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冲

　　新年伊始，《北京文学》发起了一个新的问题讨论，叫“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并作为“引子”，发表了肖鹰和陈晓明的两篇长文，前者代表“唱衰”派，后者代表“唱盛”派。看了以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个头儿挺大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伪问题。想法是有，且这家刊物去年的问题讨论我也参加过，但掂量了一下，这回不能参加了。原因是纯技术性的：刊物先发的这两篇长文，每篇都在七八千字以上，却要求参加讨论的稿件“以2000字左右为宜”。公平与否先不论，一个个头儿挺大却同时又是伪问题的问题，2000字是说不清的。有想法，最好还是找个可以“自由谈”的地方去说。

　　自我感觉，区区就是一个站在文坛边儿上瞧热闹的闲汉，以这种闲汉瞧热闹的眼光看过去，凡是要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做出整体性“评价”的，都不是文学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是“单挑”的，要么就作家说作家，要么就作品论作品，把许许多多好好坏坏各式各样的作家、作品搁一块儿，大锅煮一勺烩，然后煮出或烩出的“整体评价”，不具有文学的意义，只有“形势”的意义。举例来说，研究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你谈论那（比如说）三十年的整体成就有什么意义？它那时的“形势”是大好、中好、小好或者不好有什么意义？那个“时期”惟一具有文学意义的问题就是莎士比亚。那个“时期”没有“群星璀灿”，但是有“艳阳高照”，莎士比亚就是那惟一的一轮太阳。所以，在我这个瞧热闹的文坛闲汉看来，所有关于“形势”的纷纷议论，都与文学无关，只与形势本身有关。那么，顺理成章，最先发出关于形势的某种说法的，总是利益相关方，因而那“说法”肯定是“唱盛”一派。当我有幸从场子边上稍微往中间挪动一点时，比如参加本次五年一届的盛会时，就能远远地听见一点这类声音。从有“盛世欢歌”联欢晚会那届起，就有了一种说法，说是当前的文学形势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到了最近一届，又听说有很多专家认为应该把“之一”去掉。然则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了。我承认有可能是我对这个太过敏感，因为从我很年轻、记忆力很管用的时候，也就是“低指标瓜菜代”的日子开始，便反复学习“形势空前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了。

　　当然，到了21世纪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年代”的时候，人们的理解力比那时终归有了一点点提高，所以，以我的感觉，如果说“状况”就是形势，那么就应该有三个“都知道”，即：只要是眼睛和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现在的文学是怎么一个状况，都知道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也都知道有那个原因必定是这个状况。正因为有这个基本判断，所以我首先对唱衰派肖鹰先生的长文不怎么看得上。以我的阅世体会，一个人要把假话当真话说，或多或少还需要一点狡黠，而一个人如果把假话当真话听，就已经缺少一点心眼儿了，听了以后还要当真事儿似的去辩论，就有点儿像老太太相信手机上的中奖通知了。

　　当然，唱盛派陈晓明先生的长文，确有可以讨论的地方，问题是千万不能在文学范畴内来讨论。至少，我自己有这个自知之明，比文学理论的学养，我绝不是陈晓明先生的对手。无论如何，人家那个北大中文系教授不是随便能当上的。那么讨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范畴，就是把这作为一个现象学的个案来分析。本个案属于这样一种现象：正常人都知道的事，教授、学者陈晓明先生会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如果是真不知道，为什么教授、学者的见识会低于普通民众？如果是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装这个假？不过，现象学不看重动机，更看重现象。陈晓明先生是不是缺零花钱，是不是还想在教授之上评个更高级的职称，我们不得而知，也不重要。现象学更关心的是，在对一些常识性的认知假装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现象继续发生？
　　
　　温故而知新。在“低指标瓜菜代”的日子里学习“形势空前大好”，是只讲当然不讲所以然的。大好就是大好，如果某人认为只有中好，对待的办法并不是告诉他为什么不是中好是大好，而是立刻把该某交给革命群众去“辩论”，而那辩论仍然是只讲当然，不讲所以然。讲所以然要讲道理，讲当然却可以绕过道理，只讲立场不讲认识。形势空前大好有目共睹，为什么惟独该某看不见？不是认识有问题，而是立场有问题。立场没站对，就会把暂时的困难看得比天大，把自己肚子饱不饱看得比山重，哪里还能看得见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靠GDP嘛，靠的是一种氛围、一种气势嘛。这从当时流行的歌曲里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气势不受逻辑的约束。如果你想在这里面找逻辑，你会发现在论据和结论之间，不仅不存在因果关系，甚至也不存在最起码的相关性。

　　温故而知新。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是否还记得发生在1988年的“蛇口风波”？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我们这块当时思想极其贫瘠的土地上，应运而生了一批青年导师模样的人物，其中大概要以李燕杰最著名了。直到今天，上网百度一下“李燕杰”，劈面遇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共和国四大杰出演讲家之一”，并有数据为证：“曾到过海内外400多个城市，演讲达3500余场”。这3500多场都讲了什么，一言难尽，也不重要，说到底，人家的定位就是演讲家，不是思想家。那时候十年大革文化命刚刚结束，年轻人有点儿不知所措，“噩梦醒来是早晨”，却不知道由早晨开始的这一天该干点什么，在这种时候，不管讲什么，只要能讲得年轻人热血沸腾，立志向上，奋发图强，被奉为“青年导师”，自有其“应运而生”的原因。问题是到了1988年，年轻人从噩梦中醒过来已经十年了，对于该干点什么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了，偏偏是这一年的1月13日，以李演讲家为首的三位青年导师（另两位的大名略而不提，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人们还是把他们忘了显得更厚道）又做了一场演讲，而演讲的地方又偏偏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蛇口，终于发生了早晚要发生的事。当演讲者之一说到特区只欢迎“创业者”，不欢迎“为了个人利益”的“淘金者”时，当即有听众提出异议，从而引发了三位青年导师与近70名当地青年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辩论。导师们在辩论中没有占到便宜，回到北京，以某学院某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个《始末》，报送到中央和有关单位，要求对“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引起“重视”，而蛇口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认为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小报告”。此后，多家媒体从不同角度对不同观点做了大量的报道，使这场风波持续了将近一年才逐渐平息。今天看来，这场风波中双方观点的是非对错已经一目了然，所以它的结果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现象有何意义。首先我们看到，一些被称为青年导师或以此自居的大人物，在见识上远远低于被他们“引导”、“教育”的青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回头看，就不难看出这些导师们原来那些为他们带来显赫声名的演讲，除了一些看上去很“美”、很“深”的词藻，顶多还有一点职业的口才和煽情的技巧。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演讲的“内容”，就是对一些空泛的问题给出空泛的答案。有人把这种空对空的高蹈现象，称为“话语空转”，我认为是个很精准的概括。这种只擅长话语空转的青年导师，一旦面临现实的真问题时，就暴露出他们的见识不高，乃至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自然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好。现在我们有了两个现象学的思维工具，一个叫“逻辑错乱”，一个叫“话语空转”。有了这两个工具之后，再来对陈晓明先生的长文做现象学的分析，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就先从这篇长文的第一个自然段开始。读这篇长文，最先劈面遇到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罗素说，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怀疑本身。也就是说，我们的反思的依据是什么？……”

　　这段文字不长，但其中的逻辑关系却很不容易看明白。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复杂，多深奥，只是因为其中的故弄玄虚，和因此而带来的逻辑错乱。罗素对笛卡尔怀疑主义的批评，和“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相关性吗？没有。根本两码事儿。即便罗素的话正确（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罗素反对笛卡尔），也证明不了陈晓明的话必定正确。仅仅是句式（或表达方式）的对应？猛一看有些相似，实际上也不对应。表面上看，罗素要求对怀疑本身也要怀疑，陈晓明要求对反思本身也要反思，有相似性；但是，罗素针对的是“怀疑主义”，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只是“反思”，并不存在某种“反思主义”。按罗素的要求，如果怀疑主义对怀疑本身也加以怀疑，那么怀疑主义就必然被消解掉；相应的，如果我们对反思本身也加以反思，是不是反思也会被消解掉呢？不会。这是因为“怀疑”是一种思维的“态度”，直接影响思维的结果；而“反思”只是一种“行为”，与行为的结果无关。两者不“同一”，不能成为逻辑推理中相互衔接的逻辑链。
 
　　但这仍然是问题的表面。对于“反思我们的反思”这样一个命题，虽然罗素的话并不能证明什么，但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设问：这个命题需要用罗素的话或其他人的话来证明吗？对反思的反思，或说得更准确些，对既有反思结果的再反思，比如在时隔20多年以后的今天，对1980年代前半期所做的反思重新加以审视，其合理性、必要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至少我不认为会有多少人直接反对。那么，陈晓明教授为什么还要似乎多此一举地把罗素扯进来呢？原来，我上面说的那个命题，并不是陈教授真正要论证的命题。他的命题是“在反思之前”就“反思我们的反思”！这可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命题——在反思还没有进行（当然也不会有结果）之前，怎么可能就对反思进行反思？你能反思什么？什么能成为反思的对象物？往下看，明白了，这只是一个逻辑圈套；他不是要对反思进行反思，而是要给反思事先预设一个……一个什么呢？他说是“依据”。他要预设的依据是什么呢？他称之为“中国立场”。把这些词语串成一句话，就是：必须以“中国立场”为“依据”，去“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这倒是也变成某种“态度”了，因为它直接影响思维的结果。只要以“中国立场”为“依据”，“反思”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实际上并没有困境，所谓的困境，全是由于你没有“中国立场”造成的！换了某位官员讲这个话，可能根本不觉得还需要论证，只消宣称这是一篇“重要讲话”就全齐了。陈教授毕竟是教授，他首先意识到这需要论证，然后他意识到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论证，于是就把罗素扯了进来，并且做了某种形式的排列，好像罗素的话是对的，所以我的话也是对的。但是这种形式排列并不具有逻辑上的意义，因为两者根本没有相关性，更不要说同一性了。这种现象，具备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的一种行为的全部特征，我们通常把这种行为叫做“打马虎眼”。

　　什么是“中国立场”？在陈教授的长文中，不同的地方，出于不同的需要，做出了不同的说明，直到“汉语”也成为“中国立场”了，不知道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所写的作品怎么算。但是，无论翻出多少花样，都改变不了这个词语本身所具有的刚性——它是一种国家立场。以一种国家立场去看文学，行吗？如果这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以“中国立场”还是“英国立场”去看莎士比亚？又该以哪国的立场去看比如《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等的苏联文学？“苏联立场”？可是世界上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叫苏联的国家了呀！坦率说，在“立场”与“形势大好”之间所能建立起来的关系，我们在50年前就已经学习过了。对于那些看不到形势空前大好的人，“立场”是让他们闭嘴的最有效的“依据”。

　　用这样一个非文学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依据”去看文学，能够说出一些什么与文学真正有关的话吗？不能。所以，陈教授长文此后的内容，必然是、也只能是“话语空转”。一一剖析太烦琐，一点都不分析太失礼，我们就随便拿一个出来看看吧。长文的第四部分，陈教授列出了四个“有能力”，叫做“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如果把这四条看作是陈教授“依据”着“中国立场”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反思的一次实践，那么这个实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结果呢？一堆空话。它的出发点——“汉语小说有能力”本身就是一句空话。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汉语小说有能力做到小说能够做到的一切，而汉语小说所能做到的一切，英语小说、俄语小说、法语小说、西班牙语小说……也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命题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吗？没有。那么陈教授为什么还要这样来设问呢？答案是：偷换概念。具体说，就是用“汉语小说”代替了本应出现在这里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国当代作家有能力、有可能做到他后面所提到的种种吗？没有。有些是没有能力，有些是没有可能。仅仅几年前，一本谈论太平天国的书被从书店里下架，陈晓明教授不知道？或者当时虽然知道，现在忘了？当然，“处理历史遗产”毕竟还是个事儿，那三个“穿透”就根本连个事儿都不是了。至少，愚昧如区区，怎么也想象不上来现实、文化、现代美学这三种东西被“穿透”以后会是个什么模样。干干净净的？还是血淋淋的？如果你不能准确说明它们被穿透以后是什么模样，那么你怎样判断它们有没有被穿透？至于“汉语小说有能力……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倒是没什么可怀疑的，然而这不是百分之一百零八的废话吗？（注：一百只是个“正整数”，一百零八是天罡地煞的总合，“汉语写作”似应优先采用后者，以获得“永远的异质性”？）

　　我忏悔，刚说的这些话，确实对陈晓明教授多有不敬。但是，或者所以，我要赶紧表明，我对陈晓明教授本来是很尊敬的。我在读陈教授的大多数其他文章时，常常折服于他的理论素养，人家那个北大教授不是白当的，不服不行。也听说过陈教授有很深厚的哲学底子，想必受过扎实的逻辑训练。我即使怀疑一切，也不怀疑这个。我上面那些万般无奈之下的不敬，都是现象学惹的祸。作为一种现象，一个人无论学问多高，逻辑多棒，一旦要对正常人都知道的事假装不知道，就必然受到惩罚，陷入某种“逻辑错乱”、“话语空转”的尴尬境地。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