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家俊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跨文化转化诗学视野，系统分析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哈代场，论证跨文化转化意义上哈代场的异质特征，探讨哈代的文学表现与其思想探索、作为虚构叙事的小说与非虚构叙事的书信写作、民族主义意识与帝国文化意识、宗教人本主义与世俗人性观、想象中国与想象英格兰等多重关系，重构哈代场多维、动态的文学边界，反思以文学为独特表现形式的跨文化转化现象。
关键词：哈代场；跨文化转化；文学边界异质
长期以来，西方作家不断地从中国文学、文化和历史中汲取创作养分，为西方文学注入新的力量。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以东方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为素材，写出诡异、奇丽的传世诗篇《忽必烈汗》。意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的诗作积极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和修辞，透露出强烈的中国文化和审美情怀。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到灯塔去》中赋予拜访拉姆齐家的女画家丽莉·布瑞斯珂一双小而神秘的中国眼睛以及独特的审美视角。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中国北方的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平静的生活》均与中国的人物有关。欧洲表现主义戏剧大师伯·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直接从中国文学中吸取滋养。
文学叙事穿越时空边界，打破文化藩篱，形成独特的文学的文化转化现象，产生复杂、动态、开放的多维文学场。这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的边界在哪里？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生活的世界和他笔下的世界都留下了以帝国、殖民、传统宗教和民俗社会的崩溃、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历史车轮的辙印，显露出空间地理、文化传统、道德信仰、阶级结构、文化共同体、现代英格兰人和自然等承受的历史巨变。乡村与城市，帝国，英格兰人的想象、情感、心理和精神气质无不透射出历史巨变产生的毁灭力量。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工业／城市现代性使苔丝迷失在乡村与城市、自然与工业机械之间。她柔弱无助地站立在狂风暴雨涤荡过的荒野里：
他们［苔丝与安吉尔］就朝着附近阴暗的荒野上的一个地方慢慢走去，那里开始出现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在这个地方，衬着深绿色的背景，白天不时冒起一道白色的蒸汽，表明他们偏僻的世界与现代生活保持着时断时续的接触。每天有三次或者四次，现代生活把它的蒸汽触角伸到这块地方，触摸到本地人的生活，又急忙缩回触角，仿佛它触到的东西与它的脾胃不合似的。
置身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苔丝隐喻了哈代世界的文化异质性——现代性泛生的异质对抗力。这种文化异质张力在一个更深邃、辽阔的共时文化视域中展现出更复杂的文化景观，即１８９０年代的哈代场——以哈代为中心的跨文化场、文学场以及《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建构的小说文本场。
一、想象中国：跨文化场中的哈代与慕雅德
有中国学者根据哈代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０日和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写给在中国的朋友慕雅德牧师的两封信，断定哈代对中国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持包容、关切态度。这无疑忽略了以中国为支点，哈代与慕雅德及哈代和慕雅德与中国建构的双重跨文化场，更忽略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英国文学场中的哈代与其他作家文人不同的艺术观、审美品位，他涉足的文学圈子以及他与读者和评论界的关系。在上述跨文化场中，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哈代艺术和思想中的分量。
哈代一家与多切斯特郡福丁顿教区的慕姓家族是多年至交。１８９１年至１９０４年，哈代与慕家第三子慕雅德。的通信有三封收入《托马斯－哈代信札》。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０日，哈代答复了慕雅德要他为《新旧中国》写书评的请求。当时他刚结束在苏格兰、约克郡等地的旅行，慕雅德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担任中华圣公会华中主教区执事长。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哈代写信问候去国离乡的慕雅德，花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表述他对中国现状及在华传教的看法：
……我认为那些在那里扎根的观念——哪怕有传教士在推波助澜——将主要不是宗教教义，而是那些有关物质技术和道德的观念，那些宣扬对低等动物和所有弱者施以人道和仁慈的观念……如果你不是为传教所累，这种弥足尊贵的才能将多方面地促进中国入熟悉了解我们西方人的思想。
这印证了哈代与慕雅德之间不断升华的友情，还有两人的思想争鸣（而非共鸣）。１９０４年３月２０日，哈代在致慕氏的信中写道：“我在信中唠嗑的都是生活琐事，但对你而言或许是真切的肺腑之言。也许除了你们兄弟外，我决不会向任何其他人写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充满了时间意识和乡土情愫。对刚刚逝去的慕亨利的悲悼、对９１岁高龄的哈代母亲回忆六十多年前（１８３０年）初识慕雅德父亲一幕的转述、对自己童年时拜读过的慕雅德诗句的重述，组成多重时间和情感背景中独特的乡土召唤情感结构。考虑到在东方的慕氏与隐居在多切斯特郡乡下的哈代之间的空间距离，考虑到英格兰情怀在异乡游子慕雅德情感世界中的分量，无疑这封信以独特的哈代风格折射出他心灵风景线上的英格兰与隐在的中国之对立。对哈代而言，英格兰或中国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对慕雅德而言，宗教圣职或故国情怀，似乎就更难以取舍了。
这三封信表露了这十多年间哈代在文学创作之外的思想和情感世界。第一封信中，哈代从慕雅德的书稿《新旧中国》进而谈到英国公众对在华传教话题的浓厚兴趣、上海的一家英文刊物上登载的中国人炮轰洋人传教的文章及当月《泰晤士报》上的相关评论。他也含蓄地表明了自己与慕雅德对传教的不同态度：“也许，因为我的主张可能与《新旧中国》作者的某些观点不一致，可这到底没有什么引以为憾的……”这封信留下了两个悬念。哈代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时事新闻和评论，了解中国人与在华英国传教士之间的对立冲突，可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乃至此后的诗歌创作中，为什么没有直接反映这些中国主题呢？哈代受慕家父子提携教化，始终感念不已，为何竞婉拒慕雅德的请求？是什么样的分岐使他做出如此决定？
１２年后，哈代在第二封信中更深入地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的立场观点。中国人口众多，宗教传统久远，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西方思想观念将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但这不包括刻板枯燥的宗教教义，传教士也难承担传播西说之大任。最终在中国占上风的主要是西方的新技术、新理论及伦理道德观——“那些宣扬对低等动物和所有弱者施以人道和仁慈的观念”。哈代露骨地表达了西方本位和优越观，即西方现代科技对中国的单向影响、西方现代人本思潮骨子里的种族歧视。
慕雅德在１８９１年出版的《新旧中国》前言中将中国的邻邦日本比作猛醒的狮子，沉睡的中华帝国也即将苏醒。“我们会注意到新的迹象，恰如漫长冬天过后早春的萌动，尽管每一棵缀满花蕾的树、每一朵绽放的鲜花在古老的土地上纹丝不动，枯枝败叶厚厚地包裹着树根。”与１８６１年他首次踏上的中华帝国相比，１８９１年的中国开始艰难地向前爬行。他认为，在华传教是在邪恶、毒瘴缭绕、暮气沉沉的世俗帝国从事拯救灵魂和复兴文化的伟业，让上帝的仁慈、爱和光驱散笼罩着中华大地的黑夜。他自豪地夸耀在华传教的道德感化力量：
温顺取代了急躁、暴烈的性情；搪塞和谎言让位于率真；仁爱战胜了极端的利己主义；正直和纯洁代替了欺诈和放荡。这些都是上帝的精神感召下在中国结出的信仰果实……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良知明显被唤醒，对错之别深入人心且被严格遵守，基督教精神日趋发挥强大的道德影响力。
传教士是文明的先驱，中国的新生主要依赖他们的智慧、正义和同情心。他笔下的中国呈现为两种意象。中华帝国经历了漫长历史的侵蚀，见证了荣耀和辉煌，如今已是穷途末路，死亡萧瑟之气遍布华夏。同时，如春阳初照，进步、变革和发展的精神在一个新的中国已初露端倪，古老的帝国正在蜕变重生。
哈代与慕雅德为中国现代性、也为西方文化现代性在中国的胜利指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作为对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回应，哈代将西方现代性诠释为世俗的器物之利和人性之优。作为对自己３０年来践行的传教事业的回顾和反思，慕氏开出了一剂道德药方。他企图为东方帝国的肌体、为中国国民的灵魂注入神圣的基督精神。
中国同时以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这两种形象进入哈代和慕雅德的视野。但是，无论是中华帝国还是新的中国都被剥夺了本体和起源意义上的主体性，是逆反建构的产物。逆反建构的意识形态原动力恰恰是英国乃至西方现代文化认知范式和价值规范——人本主义。但是在英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这一价值规范沦入一个异质的意识形态张力场。这就是哈代与慕雅德之对立表征的现代民族一国家英国与现代大英帝国、世俗人性观与神性人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投射到构成性的中国意象上，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两套方案，产生了两人对观念、思想、道德层面的现代性的重构意图，也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宗教伦理的肯定或否定态度。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哈代小说乃至诗歌中始终处于缺场、沉默状态；为什么从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１０年的半个世纪中，慕雅德锲而不舍地在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NextPage] 二、孤独的殉道者：英国文学场中的哈代
１８９０年代，哈代相继完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两部杰作《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这也是英国小说史上的两座丰碑。１９２８年，中国新月派旗手徐志摩盛赞哈代小说艺术的杰出成就：“在英国文学史里，从哈姆雷德到裘德，仿佛是两株光明的火树，相对的辉映着，这三百年间虽则不少高品的著作，但如何能比得上这伟大的两极，永远在文艺界中，放射不朽的神辉。”《苔丝》和《裘德》标志着哈代小说艺术与思想的大臻之境及两者完美的结合，也直接改变了哈代的文学之路，为他的小说创作画上了句号。此后的哈代退隐到多塞特郡乡下，转向诗歌创作。１８９０年代以伦敦为舞台的英国文学场中，哈代同时高举艺术和思想这两柄利剑。可是在与各种力量的较量中，历经艰难抗争的他不得不妥协退让，成了孤独的殉道者。
在分析１８９０年代的英国文学场时，牛津大学教授彼得·Ｄ．麦克唐纳强调三种对立关系是那个时代英国文学场的主旋律：（１）遵循文学合法性原则的精英（文学）文化与势头强猛的大众商业文化的对立；（２）纯粹的文学艺术家与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学掮客和投机分子的对立；（３）维多利亚文坛宿将与现代派后生小辈的对立。就《苔丝》和《裘德》的出版和接受而言，围绕世俗人性关怀，哈代展开了一场与文学经纪人（出版商）、同辈作家文人和道德卫道士的口诛笔伐。
１８８９年９月９日，哈代将《苔丝》的前半部分手稿交给蒂洛森父子出版社。出版商对小说的内容和道德立场大为震惊，要求哈代修改相关情节内容。哈代将手稿转交给《默里杂志》的编辑爱德华·阿诺德和《麦克米兰杂志》的编辑莫布雷·莫里斯。他们都以道德立场上的不合时宜为由，拒绝了哈代的手稿。基于出版商普遍的道德责难，哈代在将手稿投给《图解杂志》之前不得不删减修改那些明显有伤风化之嫌的部分。《苔丝》出版后，部分文学评论家对哈代在《苔丝》中表现出的道德取向穷追猛打。如１８９２年１月１６日的《星期六评论》登载的一篇文章，讥讽哈代笔下的人物无丝毫自然之态，谴责他过分渲染了苔丝肉色生香的一面。此时的哈代已饮誉英伦，稳坐文坛头把交椅，即便如此，他仍受到出版商的刁难、评论家的无情批判。他们几乎都将责难和批评的箭镞射向哈代竭力高举的道德和人性靶心。
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１日，《裘德》由奥斯古德一麦基尔文出版社出版。《裘德》受到评论家和读者大众更苛严的道德审查、更猛烈的思想抨击。在《裘德》的前言中，他无畏地亮出人性的旗帜：“这是一部写给所有成年男女的小说。它力图真切地表现人类最炙热的激情可能导致的烦恼、狂热、嘲笑和灾难……”他对深陷世俗社会道德泥潭中人的两面性的批驳引起一片讨伐之声。有人甚至质疑他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乃至诗歌创作上的才能和地位。更有人对他的门庭、家世和教育背景喋喋不休。韦克菲尔德主教威廉·沃尔什姆·豪甚至以教会的名义将《裘德》付之一炬，并且煽动当时颇有影响的ｗ．Ｈ．史密斯流动图书馆封杀该部小说。
这一时期哈代经常往返于马克斯门与伦敦，与出版商、编辑、文学评论家和其他作家保持着微妙甚至尴尬的关系。为哈代作传的迈克尔·米尔盖特这样评价他与伦敦这个文化名利场的依附关系：
伦敦用各种新闻出版机会引诱他，用无聊琐碎的趣事犒劳他，将他更严重地暴露在流言蜚语的枪口下，徒具形式的应酬消耗了他的才华——应接不暇的闲聊、切磋、下馆子和“赶时髦”。
１８９１年４月，他人选以显赫文人为主的雅典娜俱乐部，同时仍频繁参加萨维尔俱乐部的聚会。在萨维尔俱乐部，他与史蒂芬·弗莱、吉卜林、史蒂文森、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等厮混熟稔。在文人圈子中有“上议院”美誉的雅典娜俱乐部，他的名字与马修·阿诺德、约瑟夫·康拉德、查尔斯·达尔文等相提并论。当时他与吉ｈ林都是风头正旺的作家，在小说艺术观上他将吉卜林引为同道，可同时两人又相互攻击。亨利·詹姆斯和史蒂文森一致认为《苔丝》的风格令人生厌，哈代对性的描写矫揉造作。哈代则称他俩“与外表贞节、灵魂肮脏的女人无异”。
在伦敦圈子里所有与哈代交往的文人知识分子中，最值得回味的是爱德蒙·戈斯与哈代的友谊以及他对《苔丝》和《裘德》的反应。戈斯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英国有影响的翻译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他先后供职于大英博物馆、英国贸易委员会、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上议院。前拉斐尔派、哈代、丁尼生和斯文朋都与他交往密切。他是萨维尔俱乐部的常客，哈代的终生朋友。１９２８年哈代去世后，戈斯也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在留声机上留言来追缅与哈代一生的友谊。他认为，在哈代生活的年代，如果询问任何一位有教养的英国人：“现在谁是你们文学的领头羊？”他会情不自禁地回答：“哎呀，当然是托马斯·哈代了。”
１８９１年４月戈斯在《当代评论》上发表《民主对文学的影响》一文，表现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大众商业文化的谨慎态度。１８９２年４月，他在《小说的专制》一文中将诗歌在文学场中影响力和辐射面的弱化归咎于小说的哗众取宠倾向，贬斥小说家的读者对象大多是年轻的未婚女性。戈斯这种艺术价值取向上的保守和道德评判上的卫道士一面，在《裘德》出版后公开表露出来。他认为这是哈代所有作品中最下流的一部小说。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８日，他在《圣詹姆士公报》上评论道：“哈代先生最终呈给他的仰慕者一个非常阴沉甚至是极端肮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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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０年代的英国文学场中，哈代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文学革命及其流产。这种自我文学革命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更具有文学批判所能发散的巨大的思想能量。他笔锋所指，社会道德及人性的虚假和庸常性皆露出狰狞面目。但艺术和思想上的极端批判精神和勇敢的殉道姿态一旦袒露在虚伪的道德面前时，帮闲文人、守旧势力、沽名钓誉之徒就聚众而上，拣起道德和体面当大棒使。艺术和思想似乎成了文化和道德裁判高举的利刃下呻吟挣扎的祭品。这十年更折射出哈代悲愤的自弃和无奈的选择，放弃与出版商、评论家的抗争，终结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文学批判，转向诗歌创作这个与出版商、评论界的道德审查和读者大众的文化品味格格不入的行当。
三、不再快乐的英格兰人：《苔丝》与《裘德》中想象的英格兰
《苔丝》和《裘德》问世以来，批评家们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针对这两部小说建构的文本场，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命题，借以将文本场、文学场和跨文化场纳入宏大的文学的跨文化转化场：（１）三个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彰显哈代的世俗人性观；（２）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与后殖民文化批判双重视野中，哈代的世俗人性观乃至哈代的文化认同显露出异质文化场中固有的矛盾张力和多样性。
哈代在给慕雅德的信中将西方现代性诠释为世俗的器物之利和人性之优。在与１８９０年代英国文学场的对抗、商榷和妥协过程中，“性”、“婚姻”、“自由”、“爱”、“同情”这类词汇成了各派力量掂量鉴别哈代小说成色和品质的砝码，也是哈代试图与文学经纪人和评论界划分疆界、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些观念在当时的大众文化和随之而来的英国现代主义先锋艺术、文化和哲学中成了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提醒注意，在《苔丝》和《裘德》引发的持续的伦理价值争鸣中败下阵来的哈代，没有成为大众文化的旗手和同道者。他在两部小说中表现出的大胆和前卫、对文化禁忌和规范的无畏批判、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凝聚成一股劲风，成为现代主义文化奏鸣曲的一个强力音符。
以世俗人性观为价值基石，借《苔丝》和《裘德》推动的文学式批判，哈代表现了英格兰文化个体生命的记忆、想象、心理和复杂情感，将想象的英格兰重构为想象的威塞克斯，进而将个体生命（苔丝和裘德）和想象的威塞克斯嵌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自然与文化甚至生命欲望与世俗道德规范相互挤压形成的文化断裂空间。因此，这两部小说在个体和共同体双层面上书写了现代性在英格兰个体生命和民族一国家共同体命运中留下的断裂状态。英格兰人不再快乐；想象的英格兰不再是同质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苔丝和裘德的个体生命都处于文化失重和认同紊乱状态，他们的命运都被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希望的破灭甚至死亡使他们都沦为文化断裂的生命标记。哈代没有在肤浅的生活表象面前浅尝辄止，没有因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庸常性而止步不前。透过生活的表象，撕掉文化规范和道德禁忌的封条，他从现代世俗生活中发掘出人性的生命潜能，又将人性浸泡在恶的脓血中。
恶滥觞于道德与宗教的庸常性。恶对生命的践踏、对人性的戕杀形成弥漫两部小说的死亡氛围。毫不夸张地讲，死亡在两部小说中都呈现为仪式化的文化表演。在《苔丝》倒数第二章，苔丝和安吉尔黑夜误人埃格顿荒原上远古时代人们祭天的巨石柱阵：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母亲娘家的一位亲戚就是住在这附近的牧羊人。在塔尔博塞牧场你曾说我是异教徒。那么现在我算回到家里了。”
他在她展开四肢的身体旁跪下来，将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亲爱的，你困了？我想你是躺在祭坛上了。”
苔丝美丽、柔弱的个体生命被放人异教、史前和埃格顿荒原交织而成的时空背景。苔丝之死被赋予了最深邃的文化意义——一个嘲讽基督教信仰、以文化历史长轴为经、以想象的英格兰变体威塞克斯为舞台的死亡事件。
在《裘德》的最后一章（５３章），裘德的死亡在多重背景中使个体生命和人性蒙上了悲剧色彩。死亡场景与弥漫威斯敏斯特城大街小巷的节日欢快氛围形成强烈的对比。裘德对知识和爱情的炽热追求与老门大学、苏的弃绝、阿拉贝拉的冷漠无情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冷漠无情甚至恶变到对生命死亡的麻木。当裘德呼出最后一口生命气息，当他身体里残留的最后一丝温热消失之时，阿拉贝拉却狠狠地嚷道：“想不到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他为什么赶在这个时候去死呢！”与《苔丝》不同且比之更具人性悲剧意义，裘德的生命与死亡更直接甚至赤裸裸地触及到人性的庸常性：软弱、世故、虚伪、欺诈、冷漠、无情等诸般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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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文学提喻方式，哈代将威塞克斯书写成想象的英格兰这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意象。在《苔丝》和《裘德》中，他不仅使想象的威塞克斯变得更丰满逼真，而且将这块想象的英格兰圣地与现实的英格兰时空交织在一起。让生活在这块想象土地上的女人（苔丝）和男人（裘德）置身于业已化作叙事、传说、乡野逸闻、旷野古迹的传统与被金钱和肉体欲望支配、受律法和道德禁锢的虚伪现实之间。在赐给他们遥望甚至几乎能触摸到更人性、更充满爱和同情的生活这种禀赋的同时，又将他们推上律法和道德的审判台。让狂暴的命运无情地鞭打他们的肉体，炙烤他们的灵魂。让人性恶的庸常性吞噬掉他们的美丽、青春、善良、爱情、理想和脆弱的生命。
哈代对威塞克斯和想象英格兰之关系的提喻处理诉诸一种现代西方文学／文化叙事中常见的文化心理修辞——排除。小说虚构行为使现代民族国家呈现为想象的乡土世界威塞克斯。威塞克斯与英格兰人的意象和想象的英格兰共同体形成虚构叙事与日常生活体验之间的文化心理投射效果。同时，哈代在非虚构叙事的书信中，按照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模式重构东方中国，即西方民族一国家主体对他者意象进行的意识形态处理。这无疑使哈代的想象中国这一文化意象上残留着大英帝国集体文化心理的烙印。在重构民族国家自我的文学叙事过程中，非虚构叙事的私人书信中的中国他者成了不可再现的他者，因此被压制、封闭在文化无意识这一心理空间，被排斥在民族文学叙事的门槛之外。
从文化心理角度看，哈代小说叙事对想象中国的排除过程也是重新界定自我世界的边界、重塑现代英格兰人的文化、历史和政治无意识的过程。帝国主义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图式让位于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认知图式。乡村、传说、自耕农传统、本土、自然这类现代性的他者重新在想象的自我领地上扎根。主流文化、势不可挡的中产阶级乃至工业文明则被放逐到他者的荒野上。小说叙事中，以英格兰民族一国家空间为场景，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逆转既是对历史他者的自我化，也包含了现代自我的他者化。或者说，将消失或残留的文化传统重新置于此在的中心，将主流文化和价值置于边缘，甚至使之处于缺场状态。
不难理解，威塞克斯是一个充满了正反矛盾认同张力的幻想世界，映射出现代英格兰人的心理风景，积聚了文化无意识中想象欲望能动的生产能量。然而，哈代小说叙事对东方中国他者的排除、对现代性自我的他者化与他在非虚构叙事型的信件书写中对中国他者的正面反思构成两类书写之间的对立和差异。由此我们进一步面对以下问题：文学再现甚至文化书写的边界何在？《苔丝》和《裘德》仅仅是文学再现和审美意义上的叙事还是承载了文化转化和重构功能的独特文化书写？
四、哈代场的异质特征
哈代从现代中国转过他巨大的身影，用小说叙事重构想象的英格兰，挖掘现代英格兰人个体生命和共同体命脉断裂的地层。他的世俗人性关怀和社会批判既丰富地蕴藏在两部小说中，又不仅仅局限于它们。两部小说既是文学分类学意义上的小说，又是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书写——以想象的英格兰共同体为摹本的另类民族志书写。单纯的文学解读无法凸现哈代场中两部小说的文化转化意义。
在以文化转化为原驱力的哈代场中，哈代的世俗人性关怀与纯文学阐释视野擦肩而过，分裂为文学叙事中审美体验式的人性感悟与非虚构叙事、非审美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书写场景中理性反思式的人性关怀这对应的两极。换言之，在跨文化场、文学场与小说文本场中，他的世俗人性观产生了阐释差异。要最佳地化解这种阐释差异并有效地澄清哈代的文学与思想边界，有必要将其小说视为文学式的民族志书写——现代英格兰的《金枝》。在这两部小说中，哈代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英格兰人和想象的民族一国家英格兰置于世俗人性的审美体验视野，发掘人性的善和美、生活的光明、英格兰的美好、传统社会的和谐。同时，他又表现人性的堕落和恶、生活的凄苦、传统宗法制和工业化社会的冷酷嗜血、基督教的伪善。虚构的想象世界透过哈代的人性和社会批判视野且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这并不等同于理性反思本身。
综上所述，哈代的整个人性观都处于待完成状态，呈现出一种负（而非正）表现形态。他没有将人性关怀提升到目的论和思想反思层面，也没有像马修·阿诺德、约翰·罗斯金等那样尝试走另一条与文艺表现并行的思想言说道路。例如，文本场中，哈代借助想象和虚构，让思想浸入虚构叙事文本的肌理，进而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形成独特的关于人性的审美体验。文学场中，哈代的虚构和想象在读者审美体验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人性可能造成的塑型效果，进而对维多利亚末期英国中产阶级文化霸权可能导致的颠覆性重创，则依赖同行文人作家、文学经纪人和有影响力的读者和评论家来披露。可他们却以主流文化规范和审美品味为参照，对哈代小说可能激发的人性审美体验进行批判和封杀。跨文化场中，哈代秉承基督教批判宗旨和西方现代文化本位观，单方面地将西方现代人本思想和科技理论裁定为中华帝国涅粲再生的济世良方和必由之路，而不是象慕雅德那样全方位研究中国并形成系统的中国观。
三个场域中哈代人性观的异质特征引出一个更严肃、也更诡异的问题，即在想象中国与想象英格兰之间哈代思想定位的矛盾。这种矛盾恰恰被不同场域的差异和思想表述的不同手段巧妙地掩盖起来。这个矛盾是：在想象中国时，以英国为火车头的现代西方成了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之源，象征了中国可能达到的现代世俗社会的完美境界；在想象英格兰时，思想和观念失去了可资汲取的源泉，完美的西方民族一国家摇身蜕变成现代生活的浮世绘、英格兰人和英格兰文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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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异质性原则（而不是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重构哈代的文学批判式革命蓝图？如何甄别并化解世俗人性观在三个场域中呈现出的矛盾和张力？如何从历时性的现代主义文学革命和跨文化的后殖民批判这一双重视野出发来界定哈代？
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论及哈代时说：
他的小说日趋关注世道变迁……它们之中总是蕴含着丰富的古老乡村世界：古老的习俗和记忆。但也有属于有意识教育的新时代产生的沧桑感，锈迹斑斑的历史（其实是前历史）——受启迪教化的心智对现实变化的意识。
当我们偏执地将哈代视为乡土小说家和古老乡村文明的哀歌者之时，我们浓墨重彩地渲染他笔下的威塞克斯，却无视乡村与城市的狭路相逢对生命个体的震撼和猛烈撞击。
特里·伊格尔顿在《英国小说》中进一步辨明了哈代与他小说中极度认同的那个阶级：
也存在一个由商贩、手艺人、小店主、工匠、教师、佃农、小业主这类人构成的乡村中下阶级。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哈代与之有着特殊的认同感。他将这个阶级而不是“农民”视为乡村文化命脉的维系者。
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个阶级日落千丈的地位意味着那一宝贵传统灾难性的丧失。
其实，哈代笔下的世界是透过城市文化棱镜、为满足都市人的想象虚设的场景。“乡村生活被美化成一幅宁静、传统、完整、生动的意象，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城市感知。”
另有学者从哈代的心路历程、从小说中俯拾即是的宗教情节中解读他小说艺术隐含的矛盾张力——对基督教传统的审美和情感依赖与对基督教信仰本体意义上的排斥之间的张力。因此，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与２０世纪初的门槛上，他在猛烈的基督教批判与宗教的道德维系力之探索这两极间踯躅徘徊，借小说艺术传谕新的人性宗教。
当我们将哈代置于现代主义这一多头并进的文学革命历时叙事框架之中时，《苔丝》和《裘德》成了英国小说地图上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欲望主体、英国现代文化地貌地质变异的一个时刻、一个节点。在他之前有乔治·爱略特，在他身后有Ｄ．Ｈ．劳伦斯。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根本的区别。乔治·爱略特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人本主义中汲取思想燧火和道德力量。劳伦斯以颠倒的方式将肉体欲望塑造成生活和世界的主人，将彻底解放和自由的人性刻写在主体的废墟上，将创造的力量和再生的希望寄托在雄风烈烈的男根和肉体苏醒的女性上。与他俩不同，哈代与基督教和绝对离经叛道的世俗人性宗教都处于一种欲罢不能、废而不立的尴尬状态。因此，在现代主义文学革命的人性回归之旅上，哈代完成了基督教去魔化的使命，提出了石破天惊的人性命题，却没有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提出现代主义文学革命的人性纲领，象劳伦斯那样勇敢无畏地举起世俗人性宗教的大旗。
哈代场在人性、现代性、想象中国、想象英格兰等方面上表现的异质特征产生独特的同轴解构张力。文化转化视角使我们以迥然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的逆推方法来重构哈代场的多重边界，重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哈代为坐标的文化地图，测量以哈代为风眼的各种文化风潮。正是在边界的解构和重构过程中，哈代场的多层交错和异质共存特征浮出水面。跨文化场中，中国成为非虚构叙事书信书写的焦点；在以伦敦为舞台的文学场和以现代英格兰为对象的文本场中，想象中国及哈代有关中国的点滴思考沉寂消失了。因此，想象中国成了哈代场中一个巨大的文化客体，成了想象英格兰的他者和幽灵。哈代对现代中国的单向解读、对中国古老文明中与基督教对应的传统宗教的过分强调，使他失去了一次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文化营养的绝好机会。
我们设想，如果哈代抱着积极谦逊的世界主义态度全面了解并包容中国，他与慕雅德的深层对话交流会是什么样？他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小说创作会是什么结局？他的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之路会走到哪里？他与Ｅ．Ｌ狄更生、Ｅ．Ｍ．福斯特、伯特兰·罗素代表的剑桥派人本主义是否会相互碰撞出火花？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