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西健

　　一　

　　在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形成中，价值取向的规导与理论观念的生产，是其知识形态构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之所以关注该问题，不仅在学理层面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我们对文艺学学科建构的一种基本理解。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伊格尔顿分析现代文学理论的特质时指出，“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Ｎ·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因为，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广的信念，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而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伊格尔顿对文论中的政治性的理解，并非是一种制度意义上的狭义概念，而是包涵了一种人文价值取向方面的内容。　

　　英国的另一些学者拉曼·塞尔登等人在《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也指出，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更为瞩目的转变，那就是向“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形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塞尔登等人所强调的文学理论作为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西方人文价值取向在２０世纪的一种重要转向，它更多地以介入和干预社会公共文化实践的姿态，体现于人文学科的知识构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的结论中，作者进一步阐释了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选择。他说新千年开启了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但这一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因为大家的共识是２０世纪７０和８０年代盛期的“理论”已经被取代，或者完全被吸纳进新的理论或种种理论中，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如乔纳森·卡勒说，理论是“对常识观念充满战斗气息的批判”，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大卫·凯洛尔说，理论遭遇的是“未经验的主流批评策略……传统问题中固有的矛盾和复杂性”，它寻求“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用不同方式提问”。迈克尔·佩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ａｙｎｅ）说，“理论讲的是我们如何以自我反身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说的也差不多：“倘若理论意味着对我们那些指导性假若的一种合理的体系性的思考，它就将永远是不可缺失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要存在下去的，正如卡勒说的，理论是“无尽的”。拉曼·塞尔登等人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它表明了２０世纪后期，西方文论在人文价值取向方面的深刻变化：即理论终结时代并非理论的真正终结，而是转向多元思想背景下的观念的生产，它更注重人文性实践的效用与对合理的体系性的思考，并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其核心是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重新担当起对文学和文化以及当代的理论化的任务，以便更完整地理解“后理论”转型的深刻意蕴。它无疑意味着２０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进展，始终伴随着人文价值取向的变化。中国学人近期的研究颇能证明这一点。　

　　有学者认为，从文艺学的思想谱系与知识秩序考察，西方文论的生成从很早时期就呈现出三种明显的人文路径，即神学路径、人学路径与语言学路径。西方文学之思的人学路径与神学路径截然不同，它的开端与延展是以“上帝之死”和“人／神二元世界的解体”为标志的。一般来说，西方文学之思的人学之路发端于文艺复兴，完成于尼采与马克思，在“语言学转向”中受到挑战，又在“文化研究”中走向极端。将文学看作权力意志现象的尼采思路与将文学看作意识形态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思路，在文化研究中结合在一起。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是人学路径的极端延伸。表面看，文化研究是一种“由来自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等观念、方法和关系组成的地地道道的大杂烩”，但细而察之，则可发现，但凡称为“文化研究”的学术现象都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政治旨趣”，正是这一旨趣突破了现代学科界限而将这个大杂烩聚集在一起。文化研究潜藏了这样一种信念：任何一种话语实践都是政治的，都可以对它进行政治分析。正是这种信念与基于这一信念的政治研究旨趣，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向各个学科领域“入侵”的“研究”，而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学科。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人学”路径，还是“文化研究”，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时期西方文论的人文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思想资源的构成方面，无疑对西方文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与规导性的作用。与此相同，朱立元在分析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走向时，也提出了“两大主潮”与“两个转向”的观点。作者指出，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大致上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潮。这两大思潮２０世纪以来时而对立、冲突，时而共处、交错，时而互相吸收，此长彼消，曲折发展，在纷纭复杂、多元展开的哲学大潮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虽有相对独立性，但与这两大哲学主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思想基础、理论构架、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受其深刻影响。诸如表现主义诗论、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等，作为人本主义的文论形态，在价值取向方面突出显示了以人为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的理念，与深刻而丰富的人文思想内容，客观构成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方面。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两个转向”是指“非理性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两种转向均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与突破，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弘扬。这种“非理性转向”，给当代西方文论带来了人文价值取向方面的重要的变化和更新，是西方文论观念生产的现代性体现。　

　　二　

　　如上说明，中西学人从人文思想方面对西方文论价值取向的阐发是相当一致的，如此契合亦由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所决定。众所周知，人文科学在西方是人类社会三大学科之一的综合性学科，主要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为研究对象，通常包括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哲学等领域。在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尽管从文艺复兴以来和科学、哲学、宗教的关系经历过一些变化，但一直是被作为人文学科来看待。从西方人文传统及人文学科的演变看，人文思想及价值无疑是西方文论生成的基础与根源所在。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人类精神、心灵和意义等更为内在的方面，研究方法则是价值评价性的，有更多的情感体验与理性阐释的特征，是“诗”与“思”的结合；而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对人的更完整地理解与把握，它所考虑的是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最终指归是人文性的。依此看来，西方文论中的人文价值取向的体现是无庸置疑的。这一思想资源的存在，不仅构成西方文论知识形态重要的价值根基与背景，而且，它也以其内在的哲理深度、面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以及文化诗学建构等方面的内在价值诉求，直接影响了西方文论观念的现代性建构与生产。　

　　西方文论与哲学的关系由来已久。它不仅存在于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而且当代哲学与文化也敏锐察觉到了认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亚理士多德早就讲过：“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诗道出了“有普遍的事”。黑格尔指出：“艺术作品所处的地位是介于直接的感性事物与观念性的思想之间。”“因此，艺术不仅不是空洞的显现（外形），而且比起日常现实世界反而是更高的实在，更真实的客观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揭示真理，是一种对此在的昭示和创建。因此，在艺术中，我们逼近了本质，回到了存在的家园。雅斯贝尔斯更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命题。他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是一种对世界的探索。他甚至认为，真理的探索最初是由艺术和宗教的原始直观而实现的，这种直观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真理语言”，在历史上先于系统的哲学思维活动，它最早标示出哲学思维的领域。文论家的这些思考显然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表现为美和真两种价值要素间的相互依存与渗透，而作为更具形而上品质的文学理论活动，不仅需要哲学的观念的规导与建基，也需要哲学思维与方法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透过扑朔迷离的文艺现象达到对某种深邃的东西的探询与把握，这正是文艺学学科品质的体现，它表达了一种诗性的智慧及独特的真理观。作为传统人文价值思想的体现，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对古典文学理论观念的生产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与规导性作用。而２０世纪后，现代哲学对文论观念生产的影响，虽然表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的状况，其核心还是围绕“非理性”与“反理性”的哲学意向展开的，显示出现代价值取向方面的突出特征。　

　　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非理性转向”是值得认同的一种观点。它的确反映了一种当代性的哲学价值取向，是现代西方文论知识构成的一条重要的人文思想来源。但是，客观而论，“非理性转向”并不代表２０世纪西方文论整体的知识图景，它更多地体现了对个体精神现象与心理活动复苏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而超越个体存在，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境域场后的哲学价值取向，则被排斥在“非理性转向”之外。所以，有论者所提出的“批判理论的转向”，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人文价值资源。按作者的理解，２０世纪西方哲学有三种主流性趋势，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实证——分析哲学。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始终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同步前进。当然，它也毫无例外地影响了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价值生产取向。无论是早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是中后期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的思考，或者是２０世纪后期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批判理论以其视野广阔的知识系统；以其对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和对资本与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以其对审美与艺术现象的分析和对新的理想的可能性探讨等，不仅成为西方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它带给我们对美学、文艺学问题的深度思考，往往是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这种人文价值取向，既体现了对乌托邦精神的坚持与守护，预见了人类文化面临的深刻转变，批判与否定了非人性的现象；又深入剖析了我们时代的困境与问题，重新厘定了人文学科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使命，其文化立场、跨思想深度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等，均成为我国文论重要的价值借鉴。　

　　“语言学转向”对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是十分独特的，它给予中国文论知识构型以多方面启示。按照西方哲人的观点，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反映了从古典哲学把观念和内心状态作为哲学思考核心的传统方式转向语言，这实际上是为现代哲学打开了一条通向广阔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因为传统的精神哲学和意识研究通常只限于单个的主体及其内心状态。语言学转向对美学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传统美学关注个体的审美经验，强调趣味的差异和独特性，往往导致美学研究仅限于主体审美意识和态度的考察，这不但限置了美学的视野，也限置了美学的对象。转向语言，就带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的表现是把语言建立在一种基本的本体论基础上，从一种建构性的功能理解语言的人文价值取向。如海德格尔美学的基本思路，就是把语言和人的存在联系起来，视语言为存在的家园。人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必然和真理发生关系，所以语言也就成为真理的场所。语言的本质是说，而纯真的说是诗，诗通过命名和召唤，把存在呈现出来，使之处于一种澄明的投射和朗照之中，诗人也由此成为这个家园的守护者。以语言为思想建构的基点，视艺术为接近真理的途径，这一思想不仅成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中最富有人文性内涵的美学观念，形成存在论的语言观，也开启了对话主义理论的生成，从而对２０世纪西方文论的思想建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解构主义等，虽然它们的理论主张与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科学化及其回到理论的自觉，均提供了值得珍视的价值借鉴与启示。　[NextPage]

　　三　

　　面向社会文化公共领域，提出时代发展中与人的存在状态密切相关的问题性，是西方文论在价值取向方面的新特点，它推动了西方文论新观念的生成。美国哲学家提吉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对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作过一个概括，他认为，较之于传统美学，现代美学有三个明显的转向，转向艺术，转向人的独创性，转向人类境状。毫无疑问，这个概括是恰当的，尤其是他所提出的转向人类境况的观点，说明２０世纪西方文论所呈现的强烈的现实感与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与参与，正源于它对人类普遍境况的高度关怀与自觉，源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视，其核心是以人的生存状况为基石，自觉建构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形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及文化研究与批评等，无一不显示出这些特征。　

　　按照学界的理解，“批判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描述其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概念，其本意是指一种不同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式的社会研究。它强调放弃对社会作机械决定论和抽象功能的研究，而转向对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考察，这种方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社会理论研究中的“解释的转向”。的确，社会及其文化研究全然不同于自然物理现象，它涉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根本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而必须对社会境状予以高度关注，尤其要关注社会冲突中人的状态以及体现出来的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这种状态与关系不但体现在社会经济政治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化、意识形态甚至艺术上。即是说，批判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甚至是一种激进的立场和态度，它关心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关心各种社会文化冲突，并以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来抗拒社会文化中的一切不公平现象。这些特征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产业的批判，以及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和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来。它无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种原则和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是一种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除了“地缘的”、“政治的”、“理论综合的”及“意识形态批判的”种种特征外，关键在于它对时代新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解答。如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的忧虑和批判；阿多诺守护艺术的自律性和乌托邦性质，批判文化产业，坚持艺术与美学的救赎功能；马尔库斯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和致力于审美“新感性”的建立；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性的强调以及他所提出的“政治批评”的实践原则；詹姆逊文化转向视阈下研究后现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与方法等等。其特征如拉曼·塞尔登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会永远发现自己概念的历史渊源；永远不会让概念僵化，对现实的压力无动于衷。我们永远不能超越主体在时间中的存在，但我们能够打碎我们观念的硬壳，进入对现实本身一个更加生动的领会之中”。　

　　后现代虽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论基础与知识背景，但在面向社会文化境况、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方面颇为共通。所不同的是后现代人文取向的立场更鲜明，反抗与颠覆的力量更强烈。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中讲：“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已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恐惧。留恋那种整一，那种概念和感觉以及明了的和可传达的经验的和谐一致，我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宽松和妥协的总要求下，我们可以听见那回归恐惧、实现把握现实之幻想的欲望所发出的低沉语调。对此所作的应答是：让我们发动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让我们成为不可表征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激励分歧，并维护分歧这个名称的荣誉。”“向总体性宣战”可视为利奥塔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它也客观影响了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作为２０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曾引起哲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诸多领域的论争与关注，它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决绝态度和价值消解策略，使其成为一种“极端”的理论，使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彻底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表现出来。后现代理论虽然繁多、庞杂，含混且偏颇，但在精神价值取向上却颇为清晰。有学者把后现代的文化逻辑归纳为，体现在哲学上是“元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体现在美学上则是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走上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感的平面，从而导致“表征紊乱”；体现在文艺上则表现为精神维度的消逝，本能成为一切，人的消亡使冷漠的纯客观的写作成为后现代标志；体现在宗教上，则是关注焦虑、绝望、自杀一类课题，以走向“新宗教”来挽救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信仰危机。可以认为，后现代文化逻辑的复杂性，直接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透过后现代思想的反映与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困境中吟痛的心灵，进而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寻得自身生存意义的语境。其价值取向虽过于激烈而充满解构性，但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反省、从而重新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形式，重铸更健康的文化品质。所以说，从人文思想层面看，后现代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同样含有建设性的价值意向。　

　　文化研究与批评尽管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范畴，但作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它不仅对２０世纪中叶后西方多种文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当下中国文论的发展产生出不小的震荡。拉曼·塞尔登等人的看法是，“当代文学理论”语境中所出现的“文化理论”转向，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都大大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理论和研究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应充分认识这种转变，但也要始终注意在广阔多变的文化史进程中保持一个文学的焦点。美国著名思想史学者理查德·沃林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中，甚至把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看作２０世纪欧洲大陆三个有影响的文化批评思潮。它们之间虽然互有争议，但所有这三个思潮在战后北美的思想生活中都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谈到三个思潮所贯穿的潜在主题时，作者认为文化批评家的角色则在于精确地揭示“现实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差异，暴露事物的突然存在和应该存在之间两相对立的隔阂。因此，除了关注历史现实的诸多失败之外，文化批评还包含某个潜在的乌托邦维度或解放维度。它相信，通过义无反顾地关注现代的诸多缺憾，它将获得导向某个更融洽、更和谐的未来的前提条件。可见，文化研究的确是一个最富于变化且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它在思想资源方面所显示的多元整合特征，注重与社会生活实践的互动，突出的问题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性与公共关怀精神等，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突出思想意向与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学科范式。　[NextPage]

　　四　

　　在对２０世纪西方文论多元知识与价值的借鉴中，文化诗学也是一种值得探究的观念。法国著名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在《２０世纪的文学批评》中指出，有学者把诗学定义为“文学理论”；也有学者肯定诗学以构建能够同时捕捉到所有文学作品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类型为己任；还有学者考察诗学对象中的“过渡文本”，揭示其中的“跨文本性”，即“所有使该文本与其它文本发生联系的因素”。２０世纪的诗学类型有三种。散文体裁的诗学类型包括了卢伯克、福斯特、乔治·布兰、米歇尔·雷蒙、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巴赫金等学者；诗的诗学类型有爱略特、燕卜逊、格雷马斯、利法泰尔等；而阅读诗学类型则包括伊泽、克斯、埃科及米歇尔·夏尔等。在诸多诗学理论中，巴赫金将诗学理解为“跨语言学”，他是把言语即文本中所包含的个人陈述放在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中来研究，与“密切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密切的形式主义倾向”保持同等的距离。客观而论，作者对２０世纪西方诗学理论的把握颇为中肯，它尽可能使诗学取向回归到与文学文本的关联性上，以突出文学的诗性品质，它所揭示的正是文化诗学理论在构建美学意识形态观念方面所彰显的独特价值取向。

　　“文化诗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影响富有生成性意义的，也成为我国文论建设的一条重要的学术研究路径。有学者认为，考察２０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轨迹，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相对论思想所反映出的新型文化诗学观，雷纳·韦勒克坚持形式探索中的内外统一性与文学整体性以及“透视主义”批评论所透露出的整体论观念，诺思罗普·弗莱将原型探索与文化观照的结合，海登·怀特在“新历史主义”视界中批评观的突破，厄尔·迈纳通过跨文化比较实践对比较诗学理论与范畴的重新框定，以及弗雷特里克·詹姆逊所主张和实践的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批评理念，表征了２０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批评理论的一个主要发展路向，即从形式探索走向文化批评，并努力将二者完美的结合起来，实践一种“文化诗学”式的理论与批评。几位批评理论家所处时代虽然不同，思想观念也各异，但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方法却颇为相似与一致。用詹姆逊的观点来讲，随着全球化文化时代的到来，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诗学研究已是不可避免，它的意义和价值，仍需要我们不断去认识和实践。事实上，如上批评家的文化诗学理论是颇具特色的。它既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文艺学研究中的历史批评或识形态批评，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某些学者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而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意识，立足文本的文学性或审美性根基，依持与守护文学的诗性品质的理论形态。与２０世纪其它批评类型相比，文化诗学除了具备特定的文化哲学观念与思想，跨文化的视野与背景，对文学本体问题的重视与关注等特征外，其鲜明的诗性价值意向与对文学诗性精神的倡导、弘扬与维护，是一种格外值得珍视的人文价值取向，我们视其为２０世纪西方文论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审美精神资源。　

　　诚然，巴赫金文化诗学所主张的“对话主义”与“狂欢化”理论，在审美的自律与他律之间所保持的均衡张力，以及对作为文学本源性的生命活动特征的充分肯定与认同；形式主义诗学理论对文学本体问题的细致探索，以及回到文学的艺术维度，对文学性的依持与强调；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所提出的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治理，并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意识形态解读，在历史与文学整合场域中重新塑造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的主张等，均是２０世纪西方文论在审美思想资源方面的充分表达，对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价值建构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２０世纪的理论家普遍重视从“诗性”、“诗化”等概念入手，思考文艺与美的问题。卡西尔曾强调过“把哲学诗化”或者“把诗哲学化”的问题；海德格尔把诗意之思上升为存在之思，认为传统哲学已经终结，思想成为诗人的使命。思想的诗人与诗意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伽达默尔在哲学中首先讨论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凡此种种，它表明了从诗性维度守护艺术，从真理内涵理解文艺，是一种符合人类本真存在的价值向度。而诗性文化与诗性精神的重要，正在于它密切关联着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关联着人的生存意义的自由表达和“真理”的“敞开”，关联着人类深层精神领域中的某些深邃的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因而也具有某种神圣而深刻的性质和品格。诗性品质之所以神圣，在于它能够让人从游戏般的娱乐中提取出一种生命意义，体验和领悟“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真实含义；而诗性品质之所以深刻，也正在于它能敞开真理，剥离生存假相，真实展示人类存在的整体图景。由此来看，文艺学所要思考的存在，正是艺术尤其是诗所要追问的生命本体的存在状况，海德格尔之所以努力地使哲学变成诗，其深层意图在于改变近代以来因工具和技术理性的泛化，所造成的存在的真实性与意义被不断遮蔽和悬搁的状况，以拯救已不再“思”的形而上学。这恰恰指明了人文学科的当代功能与方向。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其生产性的体现必须植根于人类存在的深厚背景之中，必须关注和思考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种种现象，必须追问和透视人类生存的终极根据和内在动机。即海德格尔所坚持的，艺术必须思考存在和敞开真理，这是存在的根基和天命。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轻视这种根基的倾向已愈来愈突出，文论生产的形式化与语言游戏日渐突出，学科的完整性和意义深度被不断地分解和切割，美的创造与人文价值判断也日渐游离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客观地说，当代文论作为一种人文性的知识生产，的确存在着公共性丧失，参与社会文化生产的能力下降，以及诗性精神消解等人文危机的征兆。所以，反思当代中国文论的现状，重建其知识生产的人文向度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NextPage]

　　五　

　　鉴于以上状况，现在需要回到观念生产的维度，重新理解西方文论中人文价值资源的意义，理解哲学向度给予文学理论生产所提供的思想与方法论的优势。历史来看，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某种程度上与其知识形态发展的相对自足与完整有很大关系。就西方传统文学理论的构成看，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除了它始终以成熟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同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不断呈现出在基本理论构成方面的自主性建构与发展，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较稳定的知识范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亦如此，象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殖民批评等，其理论范式的形成，就知识形态看均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学科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在大量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它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　

　　然而，在现代中国学术体制内，文艺学知识构型中的价值取向与观念生产，却始终是一个被遮蔽并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其中既有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与无奈，如发生于２０世纪初期的转换，“使文艺学主动放弃了学科自主位置，成为‘启蒙’、‘救亡’的工具。这虽然是一个极为匆忙又别无选择的过程，但却显现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即当政治或民族危机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时，文艺学的转换只能以时代的中心问题为根据。”这也是导致本时期中国文艺学在知识构成方面，只能以社会与民族的最大政治需要为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原因，也有我们对文学、文学理论属性的挟隘理解，如兴起于２０世纪中叶的文艺学转换，它虽然是一次全方位的、主动自觉的建构与发展，但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以苏联季莫菲耶夫的文艺学体系为中国文艺学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提供了基本依据。”本时期中国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形成，既带有过分狭窄的本土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又带有异质文化与文论的体系性的输入与移植，因此，其知识形态的生成仍是有缺陷的。发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中国文艺学的第三次转换，尽管“是由工具性向学科主体性的转换，是文艺学由代言向主讲的转换。……并且随着西方文艺学，美学思想的大量引入，一时间文艺学界视野大开，”它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知识构成的空间，丰富了文艺学的文化背景，但无庸讳言，由于整体上是移植性的，也由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成果吸收过多，转换过频，使用过急，放弃过快，而批判性的研究与分析又过少，它客观造成了当代文艺学知识形态过度地飘浮与移动，缺乏沉淀、吸收、转化与积累的过程。面对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的频繁输入及多元理论的快速移植，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建构屡屡遭到消解和冲击，致使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始终处在一种价值缺失与思想游牧的状态。　

　　如何认识并自觉建构文艺学学科的价值维度，我们的基本理解是，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场，一种依赖于人类哲学观念、审美意识及文学艺术现实经验的特殊的知识范型。作为精神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在人文观念与审美意识的整体定性中获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如同文化、价值及理论范式的存在一样，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有其结构与系统方面的规定性。而作为标识与主导文艺学学科生存根基的思想观念层，往往由文化系统内最具价值判断力、且最能决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等要素所构成，并从最根本的方面为文艺学学科的人文—审美性生产提供思想资源。爱因斯坦曾对科学的知识抱有最大的信心，但后来他清楚地知道科学的界限，他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决定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的东西仍是哲学的观念与意识。因为在人类知识领域内，只有哲学在本质上可跨越学科的规定与界域，并以“追问”与“思”的方式进入不同学科的知识领域，以发现和弥补各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哲学是一种意义的幽灵，它总是追寻方向与境界，并通过对知、行过程的普遍规范，不断在个体与类的层面，引向真善美的统一。从某种程度讲，文艺学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综合提炼出现时代文艺学发展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艺术生产的价值取向。纵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境况，人文学科普泛的身份焦虑及合法性危机，正源于哲学学科在当代文化系统中的匮乏与缺失，以致造成人文学科的过度知识化及意义危机。文艺学学科也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哲学精神的缺席，以及过分迷恋学科知识形态的自足性建构，为繁衍庞大的概念体系与抽象的理论原理所包容，参与、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普遍下降，并且日益失去人文性的智慧与理论的活力。应该说，没有哲学观念的主导，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只能是一种无根的状态。而要恢复与建构文艺学学科中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就需守持人文学科的基本信念，适应该学科的现代性诉求与实践变革的需要，在真理的探寻与意义的建构方面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把学科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观念生产的方面。这或许是当代中国文艺学，走向自觉的理性建构的一条必由之路。　

　　注释：　

　　（１）［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NextPage]

　　（２）（３）（１０）拉曼·塞尔登等著、刘象愚译《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１０页，第３２６－３２８页，第１２９页。　

　　（４）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文艺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第２３－２５页。　

　　（５）（６）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５页，第６页。　

　　（７）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诗人、哲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７０页。　

　　（８）周宪：《２０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６月，第２页，第３页。　

　　（９）参见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１－５７页。　

　　（１１）参见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５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２）（１３）　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页第４０５页。　

　　（１４）（１５）［美］理查德·沃林著、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页，第２页。　

　　（１６）［法］让－伊夫·塔迪埃者、史忠义译《２０世纪的文学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７－３０５页。　

　　（１７）蒋述卓主编《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