁赋》中是这样解答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正是找到了人生“变”与“不变”的连接点。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