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涘海
底层叙事这个概念形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个概念的提出与中国思想文化界新左派的积极倡导及推动不无关系。但是底层叙事却早已存在，且在２０世纪的文学发展史上有过几个高峰。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先驱鲁迅先生的乡土小说及在他的影响下出现的乡土文学浪潮。鲁迅先生的《祝福》、《阿Ｑ正传》、《故乡》、《风波》等作品堪称底层叙事的经典，鲁迅以清醒、深邃的现实主义笔触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从而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出现的其他乡土文学作家亦纷纷展露农村荒凉破败的景象，表现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及他们自发的反抗。这类作品极大地促使了中国农村旧体制、旧思想的瓦解。二是４０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这两个阶段的底层叙事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或以幽默诙谐的笔触去揭示农民的精神弱点、对他们的精神弱点、生活陋习善意嘲弄以促使他们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自觉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如山药蛋派小说；或对农村进行诗意书写、表现农村丰富的斗争生活，歌颂农民在革命中的成长及其丰功伟绩，如荷花淀派小说；或反映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对农民新的精神面貌尽情讴歌，如十七年时期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展示了新社会农村的质变，在与旧农村的告别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等，这类作品通过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关注，展示生活的琐碎、无奈与世俗，消解了伟大与崇高，让生活得以原生态的还原。而之后的一长段时间里，文学对于底层的关注日益淡化。在文学界，充斥人们眼帘的是城市新贵们的商海沉浮与情场悲欢，是已经灰飞湮灭的帝王将相们野史的浩荡演绎，是对官场尔虞我诈的精细刻画，是对私人隐秘生活奢侈的暴露。中国的作家们似乎淡忘了底层的存在。
事实上，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城镇化的扩大，社会中的某些弊端反而愈加明显，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这个概念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的组成除了生活于穷乡僻壤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之外，还出现了新形势所导致的下岗失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工人及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的农民工等，底层叙事的客体更加复杂、更值得表述。这个时期的底层人物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面对更复杂的考验，一是他们的生活仍旧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很多人在悄无声息地与贫困进行着拉力战，而这个灯红酒绿的社会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诱惑，他们以极大的耐力在抵御着这种诱惑、经受着拒绝诱惑的煎熬。二是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的身份更加尴尬、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境地。在农村他们以城里人自居、在城市却被当作乡下人看待，尽管他们为城市的发展繁荣作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及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仍很难融入为之奋斗的城市，他们仍遭遇着城市人设置的种种壁垒，面临着种种社会不公。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在深深的内心失衡中苦苦挣扎，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和平社会里对于他们的关注比对任何其他阶层的关注显得意义巨大。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行为的倡导，农民地位已得到了提高，农民很快会从底层这个概念中消失。在笔者看来，无论时势怎样发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底层依旧会存在，而农民依旧是底层的大多数。即使在建国后的二十七年里，农民的地位空前高涨，农民受到了国家机器的无限推崇，但是他们的底层身份仍旧没有改变，在那个时代仍旧很少有人自觉投身农村，即使有大多数或者是作秀、或者为形势所迫。由于强大的社会惯性思维，今后农民们虽然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在社会中他们仍然会遭遇权利缺失和社会不公、他们的总体生存状况仍然会令人堪忧，因此他们将会长久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重点。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也需要作家们对农村、农民等底层进行关注。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给予了农村极高的评价：“可以恰当地说，城市的全部财富和生活资料都是从乡村获得的。”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７０％，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民增收放缓以后，至今我国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镇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农村、农民在为城市奉献自己的同时，自身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党中央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把农村工作列入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农民问题看做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多数，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必须紧紧抓住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反复强调，“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着力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并强调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了与农村、农业、农民相关的“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了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空前重视和发展农村的坚定决心。农民作为一贯的弱势群体，只有给予更多的关爱与重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安宁。我们的作家应占据道德高地，把农民等底层人物纳入创作视野，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就会更容易写出划时代的作品，这也完全切合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
底层叙事常见于小说，而其他文体相对淡化，报告文学尤为如此，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热衷于对政客、名人、大富豪们的事迹进行报道，甚至竭尽阿谀之能事，鲜有反映农民创业发家、记录他们喜乐悲苦的自觉。刘翼平既是作家，又是从基层摸爬滚打后上来的官员，他更了解农民的疾苦，更了解农民的所想所需，他以作家、官员的良知与敏锐为我们送上了一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脚手架》。该书取材顺应时代诉求，全景式地记录了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零陵山民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坚苦卓绝的创业之路，真实而感人。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介入底层与现实，不能简单化地复制叙述客体，而应在叙述中呈现出作家的思想投射与独特发现，这样的作品才更深邃、更能引起读者共鸣。以往的底层叙事作品大都调子灰暗，习惯苦难书写、披露人物的生存困境、甚或对农村恶习陋习进行无意义展示，读后让人沉闷窒息。刘翼平的如椽之笔却轻快灵活，他以饱含热情的笔触描写农民工的阵痛与裂变，叙述他们的善良与执着，歌颂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常人无法抵达的付出，最为重要的是刘翼平最后为我们描绘了农民工们创业的美好明天，他在偶然中通达了历史必然，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深受鼓舞。同时作为报告文学，刘翼平并不只作简单地记录、刻板的描述，而是以迸发的激情鲜明而生动地讲述了一个个农民工的传奇故事，可读性强，美学价值高，成为了报告文学中从事底层写作较好的范本。 [NextPage]
《脚手架》是新时代农民伟大的赞歌，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刘翼平讲述的对象是零陵山民，是农民工，但是他们是底层的一个缩影，很具典型性，从而使得他的讲述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笔下的农民有传统的一面，他们吃苦耐劳、坚韧执着、锲而不舍、不屈不挠，这种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彰显，是中国民众发家致富的宝典。作者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选取了一个个富有感召力的典型人物来精雕细琢。杨禄福成功之前历尽坎坷。在南宁，他睡过大街、烧过锅炉、捡过破烂，被解雇过、被诬陷过、给人下跪过，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致富的决心，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坚持下来后他成功了，拥有了千万资产。唐玉清，曾经家徒四壁，一家六口住１０平方米的住房，初一就辍了学，曾经为１００元过年钱急哭、结婚后连给丈母娘家拜年的钱都没有。走出家乡闯荡后，做过竹夹板生意，打了十年的马丁，挽起他的衣服，手和脚上竟然是一个个被铁花烫出来的疤印。尽管经历了许多磨难，但他没有放弃，仍锲而不舍地追求，最后他拥有了２０００多吨钢管，把家人都带了出来，全家拥有７台小车、指挥着百多号人。《脚手架》中杨禄福、唐玉清们的奋斗精神是国民奋斗前行的动力、是社会民众学习的榜样。对于日益急功近利、传统正在遭受嘲弄的今天来说，这种奋斗精神的提倡更是意义非凡。另外一方面，他笔下的农民又被赋予了新质，他们善于适应改革形势、顺应时代潮流、投身社会发展，并在创业中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勤劳善良、聪明才智。他们是“新时代特有的社会群体”，是“社会中积极向上、日新月异的一个阶层”。３０年来，６万零陵人迁徙广西南宁，“在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组成了一个个移民村、移民街”，特别是某个村１０００多人，有７８０人到了南宁。“１００多个大大小小的公司，占领了柳州、南宁８０％的建筑外架市场，资产总值达５０亿元，来自大庆坪乡九家湾村的杨迪龙，在描述他的资产时说，起码要用两列长火车才能拖走他的外架钢管。”要想到占据他们脑海的是“老死不离乡”的传统观念。他们曾经一无所有、肚子都填不饱，甚至有的曾经结婚时家里装不下婚床，只得把废旧的磨坊用废报纸糊好做婚房。这些农民工们的创业历史不得不说是新时代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正是千千万万的杨禄福、唐玉清、杨木忠、蒋松兆、唐顺福们不可替代的辛勤付出与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才欣欣向荣、日益强大。刘翼平《脚手架》的标题寓意也是深刻的，“脚手架”寓示着农民工们不只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脚手架，更是建设共和国这座大厦不可或缺的脚手架。脚手架高耸的姿态，实际上是农民工悲壮形象的写照。由此，刘翼平在后记中激动地说：“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个群体是了不起的”、“在我的心中，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英雄”。正是对农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和那片热土的钟爱，所以他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献给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以来的农民工。”
从总体来说，中国农村还处在落后闭塞的状态，中国农民还是底层的主体构成、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的作家们应多深入他们的生活、多为他们鼓与呼，以促使他们蜕变、化蛹为蝶。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成为完全可能。反之，一个发达、和谐的中国又更能促使农村加速向前迈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换句话说，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农民，农民也能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对底层人物、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注、提炼他们学习的榜样、营造鼓舞人心的社会氛围，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脚手架》中，我看到了作家的良知、责任与道德，我看到了农村、农民的希望，我的面前展现了一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美好蓝图。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