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海云
【摘要】本文以苏联文化“解冻”时期为背景，从“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入手，根据著名诗人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主题、创作方法、心理行为和个性特点等特征，分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自我信念、创作追求和个人品格等精神文化气质；揭示了帕斯捷尔纳克对事业、社会和国家所具有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意识，为深入研究文化“解冻”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气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文化气质
在苏联文化“解冻”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是轰动世界文坛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作家鲍·列·帕斯捷尔纳克用近１０年（１９４８－１９５６）的时间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小说通过以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和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后３Ｏ年间的社会变迁和人情世态，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悲苦的人生命运与革命风暴间的矛盾冲突。作家的创作意图是想“展现近四十五年来俄罗斯的历史面貌以表达对艺术、对人在历史中的生活以及对其他许多事物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这部小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极力把自己对国家、社会、人生等种种思考和真切的体会都倾注到这部小说中，“书中的日瓦戈仿佛就是作家对自己生命历程的一种审视，日瓦戈的悲剧命运也仿佛预示了作家的遭遇”。然而，小说被苏联的《新世界》杂志拒绝发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小说在意大利米兰被出版并在一年间在不同的国家出版达８次，在西方引起轰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小说“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因而作家赢得了世界声望。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苏联作协以“政治和道德的堕落以及对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之名取消了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的称号，并开除出作协，随后意识形态机构展开了对作家的谴责和批判。两年后（１９６０）帕斯捷尔纳克便与世长辞。直至１９８７年２月，苏联作协书记处正式宣布撤销１９５８年开除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协的决议，恢复作家名誉。此时，帕斯捷尔纳克已逝世２７年。１９８８年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首次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发表，而且刊登在曾拒绝发表该作品的《新世界》杂志上。本文旨在论述帕斯捷尔纳克所体现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气质。
一、精神的独立性和意识的自主性
俄罗斯著名的文化学家利哈乔夫在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时指出：“知识分子的义务始终是：知道、理解、抵抗，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性并且不参与说谎”。精神的独立性和意识的自主性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不但塑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和尊严，而且决定了其与官方政权的对立关系。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坚持个性写作的作家，其精神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创作的主题上。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就蛮声诗坛，但由于他的诗歌多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为描摹对象，与轰轰烈烈的外部世界总是有反差。他创作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就是其典型例证。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在短短４０年的人生中所遭遇的一切来展示俄国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的命运问题。这部小说是作者用自己的笔与心灵发出的对现实社会理智而动情地思考，如作家所说：“《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４５年的历史”。然而，在苏联文化“解冻”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小说的内容和主题与苏维埃的主流意识形态下所倡导的“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的人和事”创作精神不相适应，而且创作方法与苏维埃官方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的创作方法”不相吻合。正如刘亚丁教授所述，“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到了火热的生活中，一部分则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帕氏便属于后者”。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中不拘泥于当时一统文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的束缚，大胆地运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以超越现实的眼光，把自己对国家、社会、人生等种种思考和感受倾注到长篇小说中，写出了“超乎寻常，引人瞩目的作品，这不仅使俄罗斯本土作家震撼，而且令此时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学世界惊叹”。
帕斯捷尔纳克意识的自主性反映在作家的行为上。１９５６年，当小说《日瓦戈医生》被《新世界》杂志拒绝发表后，帕斯捷尔纳克在未经当局允许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作品以非官方渠道转送到国外发表，这一行为本身打破了禁止苏联作家在境外发表作品的禁律，而且苏联本国的审查制度首次暴露出对此事的无能为力。此外，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果断拒绝“有损于作家尊严的获奖”，而且未经许可便给诺贝尔委员会发去致谢电报，苏联当局对作家表现出“自由人”的行为极其不满，有学者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对当局的激怒并非因为其小说的内容，而是因为小说作者的行为违反了禁律，作者表现出自由的个性行为”。
追溯帕斯捷尔纳克上述特点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与其成长的环境与性格特点有关联。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精英之家，其父是位出色的艺术家、画家、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的教授。母亲是位天才的钢琴家。高级艺术之家出身的他天生具有一种用艺术的眼光看待生活的独特气质。他追求的是心灵与情感倾诉的艺术，拒绝为了应时和实用而创作。在创作中，他始终坚守着独立的个性和主体意识，拒绝随波逐流；凡是他所描写的事物通常都是他本人直接看到、听到、触觉到、思考到的。作家爱伦堡对他的评价是“帕斯捷尔纳克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听到小草的生长，心脏的跳动，但听不到时代的脚步声”，他很少受世俗的干扰，不会人云亦云，在从众和媚俗成为时尚的年月里，他拒绝随世沉浮，始终坚守着独立的自我个性，保持着难能可贵的主体意识。作家叶甫图申科用闲云野鹤来比喻他，“闲云者，舒卷自如，俯瞰人寰；野鹤者，翩翩起舞，宠辱不惊”。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具有这种精神文化气质的诗人和作家。
二、创作事业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意识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不仅意指纯学术性的封闭于书斋或学院的学者，而且内涵着精神性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学者；英国作家约翰．卡勒这样写道：“在俄国，尤其是俄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具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人民的身份为人民讲话”。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其崇高的使命感不仅在于创作，而且还在于在艰难的处境中对作家使命的维护和坚守。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苏联作协取消了帕斯捷尔纳克作家的称号，并开除出作协，这使帕斯捷尔纳克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创作事业的追求和对作家的责任的坚守，他在回复作协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到现在为止，在批评我的文章和为此而掀起的喧嚣后，我仍在继续思考，作为苏联公民我可以写类似于《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我只是比较宽泛地理解了苏联作家的权利和可能性，并且我的这种认识并不降低作家的称号……我认为，授予我诺贝尔奖的快乐并不只属于我本人，它属于我所在的社会。在我的眼里，赋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的荣誉，同时也应当属于整个苏联文学。”此话反映出在艰难的岁月中帕斯捷尔纳克仍以极大的勇气坚守着一名知识分子对事业、社会和公民的神圣使命，保持着难能可贵的职业风范。
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曾用俄罗斯是恋女，知识分子是情郎来比喻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的眷恋。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祖国永远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面对国内的政治、舆论压力和驱除出境的威胁下，帕斯捷尔纳克内心深处一直进行着强烈的矛盾和痛苦的斗争，但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都断然拒绝离开祖国。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日，帕斯捷尔纳克致信赫鲁晓夫：“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端措施”。在获奖后曾有几个国家邀请他出国定居，但他都毅然拒绝。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在谈到关于五十年代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应该拿诺贝尔奖金问题时，曾呼吁说，“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的不是诺贝尔奖金，而是拒绝离开祖国，在二者择一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选择后者，现在该是‘把诺贝尔奖金还给他’的时候了”。
三、思想与行为的双重性和矛盾性
思想与行为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是特定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有现象，这与当时苏联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密切相关，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官方的具体做法在思想上产生不满情绪，并且在行为上表现出抵触的态度；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畏惧其政治压力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后果，因而衍生出一种极其矛盾的政治上的归顺心理，在行为上表现出被迫的妥协和屈服。这种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性，在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有具体体现。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面对外国记者“苏联领导者将如何看待此事问题”的提问，作家如是回答：“苏联应该欢迎这个奖，因为这是苏联社会的成员获此荣誉。因此，我希望当局和社会对此有一个正面的反映。但是我也不排除我将有不愉快事情发生的可能性”。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６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获奖小说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苏联知识分子的恶毒攻击。同时对作家严加谴责，“如果在帕氏身上哪怕还有一点点苏联人的尊严，苏联作家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那么就应该拒绝有损于苏联作家称号的诺贝尔奖”。对此，作家进行顽强的抵抗，并表示坚决拒绝承认这个荣誉是耻辱。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９日，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取消帕斯捷尔纳克作家称号的报道，就是在这一天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屈服了，他在回复斯德哥尔摩的电报中写到，“鉴于我获奖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我不得不拒绝这个奖，请不要为我自愿放弃（获奖）而遗憾”。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号面临重重压力的帕斯捷尔纳克致信赫鲁晓夫，信中说到他已告知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尽管如此，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５日帕斯捷尔纳克在给“真理报”编辑部写的信中作了公开检讨：“当我看见，围绕我的小说所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后，我确信这次获奖是一次政治步骤，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后果，我自愿放弃这个奖项，这完全是我本人的想法，没有任何人强迫我这样做”。事实上，这些检讨是非真诚的，并且具有“两面派的性质”。１９５９年１月３日在他写给马克?特列戈尔（Мак-Трегор）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白白期待对我两封公开信所表达的宽容和豁达，宽宏和容忍不是我收信人的本性，我脖子周围勒得越来越紧的无法弄清楚的绳索以用力地在物质上逼我就范为目的，但这永远办不到……”。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１号，发表在伦敦《每日邮报》上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诺贝尔奖”同样表达了他“获奖”后的心情，“我像野兽掉进陷阱，不远处有人、自由、光明，而在我身后是追铺的闹声，我没有通向自由的通途”。
上述事实表明，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放弃对自我信念的执着追求，尽管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有时被迫做出违背自我信念的具有“两面性”的举动，但其内心深处充满痛苦、矛盾和无奈。他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就是该从“势”，还是从“道”，但他始终在坚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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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鲍·列·帕斯捷尔纳克具有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文化气质：一方面执著地追求个性的精神独立和创作自由，另一方面勇于承担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在极其艰难的社会环境下，他内心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自我个性，以极大的勇气坚守着对事业、社会和公民的神圣使命、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爱国情怀，是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字将在俄罗斯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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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