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续冬
在讴歌地理大发现时代达·伽马远航的葡萄牙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第四章，作者路易斯·德·卡蒙斯塑造了一位来自雷斯特罗的老翁，他站在岸边，对即将出征的葡萄牙赴印度远征军说出了一番和高歌猛进的远航唱反调的肺腑之言，将大航海的光荣质疑为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虚荣和贪欲。“雷斯特罗老翁”在这部史诗里成了善意的悲观主义者的象征。在若泽·萨拉马戈1966年出版的诗集《可能的诗歌》里面，有一首名为《雷斯特罗老翁对宇航员说》的诗，这首颇具“穿越”意味的诗借雷斯特罗老翁之口，对1960年代人类探索太空的雄心进行了质疑：“这里，在大地上，饥饿仍在继续，／悲剧，战争，接着是又一场饥荒．／我们用凝固汽油弹的火焰点燃香烟／我们不知爱为何物，却言必称爱。／我们在你身上证明了财富，／同样也证明了贫穷，和更多的饥饿……”
在这首拿贫穷和饥饿诘问发达国家的科技狂热的诗里，若泽·萨拉马戈自己的嗓音与《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里雷斯特罗老翁不合时宜的嗓音叠合在了一起。萨拉马戈常常说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另一个常被他用来自我指涉的标签是无神论者），但像雷斯特罗老翁一样，他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勇于讲出肺腑之言的不惮于行动的悲观主义者。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到现在，无论是在区域性的政治事件还是在全球性的敏感话题中，都能听见1969年就加入了葡萄牙共产党的萨拉马戈的声音：抵制萨拉查在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声援巴勒斯坦、拥护墨西哥恰帕斯地区的萨巴塔游击队、支持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而面对像当代“大航海”一样充满乐观论调的经济全球化，萨拉马戈的姿态则比在岸边质疑远航的雷斯特罗老翁还要激进。2002年他在巴黎发表了一场名为《丧钟为谁而鸣》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措辞严厉地指出：“除非我们及时地进行干预，否则，经济全球化的猫将会不可避免地吞掉人权的老鼠。”
然而，作为全球最睿智的作家之一和拥有二点一亿人口的葡语世界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善意的悲观主义更多地体现在他那些被瑞典皇家学院赞为“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的作品里。最能让人感受到他埋藏在文本里的“雷斯特罗老翁情怀”的，大概当属他写于1995年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这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萨拉马戈作品。这部冷峻到取消了角色名称、抹除了叙述与对话的界限甚至尽可能地剔除了标点的小说，讲述了在一个背景模糊的国家（因而具备了普适性）一场让人们的视野全部变成白色的瘟疫如何让国家机器、社会契约和道德伦理全线崩溃的故事。它具备多个解读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世界的政治寓言，其次是对人本身的悲观主义态度，正如书中人物所言，“我们都是这样的一坨物体：半是冷漠、半是邪恶”，而在一个更隐秘的层面上，这部小说也体现了萨拉马戈对现代性知识型构的悲观反思——现代性的“光芒”也许正是一种“光盲”。
其实像《失明症漫记》这类完全抽空社会历史背景的小说在萨拉马戈的作品序列里并不算主流，他最常采用的寓言编织术是在具体的历史材料内部展开诡异的劳作，像一个一手拿着尘封的史料一手挥舞着想象力之魔法棒的语言魔术师，让读者在似是而非的历史书写中体会到创造性的快感与重构内在历史之必要性。这种写法在《修道院纪事》（1982年）中已展现得颇为圆熟，在十八世纪建造马拉芙修道院的真实史料和虚构的巴尔塔萨尔、布里蒙达之间，离奇的飞行之梦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发端期、神权与启蒙交接的时代人类意志力的规模。在《里斯本围城史》（1989年）中，施加在“历史”一词上的乾坤大挪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校稿员在校对一本关于1147年摩尔人“里斯本之围”的史书的时候，把书里面的肯定词“是”全都改成了否定词“不”，十字军协助阿方索一世从里斯本突围的事件变得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在颇具卡夫卡意味的《所有的名字》（1997年）里面，萨拉马戈着迷的是重构另一种微观的历史，也就是藏在当代生活中各种冰冷的表格、档案、户籍卷宗背后的匿名者们的个人生活史。当然，以“伪史书”之法所写出的最大胆的作品还是写于1991年的《耶稣基督福音书》，作为一个强硬的无神论者，萨拉马戈竭力“还原”了耶稣生前中东地区各种虚虚实实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重新“发明”了一个人格可疑的耶稣。这本书直接导致了萨拉马戈从葡萄牙的出走：迫于梵蒂冈的压力，葡萄牙政府取消了该书参评欧洲文学奖的资格，萨拉马戈愤而迁居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上的小岛兰萨罗特，直到辞世。
说到迁居西班牙，不得不提到萨拉马戈的理念世界里和悲观主义、无神论同等醒目的伊比利亚主义。萨拉马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完善他的“伊比利亚联盟”的构想，即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应该从欧盟脱离出来并合为一体，它们和欧洲其他地区有着不可通约的文化经验，更适合重新与拉丁美洲整合到一个新的区域框架里。他甚至通过幻想小说来渲染这一构想：在《石筏》（1986年）里，伊比利亚半岛在比利牛斯山一线发生了断裂，开始像一艘石筏一样驶离欧洲大陆，向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方向滑去，再前方或许就是南美洲。在随笔集《葡萄牙之旅》（1991年）里，萨拉马戈写到流经西、葡两国边界，在西班牙一岸被称作杜埃罗河而在葡萄牙一岸则被称作杜罗河的那条著名河流的时候，不无挖苦地问河里的鱼：杜罗河和杜埃罗河在水中的边界在哪里？你们游来游去的时候怎么切换语言？水底下怎么办理护照和签证？2007年，八十四岁的萨拉马戈公然声称，葡萄牙应该变成西班牙的第十八个自治大区，引得葡萄牙舆论一片哗然。
然而，无论萨拉马戈的伊比利亚主义言论听起来多么“不爱国”，他的葡萄牙同胞们还是会接纳他，因为正是他把葡萄牙语的文学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而在写作中，他吸纳和化用历代葡语文学经典的能力也激活了读者们对葡语文学光荣传统的体认。萨拉马戈常常有意让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写作与路易斯·德·卡蒙斯、埃萨·德·克罗兹、费尔南多·佩索阿等葡语文学前辈发生互文性关联，这种互文性关联之中最强烈、最有意味的，就是写于1984年的小说《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
小说的主人公里卡尔多·雷耶斯是二十世纪初的葡萄牙“诗神”费尔南多·佩索阿所构筑的庞大的异名体系中的最主要的异名者之一，简单地说，他就好比是佩索阿的一个最醒目的影子。佩索阿将他设定为一个反对共和制、怀念君主制的医生，因为政见的不同长期自我放逐在巴西生活，写得一手贺拉斯体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佩索阿虽然设定了里卡尔多·雷耶斯的出生（长他自己一岁），却并未来得及像对其他异名者那样交待他的死期。萨拉马戈的这部小说由此打开了诡异的叙述空间：他要讲述的正是在费尔南多·佩索阿本人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作为佩索阿的创造物的里卡尔多·雷耶斯如何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也就是说，萨拉马戈处理的是一个人死后他的影子如何多活了一年的故事。在小说中，里卡尔多·雷耶斯在佩索阿死后从巴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葡萄牙，不事医务本行，却天天住在小旅馆里，看看报纸散散步，坐着有轨电车到处溜达，像个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一样在里斯本闲逛。他见证了佩索阿生前没有看到的剧变：即将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德国对中欧的觊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等等。最灵异的是，费尔南多·佩索阿本人还时不时从坟墓里跑出来找雷耶斯闲聊，聊文艺聊时局聊老男人们的情感问题。小说的结尾自然就是雷耶斯的死了，他的死被萨拉马戈处理得无比淡定：雷耶斯和佩索阿聊着聊着突然站起来，穿上外套，平静地跟着幽灵态的佩索阿一起走进了坟墓。这部神奇的小说一直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因为它一方面体现了萨拉马戈高超的“史料魔法”，通过雷耶斯阅读的报纸和他在里斯本的游荡路线，萨拉马戈缔造了和真实的里斯本完全相对称的另一个里斯本；而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被视为二十世纪“元文学”（即关于文学的文学）的超级经典，它不仅意味着对佩索阿的致敬，更展现了萨拉马戈把写作变为“虚构的二次方”的能力，通过对虚构的再虚构、对作家及其创造物的再创造，萨拉马戈拓宽了文学的迷宫。[NextPage]
2006年，萨拉马戈出版了童年回忆录《小记忆》。尽管在此之后他还出版了《大象之旅》和《该隐》，但在写《小记忆》之前，萨拉马戈已经预感到了大限将至，所以他说：“我怀疑一个圆环终于要合拢了。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有限性，这很不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小的、无意义的……得了诺贝尔奖又如何？”《小记忆》的书写让萨拉马戈觉得少年时代又通过笔端倒流进了他的躯体。他希望这本回忆他四岁到十五岁经历的书能够“让读者看到今日之我从何而来”。而对于想要在萨拉马戈的文学迷宫里走得更深的人来说，他的童年和青少年经历或许会是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1922年11月，若泽·萨拉马戈出生在里斯本北部一个名叫阿辛尼亚加的村庄，父母都是一贫如洗的无地农民，萨拉马戈（Saramago）并不是他父母的姓，而仅仅是他父亲家族的一个乡土绰号，意为野莱菔花，一种遍地都是的十字花科野花。但这个非常“草根”的名字也包含了另外一种宿命，Saramago听起来很像Serámago（他或许是魔术师）。就这样，一个穷人家庭十分草率地给孩子起的诨名，冥冥中竟预示了萨拉马戈长大后野花般的底层情结和文字魔术师的潜力。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个对他的叙事天赋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神神叨叨的外祖母，萨拉马戈也有一个极其擅长讲故事的猪倌祖父，大冷天和祖父睡在猪圈里听祖父讲的那些天南海北奇奇怪怪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萨拉马戈诡异叙事的源头。萨拉马戈那种饱含同情的悲观主义情结也是在童年埋下的，在他的诺奖演说里他提到，在哥哥夭折后，祖父也预感到生命已走到了尽头，“祖父走进了院子里，那里种着一些树，有无花果树、橄榄树。祖父走到每棵树跟前，挨个抱着它们，哭着说再见，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了。目睹这一切，经历过这一幕，如果它不在你今后的岁月中留下什么印痕的话，你必定是个无情的人。”因为家贫，萨拉马戈高中辍学转入技工学院，很小年纪就当上了汽车修理工，后来又有过变化多端的蓝领职业生涯，这为他小说中巴洛克一般繁复驳杂的社会经验提供了鲜活的质感。
2010年6月18日12点30分，若泽·萨拉马戈因为久病导致的全身器官衰竭，在兰萨罗特岛与世长辞。在他的最后岁月里，他一直在更新他的个人博客“萨拉马戈的笔记本”，他亲自更新的最后一篇日志写于2010年2月，探讨了法律与正义的问题；而由他授权萨拉马戈基金会每日更新的博客“萨拉马戈另外的笔记本”里，更新的记录停留在他去世前半个小时，这篇最后的博客仍在呼吁：“我觉得我们当前的社会太缺哲学了。作为空间、境况和反思之道的哲学，可以没有确定的目标，不必像科学那样每前进一步都是为了满足目标。我们缺的是反省、思考，我们缺乏思想的劳作，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理念，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在合上双眼、紧闭双唇之后，这位伟大的作家、诗人、公众知识分子还会说些什么呢？萨拉马戈其实在1960年代的一首名为《写给紧闭的嘴》的诗里就已经“预演”过了：
我将不会说：
沉默堵住了我的嘴，令我窒息。
我此刻无声，将来亦会无声，
因为我所说的语言属于另一个物种。
那些消耗掉的词语堆积起来，
像一道大坝，阻挡着死水，
泥浆里酸性的悲伤在转化，
底部开始泄漏，从那里长出盘曲的根。
我将不会说：
连说出来的努力都是不值得的，
那些词语没有讲出我知道多少
在这场撤退中，它们都不认识我。
被拖走的不仅是污淖和泥泞，
漂浮着的不仅是动物，还有死亡和恐惧，
肿胀的果实在树枝上交错
漆黑的深井里手指在攀升。
我只会说，
像紧缩的皱纹那样喑哑地说，
那些在我缄默之时亦无声无息的人
须得讲出一切方可死去。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