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学智
从文学的哲学来源看，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物化世界”和理论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是区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分水岭。所以，至少表面上连接这两个十年的文学批评经验，似乎就是“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这么简单。批评话语、修辞方式也似乎只是民族、国家、家族、整体、复数的我们等等转换成个体、家庭、个人、细节、单数的我就行了。而这些又自然而然接续“新世纪文学”的命运、私人、身份、生存、生命等批评话语。
依我看，如此的“打通”完全符合文学运行的事实，就是再高一点来审视，以个体为圆心对个人、私人、日常、身份、生存、生命作性别、种族歧视、政治和女权的考察，叙事研究、文化分析、符号和话语权力这些新型批评策略，最终要到达的地方也无非是拆解现行文学生产机制、重新配置经典命名，实现文学的日常生活化和消费主义娱乐化目的，文学的面目也就变得与时俱进了，文学不死的论证才可成立。那么，充塞于多数理论版面的批评文章，对眼前文学创作的衡定和评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条浅浅的操作逻辑。要说其中有什么历史因由，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今写作比较勤快的批评家，一般都是“７０后”、“８０后”乃至“９０后”学人，他们没有过重的历史包袱，抓住一点就是一点，完全凭个人生活经验、阅读感受论评作品，只要延伸到８０年代或者９０年代背景的，因为那是批评家的童年时代，就只能借用书本上了解的西方学者的理论搪塞了事，这是“重返”一路批评很难有厚重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学术评价的“量化化”直接导致文学批评成了借题发挥、演练知识的场所，长长的引文、成堆的理论概念直逼“文学理论”——韦勒克那里本来明确区分过的文学批评功能，在这些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反而不是研究个别的文学作品和现象，而是文学史应该研究的“时间过程中的文学作品系列”①。也就是为文学史写作，为文学理论的建构奔走号呼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多少心思通过深挖眼前文学给批评树立时代风貌的微观信念了。另外，再加之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文学批评的创建者也多数人到中年甚至老年，要么转向文学史研究，要么淡出江湖。站在今天的立场，对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文学及其批评的语境性还原，就显得非常个人化。以处理个人感觉的姿态回眸前两个十年，使得前两个十年的批评经验变得十分局限，以致当下的文学批评只能是稍高级一点的话语重复。
８０年代形成的启蒙主义批评，究竟为什么到９０年代就变得不堪有用？９０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信息怎样摆布了文学批评的局面，等等。我相信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见得就是简单地解释几个关键术语那么肤浅。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更看重从９０年代经历者的回忆中看取９０年代文化气候的形成、崩溃过程，也同样看重从９０年代思想界的重要论争夹缝中，了解９０年代文学批评被思想文化氛围左右、牵制，最后丢掉批评主体的遭遇，或者阴差阳错选择此而不是彼的经过。这样的思路，面对的实际上就完全不是批评界几乎隔几年就要“倒回去”对过去残余现场进行清理，再从清理的历史遗物中获取灵感，进行远距离观照眼前文学的做法。比如８０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此前文学史的筛选，９０年代“再解读”、“重写文学史”对５０—７０年代文学的二度处理，等等。如果“工具论”时代与８０年代文学批评因“方法论”而走向了简化道路，那么，８０年代“启蒙主义批评”在９０年代的难以为继，乃至新世纪十年中“底层”批评的兴起，表面上看来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好像在人道主义的大旗下取得了应有续接，实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毫厘”是说启蒙主义批评与底层文学批评，它们藉以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来自五四，是“立人”哲学观的血脉；“千里”是说底层文学批评，不管通过新世纪叙写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生存处境文学时，所启用的启蒙话语如“尊严”、“生命关怀”、“公平”、“平等”等已经不是８０年代的语境，８０年代因为政治上的解冻，这些话语指陈的对象就非常明确，每一个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个体都能直感到批评对象的巨大阴影，它是客观存在。而底层文学阶段，这些批评话语虽则具有原初的思想属性，但当批评始终缠绕在底层究竟指什么，谁有叙述底层的资格这一类争执中时，这些启蒙话语其实被置换成了批评者向内的自责。或者干脆成了论证文学纯不纯的批评策略。事实是，有关“文学性”的批评已经误导了底层文学的创作走向，“底层”不是因其社会学的属性而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恰好是因为底层文学提供了稀奇古怪的故事，并且也是因为故事的曲折和情节的跌宕、人物命运的扑朔迷离，激发了批评家分析的灵感。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就是这样承担了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课题。
回到１９９０年这个交界处，据《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两书信息显示，聚集其中的过来人（不少还是８０年代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回忆表明，８０年代首先是一个无比崇尚知识的年代，想方设法求知是８０年代的一大特点。其二是渴求知识的进取激情使得求知而并不单纯求知，朋友圈里、小小沙龙里无意识进行辩论、争执，以及由辩论、争执必然涉及的对于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世界观等庞杂问题，因此８０年代可谓是人人参与时政、人人参与个体理想建构的时代，套用访谈者之一陈平原的话，那个时代的谈论性质可谓“上到日月星辰，下到国计民生”，无所不谈，相信这不只是文学知识分子一方的情况。唯有如此“开放”的外部环境，如此充满激情的参与意识，才配孕育思想和塑造思想者。这大概就是延续至今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出场背景。而“新自由主义”虽然本意在于帮助国家的改革开放，因为它用来批判“新左派”的主要对象就是“新左派”对于新兴市场的扬弃。紧跟着把个体如何获得平等、尊严、民主的法宝押到大众文化，乃至把自己也变成极端“市场主义”的路线。就是这种基本符合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构想的思潮，却在此时被遏制。
之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当然不可能停止，然而论争中格外尖锐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却有了悄然的转换，这是今天考察９０年代这个行之未远时代文学批评时必要的逻辑起点，也是不能不重视的批评思想基础，尤其是“新左派”的思想遗产。
转型时代的社会冲突与思想分化，肇始于１９９２年。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导致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但其经济转轨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此进入了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的风险社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８０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０．２８，１９９５年为０．３８，２０００年则升至０．４５８，“已超出正常状态而进入警戒状态”②。按照中国经济学家孙立平的概括，９０年代的经济转轨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与８０年代改革所经历的社会财富从国家向社会扩散、农民等弱势和边缘群众普遍受益的过程相比，９０年代则是一个资源向个人积聚的年代③。面对利益分化和社会断裂，对改革之正当性的质疑、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诊断以及重建中国知识批判传统的不同路向，导致了新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分裂。发萌于８０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泛自由主义思潮，纵向接续严复、胡适，横向受西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波普尔、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影响的“自由派”，主张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思想资源，继续深入地批判极“左”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敦促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同样从新启蒙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则从西方左翼批判理论汲取灵感，尝试重新建构反对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批判传统。前者以徐友渔、朱学勤等为代表（主要是政治自由派），后者的领军人物是汪晖。
专门研究“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的学者指出，１９９４年《顾准文集》和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韩文版）的同年出版，对于“新左派”的异军突起“颇具思想史的象征意义”。虽然“新左派”主要诉求在于平等和公正问题，或者是通过对中国哈耶克式经济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拜物教的批判，来实现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平等缺席、公正危机的批判。但因其是各种左翼批判思潮的混合物，“是一个理论形态复杂的反自由主义思想联盟”。所以思想资源非常庞杂，“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非自由主义理论”④。论域自然几乎囊括了转型时代所有的重要社会问题，比如“市场社会与转型社会”、公正问题中的两个核心“资本与权力”、“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现代性批判与现代性吁求”等等方面。因为汪晖既是思想史家又是文学史家，再加上他多年担任名刊《读书》主编的丰富经历，他一系列被视作“新左派”发轫之作也是最能代表“新左派”反思深度的重磅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批判观点，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学批评家就近的思想支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最为深刻。
首先，汪晖站在全球化视野，并且跳出“启蒙主义者”往往沉浸其中的“现代性”本身认为，中国启蒙主义者在挪用西方现代性时把“现代性”与“现代化”混为一谈了⑤。概念的混用，直接导致中国启蒙主义者进行现代性反省时，目光对准的是旧时代、“文革”时代，而不是在现代性的结构中反思其自带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征。因为不了解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紧张，一味拥抱现代性，而丧失了起码的反思能力。这种把现代性看做一个整体目标加以肯定——即把“现代性”视作社会主义总体规划的“现代化”过程的正确性，就已经实现了反思内容的置换工作。本来内部的反思变成了外部的二元对立式，在现代对抗传统的二分法对抗中，结果又一次使现代性价值得到了重申。这个重申，换言之，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唯理性是追，批判和否弃一切非理性主义、非人文主义的叙事意图，结果使得那种产生于同一进程的现代主义文学如浪漫主义，所具有的激烈地反资本主义世俗化倾向的气质，即通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冲突中，所显示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思想品质，被简单处理成了不符合“真实性”、“客观性”的负面影响。这一价值论在９０年代文学批评中被普遍使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批评对小说人物人的现代性的误用，“弑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个体寻求出路、实现独立的永恒主题一直贯穿到了９０年代长篇小说中。可以说“弑父”既是叙事情结，也是长篇结构的一个中国式写法。９０年代“断裂”的文化氛围，也许给“弑父”披上了如许时代色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把“弑父”视作晚辈获得哲学意义“个体”的完善，或者把对父辈的嘲弄、戏谑、作贱，视为建立一个新的价值秩序必须毁掉一个旧的价值秩序这样的微言大义⑥，显然并没有足够多的估计到“弑父”者本身的脆弱性，尤其这个行为导致的更加混乱的文化秩序。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整体性“现代性”诉诸，因为批评家潜意识里要解决的是父亲作为旧秩序对儿子作为新秩序诞生的羁绊，而不是儿子自身的辩证性批判。大的方面，用西方后现代理论极力推崇先锋派作家形式实验的批评家，和用经典现实主义尺度批判形式主义实验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其次，汪晖认为，正因为新启蒙主义者的政治批判把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相当外在的认同现代性，没有在现代性内部进行各层面细致的反思，其后果便必然造成了启蒙主义批判话语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错位。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其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临深刻的挑战。“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危机，却显得苍白无力。”⑦汪晖为代表的这些“新左派”批判思想，具体一点说，其针对对象就是虚无主义，即那种全盘否定过去，乃至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历史积累一并扔掉的理论行为。正是在彻底否定这个传统的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走到了重新肯定殖民主义和肯定当代转变所创造的极其不公平的社会政治状态的地步⑧。以上两种启蒙主义思维，投射到９０年代文学批评中，要么就是跟风走，没有自己的主见。比如王彬彬近期著文指出的“先锋派批评家”，在适当的时候，为了“去政治化”，５０—７０年代文学被整体性否定；也在适当的时候，同样的文学对象会变成局部性肯定。整体性否定与局部性肯定表明，批评家并不是不知道怎样评价作品，而是“文学在我们这里，是政绩之一种，所以这样一路叫好的批评家，总是受宠的”⑨。要么从“断裂说”走向“抹平论”。一些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的批评家，比如李扬和旷新年。当启蒙主义批评话语在９０年代遭挫后，他们并不是从反思政治体制、深层现实结构处进行批判性学术反思，而是注意力集中在学科建设的角度，动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新“整合”５０—７０年代、“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在人性层面的“统一性”。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便捷地解释为“不是表现资产阶级人性就是表现无产阶级人性，这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包括被称为终结了反映论历史、开启了“审美主体觉醒”时代先河的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也不过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追求人物性格高度典型化和高度理想化平起平坐的“不同文学规范而已”（旷新年）；或者“没有‘好的文学’而只有‘谁的文学’和‘何种文学’”（李扬）⑩。这种“抹平论”在９０年代文学批评中实际上承担的不只是释放５０—７０年代文学的现代性能量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它由最初的方法论转而成了价值论的重要部件。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致力于从文学生产机制、权力话语方面揭示“纯文学”路上极端“向内转”的弊端时，矫枉过正地承担了社会历史批评的职责，转向种族、性别、政治制度、民族国家之后，对“文学性”、“个人经验”、“形式因素”可能造成了人为的遗漏，从而抹平了各个阶段文学应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１１。李扬和旷新年等人的思路很明确，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负责，并宣称只有这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对于批评，有点信念总比没有信念强，这一点而言，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的批评家似乎很难进入９０年代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与他们思想上执行８０年代成形的启蒙主义批评立场有密切关系，比之“一路叫好”的“先锋批评”，他们的确显示了批评的诚实。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没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反省，９０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就一定能够建立区别于“新左派”曾经批判过的现代性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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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平论”实际上是把首先提问的文学批评行为转换成了作为学科研究的“知识”。既然“不宜轻易放弃”的启蒙叙事仅仅是一种“知识”存在，那么，启蒙叙事在建构方式上和它之前的“文革”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史叙事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区别的仅仅是它背后的“政治”与“权力机制”。这与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中批判的那种为回避当下问题，把批评变成“理论”的做法非常相似。伊格尔顿对全神贯注关注“文化”但却往往忽略了文化的复杂性，如直取有形的“政治”而放弃对文化可能是色情和象征、艺术和无意识、生活经验和意识转换等个体意义上化合的复合成分的研究。因此，现代文化研究者很难成为像其前辈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而只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成了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伊格尔顿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虚弱或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夹在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群体，可以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１３）。中国启蒙主义批评家在“打通”上追索到“政治”这个衡量人性的尺度，他们期许的平等、公平其实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由此可见，新启蒙主义批评与“新左派”的深刻分歧。可惜的是，“新左派”的批判性反思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后来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在后来文学批评中占有相当话语份额的批评是经过置换了的新启蒙主义，而不是“新左派”。“新左派”主张的“反思现代性”，同时也是对革命过程的反思，亦即对中国现代历史资源的再整理，从而将历史的可能性从现代化叙事之中解放出来。这一角度看，与其说启蒙主义批评家借重的理论资源有问题——普遍性的指责总是指向这些批评家拘囿于福柯等思想家的范畴迷失了观察中国当下问题的眼睛，不如说，他们用以弥补“断裂”的“知识”或者伊格尔顿意义上的“理论”，对批评的主体性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自我瓦解。把当下中国的公平、平等推到毛泽东时代、重新肯定殖民主义和肯定前“文革”社会政治状态，都是批评主体性溃败的征兆。
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背后一定需要相应的“专业主义”运作和资本方式来支撑，这才是最为可怕的。有研究者用“知识场域”的概念不无偏激地梳理了专业主义在一系列历史叙事中被建构的生产流水线：通过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再阐释，特别是对鲁迅精神的解读，尔后又通过对顾准思想与事迹的发现与解读，８０年代的国家叙事倡导或默认了某种政治历史记忆的复活，对反右与“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叙事，“批判知识分子”在公共传媒中成为一个道德与声望的圣像。在这样的历史建构中，“批判知识分子”与以下一组家族相似概念发生关联：独立性的、勇敢的、英雄性的、烈士般的、苦难的、反对专制权力的，而同时又是博学的、敏锐的、深刻的。“批判知识分子”同时具有道德上的崇高和知性上的优越。这在公共领域中成为一种权力资本，并可以通过如下多种方式获得转化，兑换为其他资本：公众影响力资本——公共声誉、传媒市场价值、写作与发表的机会、稿费收入；国际性声誉资本——批判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派异议人士”或作为“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学者”）获得国外访问、参与会议与讲学的机会。国际声誉能再度获得国内转换——作为学术简历上的资格和经历，可以在学院内部的“学术场域”转换为体制认同的判定筹码、职位与经济收入。“这一系列资本的转换与‘增援’效应，使得‘批判知识分子’具有竞争价值，从而引起争夺。”（１４）与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技术小官僚”的定义相比较，中国启蒙主义批评处境好像仅仅是语境问题，没有完全“化”好。似乎等到“学术范例”和“确认这些范例的行业内部机制”完善以后，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去政治化”趋向表明，国家对知识界的管制机制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性的方式逐步转化为行政（科层）性的手段，而知识场域内部的竞争由传统遗留的个人化的“人事矛盾”斗争逐步转向有章可循、有标准可依的角逐。理论上，真问题自然有人言说、独立的学术性质自然能得到应有保障。但“去政治化”趋向所形成的“现代专业主义”，恐怕恰恰在学术机制的层面确保了学术垃圾的制造。这是“批评缺失”诸多原因中最严重的一个。新世纪十年里对“底层文学”的批评状况就明显暴露了批评“理论化”对问题意识的收编。
用“知识”或者用“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底层文学的问题就成了“表述”的问题，即谁有资格表述和怎样的表述是底层的等等，而不是文学何以才能获得应有的思想的问题。
因为对于底层叙事，我本人出于“不得不说”在２００９年第２期《读书》上撰文《“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给予了批评，认为既然底层文学发轫于创作者对当下现实状况的叙写，就应该至少在现实主义的范畴内谈论底层文学中表达的底层问题，包括底层者的身份问题、生存问题、人格尊严问题以及可能牵扯到的社会学问题。尽管每一个底层的叙事者有不同的底层想象，或者提供了个人经验的底层镜像，这些叙述者、提供者或许不见得都有底层生活经历，但只要他们的叙事与阅读者有起码的通约性，我认为是不妨碍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然而认真推敲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间有组织或自发议论底层文学的批评文章，不管是中青年学者、批评家，还是在校大学生、硕博研究生，散见于《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上海文学》、《天涯》、《东南学术》、《福建论坛》、《江汉大学学报》、《北京大学研究生志》等理论刊物的成百篇批评文章、对话、访谈（１５），用赵黎波的归纳概括，无非是以上两个问题。此两问题基本沿着这样一个言说轨迹进行：先是考证“底层是什么”；尔后将“底层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接着由“如何表述”演变为“立场”之争；再就是矛头反过来指向批判者自己，即“精英意识”和“启蒙心态”；最后只能回到问题的起点——底层文学可能是“假想式写作”，批评也只能收场于伪问题而告结束。所谓“叙述学理论”、“福柯、萨义德话语分析理论”、“新左派”思想的影响，包括关于底层形象的“文本分析”，几乎不约而同地缠绕在“表述”与“被表述”的悖论、资格与无资格的纠缠方面。至于，为什么在改革深化的社会主义阶段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底层文学？为什么有如此之多、形态纷繁的各种弱势人物云集在版面、镜头？尤其当“保民生”问题被提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之时，又该如何理解底层者和底层社会，等等不一而足。面对底层文学，虽然批评家的表情依然是憔悴的，神态依然是庄重的，语气依然是严肃的，但就是不愿把话题深入到政治领域里去。可是这并不妨碍批评家对作家的指责，诸如人物“不真实”、态度不够审美、批判不够深入等往往见诸批评文字。这是值得引起批评家长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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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８０—９０年代思想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启蒙主义批评无疑扮演了９０年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角色。但９０年代还有其他典型的文学批评路向，比如张颐武等人倡导并大力实践的“后新时期”，由“后新时期”衍化而来并延伸到新世纪的“新新人类”、“架空性写作”等等。历史地看，这一路批评与启蒙主义批评对照，在理论确立的意义上，前者的确与“新世纪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即都倾向于从时代政治、经济的语境强调文学的“新”元素，并且“新”元素不可避免地以论证“旧”元素不符合主要读者群——“８０后”、“９０后”等范畴内的青年人、在校大学生、中学生为依据。特别是“新新人类”的批评实践者，干脆盯着《参考消息》、ＧＤＰ统计数据和互联网信息来建构某种完全颠覆传统阅读趣味的所谓“架空性写作”美学，硬着头皮、拧着具体语境打造“强者文化”的文学价值观（１６）。至少在文学新生力量、叙述新动向、读者新趣味，以及文学所描述的某种都市生活状态上，“新世纪文学”的源头会更自然地上溯到“后新时期”一路的文学线索上去。另外，“新世纪文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特征——描述当下都市生活的状态，可以说是“后新时期”持见者一心想割除“新时期文学”中“沉重的大我”，轻装上阵走向没有历史负担、不为历史负担的“私我”的后裔。然而，沿着“新世纪文学”的某些特征逆向反推，其上线只能到达“后新时期”，而“后新时期”牵扯出来的对立面，无疑是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显然，如此上推所得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一种没有历史意识的批评肯定是无根的思想。启蒙主义批评自从“人文精神讨论”的败北分离出来，其实就显出了某种整体性的羸弱，这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了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脱离当下语境的民主理念，比如启蒙主义批评发展到新世纪，面对新的问题——底层文学时，“知识”批评更是压倒了介入当下现实的眼光，甚至使得批评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我纠缠、反身向我的泥淖。而并不是启蒙主义本身有问题，目前迹象表明，底层叙事似乎有把善简单化、把人文关怀技术化的普遍性趋势，但这绝不说明社会学意义的“底层”已经消失。
２００７年至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相继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文章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抽取双方激越的情绪，实际上在文学有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的问题上，论争双方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不可能是“教科书形态”的几个干条条，也不可能是“资料汇编”所固定下来的理想状态的死知识（１７）。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变更文学理论，使之既能不断地延续，又不失其本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命题理论上完全自洽，操作上又无法落实的缘故，本质与非本质的论争论域越拉越大，以至于走向了两个极端：完全拥抱文学的自然生长，或者完全规约文学的离经叛道。在这场远未结束的论争中，被征引最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抓住该书批判性观点“理论”或者“文化理论”，借题发挥，认为文学理论转向“后理论”，再到“理论”，标志着文学理论的消失；也有论者从建构的角度读出了伊格尔顿的本意，是通过完善“文化理论”拯救文学于“理论”。更有论者据该书后半部选择了“宗教”而不是“文学”，认为伊格尔顿“缺乏内在价值的、千篇一律的观念操作”，以至于理论整体地失重的判断不准确，与其说是对现实缺乏内在关切，毋宁说是对文学经验的疏离。“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电影、电视、广告、服饰等等为对象做文化研究，似乎这些是更贴近现实的，却忘记了我们在这些领域中远不如在文学中那样老练，难以将理论所应有的复杂性演绎出来。”（１８）最后，作者之所以寄希望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期望能恢复“文学性”应有的丰富内涵，呼唤生气勃勃的道德批评，只要此类批评同时深化了对道德的理解和对文学的理解，而不是扬弃文学以实现理论在道德上的自我救赎。这一种观点，与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后半部寄望于宗教对文学理论的拯救结果一致。伊格尔顿淡出文学理论有他深刻的现实考虑，就是文化理论已经深入到足以改变文学理论方向的程度了，它具有不可逆转性。而该作者呼唤道德批评的理由只不过因为文化研究（相当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不结合文学，难以将理论所应有的复杂性演绎出来。岂不知，自从所谓的“后”学进驻当代批评，人们对道德的厌弃就是因为道德批评者首先介入了现实人文环境问题，致力于论证道德与个体修养、道德与公共意识、道德与文学精神境界的密切关系。
道德批评在个体修为上永远有价值，但对一种理论走向的有效拨转，即从哲学观上实现语言的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折，“扬弃解构现在流行的哲学诸流派”，“否定之否定”之后，２１世纪将从２０世纪语言统治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换个方向（１９）。刘再复和李泽厚的观察看起来并不像是预言。
【注释】
①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３８页，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卡尔·里斯金：《贫困、不平等和中国的总体经济政策》，见姚洋主编的《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２０２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③孙立平：《断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２２０—２２１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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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高力克：《如何认识转型中国——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参见许纪霖、罗岗等著的《启蒙的自我瓦解：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１９６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版。
⑤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载《天涯》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⑥吴义勤在《新生代长篇小说论》一文中，几乎一网打尽了９０年代出版、发表的新生代作家的几十部长篇小说。该文虽然对“艺术困境和精神困境”也有明确的批判，但该文主要是正面肯定新生代作家书写“中国问题”和“中国镜像”的艺术方式和价值立场。“弑父”主题所蕴含的价值立场就是肯定的内容之一。吴义勤的批评观很能代表跟踪研究新生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家的观点，他们的批评文章几乎到了不用“现代性”不足以阐释９０年代人物观的地步。载《文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⑦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１９９７年第５期。转引自高力克的《如何认识转型中国——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参见许纪霖、罗岗等著的《启蒙的自我瓦解：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２３５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版。
⑧汪晖：《历史的可能性：想象与实践》，载《书城》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⑨王彬彬：《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载《文学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日。
⑩赵黎波著：《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其中涉及李扬和旷新年的著述、论文比较详尽，也都有细致分析，这里对李扬和旷新年的注释从略。
（１１）洪子诚：《不要轻言“终结”》，载《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转引自赵黎波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１８８—１８９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１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著名知识范式，从它提出后其论述者之一钱理群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借王瑶的质疑进行过初步反省。但总的来看，后来冠以这个名目、或虽名称不一样但思维取向相同的众多文学史写作、单篇论文无不沿用这个框架。专门批判性重读的研究迟至２００８年才出现。钱理群的反省文章《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１期；专门批判性重读的文章，系贺桂梅《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１３）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３１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
（１４）刘擎：《当代中国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参见许纪霖、罗岗等著的《启蒙的自我瓦解：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２７５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版。
（１５）以上资料均参见赵黎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１９７—２２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１６）关于张颐武及其“强者文化”逻辑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从张颐武看“强者文化”逻辑》，载《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１７）陶东风：《导论：文艺学的反思与重建》，见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３版），３、１９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１８）汤拥华：《理论如何反思——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引出的思考》，载《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１９）刘再复、李泽厚：《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展望》，载《读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