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海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新世纪文学”逐步成为一个外延明确的概念，即２０００年以来的中国文学。２０００年这个时间节点虽然不一定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意义重大，但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文艺活动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新世纪素质，而且这种素质还在一天天得到强化和突出。就文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素质而言，它既承接了现代性的一般要义，又彰显着新生活的魅力，表达了文学家们对当下生活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对众多社会生活现象的困惑与迷茫，对未来世界的担忧、焦虑及建设性思考等，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学的现代性新质或者说“新现代性”（１）。　　　　

　　一、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视野下的“以人为本”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代表主流文学评价标准的茅盾文学奖已经有了两届的收获，这些获奖作品对我国新世纪以来的国民生活、政治与经济制度、社会精神风貌等作了多方位的表现，起到了其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华、节略和概要”　（２）的作用。两届茅奖作品最让人感受深刻的是它们能够以全球化视野和市场经济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现代生活，并提炼出其精神价值，显示其构成中的缺陷与不足。　

　　从两届茅奖作品可以看出，新世纪文学延续了以人为本的主题。以人为本的原初意义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而言的，它充分肯定人的欲望，维护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力。改革开放早期的文学企图通过为人的本能欲望正名确立一种更加人道和更富于人情味的生活观，其反对政治挂帅和意识形态至上的精神可与尼采反基督教的风采媲美。其中张贤亮的系列中篇《唯物论者启示录》、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是最典型的代表。我国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与阐发与此相比有了很大的突破，它不再囿于对古人“食色，性也”的现代阐释，不再大张旗鼓地为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鸣不平，因为社会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欲望的泛滥和失控可能会极大地损伤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机体，我们必须通过对人类欲望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使其转化为一种把社会推向整体性文明与和谐的力量。“以人为本”不是以欲为本，而应该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有序、自由、幸福为本。　

　　在第六届茅奖作品中，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莎士比亚剧作《辛白林》中的一句台词“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领袖全篇，寓意丰富，体现出新世纪文学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展示和剖析的恢弘气度。史天雄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出来的顶天立地的英雄，然而同样的时代却也造就出了像陆承伟一类的投机客，所以“英雄时代”标示的只是一种伟大的时代精神、一种更好的时代机遇，而并不意味着一种必然的结果，真正决定自己命运和前程的归根到底是国家、民族与个体的正确抉择，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指出的那样，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熊召政的《张居正》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着墨于对历史的反思，借史喻今，以古代的和现代的英雄形象来启发人们如何在各种危机、机遇、陷阱、诱惑和自己的欲望面前把握好自己。对于《张居正》，也有学者批评其“厚诬与粉饰”了多位古人，悖逆了历史（３），我们且不说这种批评是否恰当，却可以肯定它从一个方面说明小说作者在努力张扬当代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克制私欲，维护社会公正、公平与正义的人格精神。在《英雄时代》中，作者直接书写当下的人物和事件，把一个活生生的当代英雄史天雄树立在读者面前，并通过他和卑琐的投机商陆承伟的比照来宣示当代人应有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陆承伟与史天雄的差别主要不在于道德认识层面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从小受到相似的教育，对善与恶有相近的判断标准，他们的差别在于对自己欲望的控制能力上。陆承伟原本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他终究抵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而肆意践踏商业规则和自己的良心，而一个丢掉了原则和良心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或许便是这部小说要发出的“盛世危言”。史天雄是辞掉公务员职位去经商的，按说他经商的条件无法和有着美国金融名校学历的陆承伟相比，但他却成功了，他成功的原因，小说借书中人物老革命陆震天之口指出，史天雄这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自新的、健康的力量”，而我们党的成功则在于“选择、顺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些说法虽有政治宣传之嫌，但却也道出了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政党克己从善，顺应社会生活潮流的深远意义。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国家民族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生存状况与文明程度，所以如何改善农民的生存境遇，提升农民的素质，使农民达到更高的文明程度，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与贾平凹的《秦腔》都对这一现实挑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湖光山色》中，旷开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境贫寒，没有文化，然而他质朴、厚道，真挚地爱着楚暖暖，把这个楚王庄最漂亮的姑娘奉为神明，发誓要爱她一辈子。这份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楚暖暖，使她不顾一切地嫁给了旷开田。暖暖善良、纯朴，整个人就像面前的那片湖光山色一样美丽、可爱。不幸的是，旷开田终究没能守住这份爱。村主任的权力使他忘乎所以，如书中人物谭老伯所言：“这世上能让人忘乎所以的东西很多，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权力，因为权力里边含有几种能使人发晕的东西，比如强制别人顺从、服从，巨大的经济利益，掌握重要的社会资源等等；人一忘乎所以，往往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不会再管控自己的欲望，就会放纵；而欲望这个东西，没有它，人就不成为人，全放纵，也有可能使人变异为非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权力、金钱的拥有和控制使旷开田从一个极不自信的人变成了一个极端狂妄的人，对于自己曾经深爱和敬重的女人大打出手，对于世代为邻的乡亲他可以残忍地推倒他们的房屋、霸占他们赖以糊口的耕地，贪婪、无知与他性格深处的专横相结合，使他以一种畸形心态来看待村主任这个职位。在旷开田的心中，当上主任就意味着他成了楚王庄的国王，意味着他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为所欲为。在演了一段楚王赀以后，他已经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妻妾成群的楚王了。终于，旷开田蜕变为一个比原来的村主任詹石磴更卑劣的弄权小人。[NextPage]　

　　与旷开田完全不同，在《秦腔》中，夏天义是一位廉洁、正直的农村干部，他说当干部最怕有私心，“私心就是池塘里的水，人是鸭子，一见水就浮呀？！”夏天义凭借自己厚道的天性战胜了私欲。然而，整个农村的政治文明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干部自己的道德自觉。基于这种认识，不管是在《秦腔》还是在《湖光山色》中，作者都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的欲望，也没有一味地指责农民执政素质与能力的低下，而是在深入地思考如何从权力中剥离个人欲望，使农村政权真正成为一种公权，成为一种使农民享受民主、自由和走向文明的保障。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小说中，以生活环境的改变导致一个人道德品质蜕变和堕落为题材的创作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多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渐渐地由一个善良、正直、质朴的青年变成一个利用权力、参与尔虞我诈的官场游戏和追求个人飞黄腾达的人。然而，《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虽然没有进入城市，却蜕变和堕落得更为彻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高加林那样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青年，虽然他们最终没能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但他们毕竟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对权力和人的本能欲望有一定的批判能力。旷开田则不同，他没有文化，对权力盲目崇拜，在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卑颜屈膝、唯唯诺诺，当他得到了权力的时候，又不知道权力的真正意义，于是滥用权力，视权力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最便利的工具。旷开田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相对封闭的农村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经由量变形成一种新质，但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难以通过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心态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新生活面前一派茫然，不是被动地受别人支配就是随意地支配别人，很容易使自己受到伤害或伤害别人，最终成为一个受害者或者肆意伤害别人的恶棍。　

　　张未民在《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一文中指出，文学的新现代性应该是“中国生活”现代性的揭示（４），而“中国生活”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并且正在面对着汹涌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也就是说，中国民众不仅要适应国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而且要参与全球化竞争，这就要求中国民众全面更新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观念，以自由、幸福和高度文明的形象融入世界公民的行列。新世纪文学立足于“中国生活”的这些基本特征，以人类欲望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为重要线索，生动地展现了当下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内心渴求、精神支柱、民族特色以及与现代文明的差距等，表达了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视野下崭新的“以人为本”的观念。这可以说是构成新世纪文学现代性新质的基本方面。　　　

　　二、谋求“多元共识”的当代生存论色彩　　　　

　　如果说二十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学主要关心的是个体生命幸福地“活着”的权力，那么新世纪中国文学则更加倾向于探讨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幸福地“活着”的方式。由此，新世纪文学在维护和捍卫每一个个体追求自由幸福生活权力的同时，也表现出对那些富于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并努力探求个体的自由幸福与整个人类社会诗意生存之间的深刻联系，呼吁通过交往的合理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起更多的沟通渠道，达成更多的共识，并融入当代人在自然、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及其相互之间的生态均衡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因而它比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更有力度、更贴近现实，是一种更加深刻和具有时代特色的多元向度上的当代生存论哲学。　

　　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四部获奖作品中，《湖光山色》、《额尔古纳河右岸》、《秦腔》三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进程中族类的生存忧患意识，特别是对文化生态与民族文化命运的忧患，与改革开放早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相比其视野更为宏阔，所涉及的问题社会关涉度也更高，同时在这些问题上呼吁达成“共识”的意志也非常明确而坚定。如《湖光山色》中涉及到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楚城墙和楚古墓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本应由政府出面保护，但却错误地交给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旅游公司，这不能说不是当地政府严重的失职。小说告诉人们，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优化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楚长城的发现者谭文博在面对楚王庄一团糟的局面时曾心生悔意：“要是当初我不把楚长城宣传开去，人们不来这古楚地旅游，这些事就不会出了吧？”这种自责固然有点苛刻和不切实际，但是，当国民一天天富裕起来，大家都有条件和机会走出家门看世界时，确实是每一个公民也都多了一份保护自然与文化生态的责任。整篇小说读下来，既没有那种欣赏湖光山色的舒畅，也没有那种同情弱者的慷慨激昂与悲情，而是体味到一种深切的灰暗与沉重，因为曾经的湖光山色，昭示我们民族历史的楚长城，心中的和眼前的，都在遭受一场厄运，而带给它们厄运的人正是我们大家，谭文博、楚暖暖、旷开田、薛传薪、乡长、县长，虽然责有大小，但谁能说自己一点干系也没有呢？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部落女酋长的视角讲述了其部落生存的现状和百年沧桑。在蓝天白云下，在山林河流间，鄂温克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吃着熊肉，放牧驯鹿，与狼共舞，同严寒、疾病、不幸和死亡抗争，崇敬着自己的神灵，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军阀混战、外族侵略没有改变鄂温克人的生活习俗，然而，当现代化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他们却再也扛不下去了，“他们（注：指外面的人）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天天还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时，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当一个民族被连根拔起的时候，她还何以生存？外面的世界在欢呼着现代化的到来，外面的人招呼鄂温克人下山养猪养牛，发财致富，但鄂温克人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鄂温克人的生活是原始的，但却是美丽而高贵的，他们对生活、生命与幸福的理解或许更具真理的价值。独特的题材，史诗般的讲述方式体现的是作家对全球化时代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弱小民族生存艰难、民族文化传统走向衰亡、民族文化个性和生存理想得不到充分尊重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与担忧，是在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个世界的“隅隙”烛照主流社会的“衢路”。小说中的老酋长曾经绝望地说道：“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老酋长的话无疑是对工业现代化的质疑，是对急功近利行为的谴责和批判，它在提醒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忘记自己对于人类生存之本的保护责任和对于不同类型的生存方式的尊重，并努力在个体、群体的生存方式与人类的整体生存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刻的联系。　[NextPage]

　　如果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表达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弱小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那么贾平凹的小说《秦腔》表达的则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农村、农民和乡土文化命运的焦虑。从内容上看，小说虽然写了清风街上一大堆“鸡零狗碎”的事，但是这些事件都和秦腔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秦腔是乡土文化的代表，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更象征着八百里秦川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精神。然而，在商业经济大潮、影视传媒和现代教育等多重力量挤压下它却迅速地走向了衰亡。商业大潮卷走了它的演员，流行歌曲和影视传媒霸占了它的舞台，夺走了它的观众，现代教育则使新一代人对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倦和歧视。七里沟的泥石流掩埋了夏天义，象征着现代化浪潮掩埋了中国的老式农民，夏天智一天天在病痛中走向死亡则如传统乡土文化一天天失去活力。夏天智的儿子夏风可谓现代文化的代表，他对秦腔的歧视也体现了现代文化对待传统乡土文化的态度。夏风与父亲夏天智格格不入，夏风抛弃了自己唱秦腔的妻子白雪，而夏天智却把白雪认作女儿。到后来，夏天智和夏风已经是水火不容，以至于夏天智至死都不愿见自己的这个亲生儿子，这种父与子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映现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艺术手法上看，《秦腔》质朴、细腻，以小见大，让读者从清风街的变迁中感受到八百里秦川乃至整个中国乡土文化窘迫、悲凉的处境。小说以具体、真切而生动的描写告诉读者，农民过去那种类似于“听了秦腔，肉酒不香”的对乡土文化的美妙感觉正在渐行渐远，现代化浪潮不仅使农民无法守住土地，而且也无法守住那些根扎在土地上的乡土文化，他们一批又一批到城市中去漂泊，不仅丧失了曾经山清水秀的生活家园，而且也丧失了千百年来抚慰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　

　　总之，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改革开放早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一系列危及乡土文化、民族文化、自然生态、社会伦理道德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文学家们对于现代化、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认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天真和理想化，而是具有了一种多元共存与和谐发展的眼光，尽管他们在各种现实冲突中也有自己的困惑和迷茫，但仍然表现出颇有力度的批判精神和建设性思考，形成了鲜明的谋求“多元共识”的当代生存论哲学。　　　

　　三、图像信息时代的“文学性”坚守　　　

　　文学的现代性新质不能背离文学的本性。就本性而言，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离开了语言魅力的展现就没有了文学，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性新质了。然而，新世纪以来，文学之本却在不断受到威胁和挑战，特别是网络、影视传媒对文学生存空间的挤压更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一些媒体对群众的调查中，读过四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但通过看电视剧而了解《暗算》这部小说的人却超过了二成。同样，对于上届茅奖作品《历史的天空》，人们也多是在看了电视剧以后才知道有这部小说的。大量的事实证明，以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作品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文化生态环境，网络、影视传媒已经把纯文学逼进了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前途是什么，文学应该如何呈现自身？我们这个时代是现代图像传媒称霸的时代，谁不适应它谁就可能被边缘化，因此文学为了避免被边缘化而越来越多地寻求与影视的合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适应现代传媒并利用它来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不等于出卖了自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世界走向图像的时代，文学可以通过与影视传媒的汇通，与影视形成广泛的互文性关系，以此实现成功突围（５）。麦加在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专访时指出，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来说并不喜欢媒体来影响自己的写作，但是作为一个想让自己的作品拥有更多读者的作家来说又需要媒体的帮助，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媒体的依赖。从麦加的获奖小说《暗算》产生影响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是其故事性强的风格与形式、以数字游戏为核心的情节内容与影视传媒有更多的契合之处，因此在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形成一种强烈的对小说的反哺效应。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影视互文的例子。不过，正如麦加所说的那样，《暗算》电视剧与“小说相差很远”。小说流畅诡异的语言、独特完美的故事逻辑决非图像技术能全部表现出来的。所以，文学借助于影视传媒并不意味着成为传媒的附庸，更不是为传媒而写作。　

　　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适合于影视传媒的改造，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非常接近于叙事诗，它把语言的描写、叙述功能与传递信息和进行隐喻的功能自然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种神奇、美妙的意境，这种意境是影视传媒根本表现不出来的，如果影视传媒强行介入，只能使原作受到阉割和肢解。宗璞的《东藏记》以质朴的语言对各种人物性格及其心灵世界展开了察几显微的表现，大学教授孟樾在学术研究上的执著与为人的正直、厚道，钱明经揣着十二分的精明在利益和学术之间的摇摆，嵋的平和与秀慧，峨的嚣张与变态等，都让人读后玩味再三，余思绵绵，这是直观的影视形象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美学效果。张洁的《无字》把一座巨大的人性天平放在读者面前，让各色人等都在上面显示出自己真实的份量。还有书中那许多精辟的讽喻更是显现出一种“无字处皆其意也”（王夫之语）的力量。这部作品对人性反思的深刻性及其表现力度都是影视传媒望尘莫及的。因此文学不能屈从于影视，文学家也决不能放弃对那些文学性强、审美品质高的作品的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充分的理由支持文学家对文学性的坚守，首先，在图像时代，文学承担着保护和规范我们民族语言的重大历史责任，只有有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才不至于在走出图像时代的那一天而忘记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其次，新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文学是多元化艺术大家族中的一元，文学不能要求社会大众总是把自己当作焦点，暂时被大众冷落也在所难免，此时，文学家需要的是坚守，而不是做一个为了暂时的荣光和利益而随时准备叛逃的机会主义者。再次，新世纪的人类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语言属性，只要文学为提升人类的语言表现力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就一定会为人们所喜爱。从《额尔古纳河右岸》、《无字》、《东藏记》等作品的接受情况来看，虽然它们没有获得像好莱坞大片那样的知名度和热闹的市场，但是大凡读过这些小说的人都很喜欢它们，它们像一条条有着稳定水源的小溪，没有钱江大潮的激越和澎湃，却能持久地涤人心灵，让读者获得美的享受，因而它们也赢得了读者发自内心的掌声。众多的事实表明，我们完全可以对文学在新世纪的成功突围抱有充分的信心。　[NextPage]

　　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点来看，表现深刻的思想情感和揭示社会生活现象的意义是其长处，然而，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不少作家为了适应商业化、技术化社会的需要，将文学的尊严和艺术个性弃置不顾，走上了商业创作、泡沫创作之路。为了不被社会遗忘，一些作家拼命谄媚媒体，与媒体结盟，把能在大媒体上露面视为自己走向光荣的重要途径和标志，这与过去时代的作家们尽力藏身于作品之后的态度完全相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提升文学的声望，反而使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及其语言审美性进一步被忽视和藏匿起来。即使一些颇有成就的严肃作家，由于受到商业化的影响，也会有意无意妥协。拿《湖光山色》来说，其题材涉及的是农村的公权力私有化，土地资源、自然生态、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农民的文化教育、道德坚守及城市文化垃圾向农村的转移，农村妇女面临的严重的性侵害等问题，这些都是当下农村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由于目前应对这些挑战和解决这些难题的艰难性而使其带上了浓郁的悲剧气氛。本来作家通过对农村这种现实的深入思考与生动呈现已足可以使作品光华四射，但是，小说中作者却常常笔锋一转而沉溺于性描写和性展示，尽管这种描写和展示与那些专写下三路的作家比起来具有质的不同，但可以肯定，它们中的许多并不是艺术本身所需要的。比如，小说中对旷开田与楚暖暖新婚后的性生活通过麻四嫂和青葱嫂之口进行大肆渲染，晓景和小婧两个研究生夜宿旷开田家发生性关系时弄出的响声被旷开田听到了，旷开田回屋后便与楚暖暖做爱，还要与两个研究生比谁弄的响动大等。在《秦腔》中，作者对黑娥与庆玉、陈星与翠翠性爱活动的自然主义式的描写让读者似乎又看到了一点《废都》的阴影。这些严肃的作家在无形中加入了当今流行的“身体写作”的行列，这不仅降低了作品的格调，而且减弱了作品对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现象透视的力度。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描写和叙述都可能是生活的真相，但游离于作品灵魂之外的碎片，即使它的色彩真实而艳丽也是没有艺术价值的，它们甚至会成为伤害作品完美性的毒素。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新中国文艺理论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张玉能、杨文虎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跳跃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文化发展的秩序出现了错位，在现代性文化尚未充分展开之际，后现代文化思潮便汹涌而至，因此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在中国更具典型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在新世纪的现代性新质应该是文学现代性的延伸和发展，它需要克服在过去时代忽视日常生活，忽视终极关怀的弊端，在全球化时代具备一种能够对抗后现代的素质和力量。总之，文学的现代性新质应揭示现代化新生活之本质，保持对新生活的精神引领性，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新世纪文学也只有敢于同一切陈腐的事物和非人道的力量抗争，并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够赢得这种现代性新质。　

　　注释　

　　（１）（４）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２）韦勒克与沃伦认为，“文学的确不是社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３）马振方：《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新华文摘》，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５）徐放鸣：《当前文学应弘扬英雄主义》，《文艺报》，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４日，第３版。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