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政文

　　９０年代以来，在韩少功的随笔、小说、散文里，不时出现这么一种人：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高居于普罗大众之上，永远在批判社会，永远慷慨激昂，永远左右逢源，既博取了名声又获得了实惠；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良心、道德的化身，其实是最精明的计算者，最市侩势利、最虚伪矫情的人。这类人，有《世界》里的作家群体、《兄弟》里的汉国、《暗示·残忍》里的哲学教授、《暗示·感觉惯性》里的Ｓ君、《山歌天上来》里的魏博士、《方案六号》里的老贾、《是吗》里的老Ｍ等。如果把标准稍微放宽一些，《暗示》里的大川、大头、小雁，也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这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我名之为“智识者”。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来源于鲁迅的概念，韩少功本人倒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概念。　　　

　　一、“智识者”的身份与行状　　

　　１．如鱼得水的知识精英　首先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这是他们最基本的身份特征。当然他们并不是抽象的知识分子，而是人文知识分子，分布在文学界、艺术界、出版界、哲学社会科学界。出现在《世界》里的是一帮出国访问的作家，大头、老贾是美术家，老Ｍ是历史学者，魏博士是音乐家，Ｓ君是电影导演，罗汉国是政协委员、音像公司老总，后来当了出版局副局长，小雁出国后在美国大学当教授。这些人大多经历过“文革”，后来在人文领域出人头地，把持着各自领域的话语权，成为社会精英，有的是国内的这个委员那个理事，有的还出国留学，活跃在国际学术或艺术领域（如小雁和魏博士），堪称如鱼得水。　

　　２．通过非常规手段成名　这些人尽管头顶着炫目的光环，但除了小雁是“文革”中当知青时就开始苦学英语，通过自己的发奋努力出国留学以外，其他人的成名手段或出人头地的过程大多不那么光彩，甚至十分卑劣，为人所不齿。例如大头下乡前就偷过书，当知青后又是个偷奸耍滑的家伙，后来以行为艺术家成名不过是在北京参加画展时的一次临机一动的搞怪（《暗示·行为艺术》）。《方案六号》以辛辣讽刺的笔调讲述老贾向到美国混饭吃的艺术家戴维斯·王出的主意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美国的大报上公布一个行为艺术方案，“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在芝加哥全美国最高建筑物西尔斯罗伯克大楼上，你，戴维斯·王，一个中国现代行为艺术家，将从高楼上坠身而下扑向大地……”当然这只是一张事先张扬的自杀案，目的只是出名，并不准备真做。《是吗》里的老Ｍ精明地操作着足以成名的一切机会，在北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尽管他被与会同行捉弄得够呛，一再受辱，但他巧妙地利用了别人的捉弄，借力打力，未病装病，一举在人们的同情中当选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再看《兄弟》里的罗汉国，这个当年靠装病让自己的两个弟弟下乡而自己留城的聪明人，小弟弟汉民在“文革”中因参加“非法组织”而被捕（最后被枪毙），完全是他和父亲合谋告密的结果（父亲是愚昧式的忠厚善良，他则完全可以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但“文革”后，这却成为他以受难者、控诉者形象飞黄腾达的资本。在政协会上、大学校园、海外场合，他一遍又一遍地诉说弟弟的冤情，抨击当局落实政策不力，朗诵诗人为弟弟写下的诗作。这种经过精确计算的格式化的表演和煽情，使他获得了无限的同情，而成为政协委员、音像公司老总、出版局副局长，而获得了大把的补偿款（全部据为己有）。与此同时，他父亲在告密害死亲子的痛苦中煎熬，大弟汉军夫妇在贫寒中独自服侍老父，家庭几乎破裂。后来他出国去了美国和欧洲，变本加厉地以东方耶稣的形象编造弟弟的故事，博得西方人的同情。　

　　至于《山歌天上来》里的魏博士，虽然着墨不多，但更等而下之，把天才的农民音乐家老寅呕心沥血创作的山歌剧《天大地大》，改头换面成《山鬼》，在国际乐坛大获成功，红得发紫，而老寅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３．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知识留声机　在韩少功笔下，这些“智识者”尽管以精英自居，成天飞来飞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高谈阔论各种宏大的人类命题，并且永远温文尔雅，永远政治正确，其实不过是在附庸风雅，装腔作势，吓唬老百姓而已，其行为十分可笑。在《暗示》中的《精英》、《Ｍ城》、《暗语·革命》等篇什中，韩少功对此给予了形象的描绘和辛辣的讽刺。　

　　先看以小雁为代表的学术精英的身份特征。韩少功发现，美国的人文界精英，或者说美国的人文界女精英，除了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并大举讨伐之外，还有着共同的特征和趣味。在一个家庭式聚会上，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精英都以不会做菜没有储备而自谦着，也自傲着。吃饭时，餐桌上荡漾着左派的舒适气氛或舒适的左派气氛。他们吃着其实十分难吃的阿根廷小粽子，热烈地赞赏着并且互相推荐着，这个说“确实好吃”，那个说“真的好吃”，尽管这些阿根廷粽子到最后堆积不少，而“我”带来的一盘无人称赞的油淋豆豉辣椒萝卜却被一扫而空。饭后他们仍然在称赞阿根廷粽子。　

　　这些精英们一天到晚进行的学术活动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完全是形式大于内容、作秀多于实际的文化赶集：“很多研讨会都是这样进行的：交流的热心人凑到了一起，语种各异就像来赶一场文化大集，有身份介绍和名片交换，有热烈鼓掌也有冷面沉思，有俏皮话也有外文引注，有录音记录也有记者采访，有私下请教也有欢乐聚餐……凡是交流的一切外形都有了，哪怕一个最无聊的小事也做精致无比了，交流就宣布大功告成。只是很多交流家一直忘记在会议主题方面说出一句确有内容的话，哪怕是一句愚蠢的话。”（《暗示·Ｍ城》）　

　　经过对小雁及小雁所经常出没的学术研讨会的观察与剖析，韩少功深刻地指出，这些所谓知识精英，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知道分子，他们是一些什么都能说的知识留声机。他们最内在的激情其实就是借公共场所来交际。他们是一群天才的交际家，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与陌生人交际，从服饰到仪态，从修辞到手势，从沉默的时间控制到对视的距离控制，交际技术无不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无不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在这样装腔作势、鸡同鸭讲的学术交流中，所谓的学术重镇Ｍ城，不过是一大堆能指，一大堆滑动的隐喻。在这样附庸风雅、自我迷失的文化氛围中，真实的生活、可触可感的生活消失了，人似乎生活在梦幻或虚空里。说到底，这是一种空心化、虚幻化的生活，是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因为表演代替了真情，布景代替了世界，仿造代替了内涵，交流代替了本我。　

　　４．在洋人（白领）面前的自卑和在国人（草根）面前的傲慢　在随笔《世界》和《暗示？Ｍ城》里，韩少功都写到有中国人在场的国际场合的一个奇怪现象。１９８９年法国巴黎的某酒会上，来自台湾的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人）听不懂英语，但他故意用英语致词，翻译虽有，但只限于把英语译成法语。当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抗议时，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没有血性、奴颜婢膝、对祖国语言的极度自卑，让韩少功愤怒，由此他写出杰出的长篇随笔《世界》，对此予以猛烈的抨击。《暗示？Ｍ城》所述的景象与此类似。在Ｍ城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从世界各地飞来的学者们依次说起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乃至希伯莱语。没有人能听懂这么多语言，但都保持着听的姿态。主办者没有钱安排同声翻译，却有钱准备上等葡萄酒和好几种饮料；没有安排翻译时间，却给会后的鸡尾酒会安排了冗长的几个钟头。小雁就在这种认真而热情的语言不通、答非所问、话题杂乱、废话连篇的学术研讨会上流连忘返，乐在其中。这种对强势文明、“国际惯例”的盲目服从，对自我的民族特性和人的本能感觉的不自信、轻慢与隐忍，成为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病象。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本土、对民族、对草根、对劳动的极度轻蔑，对自己高贵身份的顾影自怜与喋喋不休。在《暗示？残忍》一文中，韩少功写到这么一位哲学教授，开口闭口“我在德国的时候”（其实他只是去过那么短短的一次，而且不是讲学而是游玩），深感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深感社会太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以至于一个学校的行政干部把他当成了电工，派他去厕所检修电路。这让他极为不满，出离愤怒。韩少功只用几段话就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一个崇洋媚外、内心肮脏、鄙视劳动、歧视下层的所谓知识精英的丑恶嘴脸。韩少功对此表示高度不屑，文中作为刊物主编的“我”为他的震惊给震惊了，决定不再与之为伍，决不给这样的教授提供刊发文章的阵地。在《山南水北》中，韩少功更是公开宣称：“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开荒第一天》）。韩少功的价值观，与这些所谓知识精英的价值观，永远是相左的。　　　　

　　二、“智识者”拷问的时代背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经历了剧烈的演变与分化。韩少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８０年代的中国总体上是单纯、明朗、奋发、乐观的，用韩少功的话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早晨”（《大题小作？个人解放》），知识界怀抱理想与激情，引领着时代风尚。当然也有“左”“右”之争，有全盘西化派与“中体西用”之别。１９９２年以来，市场经济登台，消费主义盛行，全民经商，身体解放，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狂潮兴起，道德滑坡，理想隐遁。文学退居边缘，作家沦为弱势。在这一世俗化狂潮的冲击下，人文知识分子晕头转向、七零八落，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的自卑、迷失、堕落。　

　　面对人文领域的溃不成军和同流合污，韩少功与张承志、李锐、张炜、史铁生等作家一道，以笔为旗，高扬人文理想，坚持理性精神，稳住阵脚，步步为营，向弥漫于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触目惊心的世俗化、利欲化开火。１９９３年开始，一方面，他陆续在《读书》、《天涯》等杂志上发表《世界》、《心想》、《佛魔一念间》、《完美的假定》、《性而上的迷失》、《熟悉的陌生人》、《仍有人在仰望星空》等思想性随笔，直接参与战斗；写作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三部长篇作品，以感性与理性交融、真实与虚构互补的方式介入现实，反思社会。他这个８０年代成就斐然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９０年代一变而为迷恋语词解析和理论阐释的思想家（《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他认为，当全社会普遍感觉钝化且泛滥化时，思想必须登场，给感觉以猛击，方能唤醒国人（见《大题小作·文体开放》）。　

　　另一方面，他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主持《天涯》杂志，一改刊物以前要死不活的状态，将之改造成一份站在思想文化前沿的杂志，为各种思热观点提供交流交锋的阵地。正是从１９９５年开始，中国知识界先后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激烈与保守之争。在此期间，韩少功都既作为刊物主编引导论争，提供平台，又作为思想者著文参与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你很难简单地把他归入哪一类。　

　　作为知识界的一员，韩少功对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虚荣、自私、势利、精明等缺陷心知肚明，对知识分子９０年代以来的崩溃、堕落、无耻痛心疾首。还在大学时代，他就看到所谓的学生领袖，以反对专制的名义实行专制，以批判个人崇拜的方式大搞个人崇拜，其骨子里的霸道、独裁、等级思想、特权观念一点也不比他们革命的对象少（见《暗示》里《学潮》、《领袖》诸篇）。所谓民主派，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当他听说８０年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精英分子，为了丑化同胞取悦西方，而完全捏造事实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和轻蔑。有个女作家公然在书中撒谎，声称“文革”时在中国从未看到过裙子和鲜花，以至于刚到美国时不认识厕所门上穿裙子的女人是什么意思，还被美国的满地鲜花给震了，尽管这人小时候既穿裙子又偷花（《大题小作？个人苏醒》）。他们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和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统统污染含毒（《在后台的后台？熟悉的陌生人》）。还有Ｓ君，在以中国地下电影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国外的一个大奖后的演说中，宣称自己从来不能在祖国发表作品，总是作苦难状深沉状，绝口不提他当年积极争当什么副主席并且风风火火地去给首长们送内部电影票的往事（《暗示？感觉惯性》）。他不无嘲讽地揭露，这些一味赞颂西方的人其实无法摆脱自己的中国身份，在西方住上几个月或者几年，还是怯于同西方人交流，“总是几个中国人扎堆，包饺子，打扑克，聊点中国的电影或人事纠纷”（《大题小作？个人苏醒》）。　

　　他看到，八九十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就是一腔热情向往美国。把“人性”等于“欲望”，把“欲望满足”等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于“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再把“资本主义”等于“现代化”和“美国化”。某些知识分子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生存策略，玩不下去了马上就可能变成国故派，“比如有个女人一到开会时就拿出一双绣花鞋，说起绣花鞋和外祖母的故事……”，其实绣花鞋不过是从专业的商店买来的道具。他看到，文学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脆弱无比，作家一遇世俗诱惑就举手投降。“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现实主义中年作家，号召大家像当年参加土改、合作化一样去当老板，说‘下海’就是新时期的革命，就是作家深入生活的最前线”（《大题小作？个人苏醒》），而马原到一个大学去讲文学，则遭到另一个作家的嘲笑，“好像马原谈文学已经不正常，马原只有谈地皮和股票才是正常”（《大题小作？社会重建》）。他吃惊地发现，市场大潮一起，自命为知识精英的人几个月就腐败了，比很多执政党的腐败都来得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文学家迅速世俗化和利欲化，精神的叛逆者们大举还俗，以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打底。韩少功发现，“有一篇号称十分‘前卫’的小说，居然只是把北京五星级宾馆的豪华景象写了个遍，字里行间充满着穷国穷人透骨的势利和贪欲，流着长长的哈喇子”；“还有一本十分‘前卫’的诗集，大约有一半的篇幅，是写作者如何在广州和深圳嫖娼，差不多就是把西门庆请入了诗坛”，而这样的作品还得到了评论界的吹捧（《大题小作？文体开放》）。叙事的空转和叙事的失禁，成为普遍现象。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某些恶劣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升级竞赛。文学进卧室，解裤带，女作家百分之八十的小说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的小说在写偷情。另一部分作家，则住进了高楼，过上了安逸舒适的日子，满足于舒舒服服地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性和庸俗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流失殆尽（《大题小作？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这个时候，学术研究又怎么样呢？当宏大叙事退场以后，大多数学术研究远离现实生活，无力也不屑于解释现实生活，而是在理论的虚张声势和语词的空洞中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有的把微观细节当成了象牙塔，当成了牛角尖，钻进去就出不来了，丝毫不能在描述中展开思考，在碎片中建立关联（而这正是韩少功的追求和长处），韩少功把这类研究称为“符号游乐场”，认为它就事论事，没心没肺，虚无主义，洋溢着巧克力味，是文化工业华丽包装的一部分。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现实一种，这就是韩少功一系列讽刺、批判智识者作品的现实背景。其实对这样一种普遍的和持续的病象，许多知识分子都看在眼里，感在心中，但除了韩少功以外，极少有人作出如此尖锐、深刻、持久的揭露与批判。为什么呢？一方面有人本身就身陷其中，乐在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愿自拔。另一方面，有人则考虑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顾忌话题的敏感性和危险性，不愿自揭其丑，不愿刺激同僚，于是在一种你好我好、雍雍穆穆的氛围中，知识界愈发地沉沦、迷失下去。　

　　知识分子一向被认为是民族的精英、人类的良心，如果连知识分子也大面积地堕落了，如果连知识分子也不能对社会和自身的堕落展开诘问、拯救与道德重建，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时代何以能够进步？现代化何以真正造福于人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长期以来对知识者阶层诸多病象敏锐的观察、不留情面的揭露和批判，值得我们致以高度的敬意，予以充分的重视。　　　

　　三、“智识者”拷问的精神源流　

　　毫无疑问，韩少功对知识分子的病象揭示和灵魂拷问，建立在他对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演变分化的现实体验及观察思考上，因而它是极为真实的、切近的、鲜活的，是一针见血和切中肯綮的。从更广阔的知识视野来看，他的这种讽刺与批判，在精神立场、理论武器和思想源流上，也有其渊源与依据，有其知音与同路人。　

　　从《儒林外史》到《围城》，历代中国小说中从来不缺乏对儒林、士大夫、知识分子病相与丑态的揭露与讽刺。这样一种文学传统，不可能不给韩少功以深刻影响。不过从整体看来，在知识分子批判这一领域，给韩少功最大影响，或者说他与之最为接近的，一是鲁迅，二是米兰？昆德拉。　

　　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有一个“智识者”概念，与现在所说知识分子概念相近。鲁迅早年，本身是一个激烈的知识分子，痛感社会的昏暗和国民的愚昧，呼唤摩罗式的“思想界战士”、“真的猛士”，站出来呐喊并且战斗，以唤醒在铁屋子中昏睡的国人。他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对阿Ｑ、华老栓、祥林嫂、闰土似的麻木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应该说，这时的鲁迅，是颇有精英情结，且以思想精英自许的。他对“智识者”在改革中的作用予以极大的肯定，抱有极大的期许：“由历史的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但是，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仁的分化、“四一二”政变后右翼知识分子的反动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等刻骨铭心的体验中，鲁迅对所谓“智识者”阶层越来越失望，他在大量杂文中对中国“智识者”的病态、丑陋与劣迹作了不留情面的持续的揭露与批判。　

　　再看韩少功，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的亲历者，韩少功本就以思想见长，具有极为浓厚的启蒙心态和入世情怀，《西望茅草地》、《月兰》对“文革”的反思，《爸爸爸》、《女女女》对国民性和文化劣根性的批判，都振聋发聩。但韩少功又是冷静和理性的。即便在８０年代的启蒙潮流中，他也从未陷入文人式的自我迷恋、不可一世和党同伐异。９０年代以后知识界的分化与堕落，更使他开始把注意力从文化寻根、更多地批判国民性转向关注现实、更多地批判知识精英的劣根性。这是在对待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和演变轨迹上韩少功与鲁迅的相似性和承继性。　

　　再从具体方面看。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和韩少功笔下口口声声“我在德国的时候”的哲学教授，不是惊人的相似吗？在《“题未定”草（一至三）》（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中，鲁迅写到一种洋场上的“西崽相”，其最典型的嘴脸是“倚徒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不禁使我想起韩少功笔下的罗汉国。“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子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兄弟》）。当罗汉国到欧洲后，面对西方记者，便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劳动社”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中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些情况在国外及台湾媒体上白纸黑字地登着，但回到国内后，罗汉国却对这些说法矢口否认，声称是《纽约时报》和台湾《新新闻报》造他的谣，仍然一天到晚不是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就是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过着滋润无比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活脱脱的“倚徒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吗？　

　　鲁迅还写到舞台上的一种“二丑”，认为智识阶级的嘴脸与“二丑”类似：‘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着上等人的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他没有主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鲁迅：《二丑艺术》，见《鲁迅全集》第五卷）。韩少功《暗示？残忍》里的哲学教授、《兄弟》中的政协委员罗汉国、《是吗》里的历史学者老Ｍ，不就是这样的“二丑”吗？　

　　对中国文人的“相轻”和“无行”，对中国智识阶层的帮闲、帮忙乃至帮凶的丑态，对那种真理在手盛气凌人不容他人置喙的“启蒙的专横”（钱理群语），对革命后迅速地腐化堕落的人性的弱点，鲁迅都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这些，在韩少功的“智识者”群像中都有所描绘、有所揭示。最典型的，就是８０年代的学潮领袖大川。这是一个极为聪明同时又具有领袖气质的人。插队时他是知青领袖，读大学时他又成了学潮领袖。１９８１年学潮时他一会儿与学校领导谈判，一会儿与学潮骨干们开会，一会儿去其他大学演讲，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在大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然而他很快变成了他所率众反对的那种人，专制、独裁、一言堂、门禁森严而居高临下。他训斥这个不听话，指示那个要迅速组织总罢工，规定某个谈话者只有一分钟时间，其做派竟像一个中央大首长。他的领袖欲和领袖派头在这次学潮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又遭到惨重的打击：最后他被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反噬一口，被指责为腐败、专制，落得个众叛亲离、住院疗伤的结果。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带着“这种自居民主又反感民主的一腔愤慨”，他后来还是一再当领袖，但总是不顺，总是短命。他出任某集团公司的分公司老总，“大楼里有四部电梯，只要他走进其中一部，秘书立刻在门口伸开手臂大呼大嚷，阻止其他人员进入。已经进入了的员工也吓得赶快蛇行鼠窜逃出电梯，不敢有扰老总的清静和耽搁老总的时间，否则就可能被秘书盯住胸前的工号牌，就可能卷铺盖走人。”他历经公司破产，股票走水，汽车变卖，甚至穷得有时连电费都不交，但他仍然那么派头十足，盛气凌人；仍然那么热爱自己的门第以及“贫富分化”和弱肉强食的理念；仍然打肿脸充胖子，在离群索居中谋划自己人生的宏大规划……（见《暗示》的《聪明》、《观念》、《学潮》、《领袖》诸篇）韩少功通过对大川的塑造，刻画了８０年代诸多学潮、民运中的所谓领袖人物的典型性格，揭示了他们的人格缺陷和性格悲剧。　

　　总之，韩少功的一系列以知识精英为主角的作品，上承鲁迅对中国“智识者”的深刻批判，同时结合现实经验作了极大的丰富与补充，在９０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反思与论争中独标一格，具有极大的思想穿透力和洞察力。　

　　韩少功知识分子批判的另一个精神来源，是米兰·昆德拉，其主要思想依据，则是昆德拉的“媚俗”理论。关于“媚俗”的定义和学术文章已经很多了，但实际上人们对媚俗的言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结合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关于媚俗的直接解释及其情节性说明，我以为，媚俗有如下特征：１．对现实的认同与美化，固守陈规，反对怀疑主义和嘲笑；２．整齐划一，时尚、潮流、从众，排斥个人主义；３．充满了神圣感、崇高感、庄严感，一本正经，使命在肩，有一种自我提升的期许；４．对这种神圣感、崇高感、庄严感充满了自我陶醉与感伤，而且希望传达这种陶醉与感伤，希望别人来分享这种陶醉与感伤；５．以某种形式感作载体，通过身体、言语、行为的某种表演表现出来。　

　　综合来看，昆德拉的“媚俗”不是我们在一般文化批评中使用的媚俗。当前中国文化批评中的媚俗，是指对大众文化中低级粗俗的东西的迎合，代表着浅薄、低俗。昆德拉的“媚俗”是一种政治和美学概念，实际上有时不是媚俗，反而是“媚雅”。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无处不在的一本正经、自我陶醉的作秀。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极为辛辣地嘲讽了资本主义知识群体中的媚俗表演，其典型故事就是有四百七十名医生、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外文家、歌唱家、演员以及市长）及记者共同参加的一次“伟大的进军”。为了抗议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这些人齐集泰柬边境，首先集会，谈论“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人权的保障、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等等。然后，他们举起旗子，一起向柬埔寨进军。在游行时，一位美国女演员风头十足，“‘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就在这种自我作秀且为作秀而感动的氛围中，他们到达了国界线，向柬埔寨那边喊话。但迎接他们的是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回应，也没有可以使他们产生烈士般悲壮感的枪声。最后，他们只好垂着头，排成单行，走上汽车，打道回府。在昆德拉笔下，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进军，只不过是一次做戏、一场表演、一次为了确认欧美知识精英人道情感和无畏气概的喜剧性表演，一次形式重于内容、过程大于结果、媒体报道高于生命鲜血的集体作秀。　

　　这样一种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对韩少功肯定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看到，韩少功在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多次媚俗化表演的揭示中，采用的正是这一视角。例如他写到的“我”和小雁在美国所投入的那一次因为做头发和迷路而夭折了的“革命”经历，那些以不会做菜为荣、对难吃的阿根廷粽子大加赞赏但并不真吃的知识精英，那些在Ｍ城召开的根本不在乎说了什么而只在乎说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那个为自己表演出来的对于弟弟的惨死无比悲痛而凝固如佛罗伦萨大理石雕塑的政协委员罗汉国，等等，不都是米兰·昆德拉所批判的典型的“媚俗”者吗？进而言之，韩少功对市场经济兴起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圈普遍出现的言不及义、见利忘义、顾影自怜、鄙视草根、厌恶劳动等等病象的批判，不也都有着米兰·昆德拉似的思想影子和讽刺笔调吗？　

　　当然，我们说，韩少功之受昆德拉影响，决不是像有些言必称西方的学者那样亦步亦趋，生吞活剥，或者削足适履，机械套用。韩少功是一位既善于学习他人又喜欢独立思考，既视野开阔又重视本土经验，既擅长理论思考又密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他观照的现实，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他笔下的人物，也是中国人的而非西方人。像大川、汉国、老Ｍ、Ｓ君、哲学教授这些人，都是在中国社会和中国语境中的特有人物，打上了磨灭不掉的中国烙印。即使是身居美国的小雁，虽然身上颇多米兰·昆德拉笔下的“媚俗”作风、西方作派，但她喜爱中国空姐、嫁给粗鲁的中国丈夫（大头）、反感美国教堂和保险公司的行为，仍让我们感觉她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她为弥补“革命”夭折而特意赶到机场为“我”送行时的叮咛与关爱，更闪烁出中国女人的母性之光。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