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利景
为什么当代文学会饱受非议？杨利景认为，今天的文学与我们期望中的理想状态有相当一段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毫无可取之处。他提出，把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甚至古典文学、西方文学进行比较，需要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将原生态的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进行比较，无异于将一块刚刚采来的粗矿与一块久经打磨的玉石进行比较，其结果自不待言，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同样存在这种危险。而当代文学不断遭遇非议，还与当下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一个时代有几部好的作品、有几个比较好的作家，这就够了，一味地否定和痛斥当代文学，于事无补。
近些年来，对当代文学进行质疑和否定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几乎从未间断过。其间虽然也有人不断站出来为当代文学辩护，但是贬抑之声似乎总是占据上风。为什么当代文学会饱受非议？它真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吗？或者如某些人所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不断地制造着文化“垃圾”？诚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今天的文学还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它与我们期望中的理想状态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毫无可取之处。在此，我非常赞同洪子诚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目前的文学正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也很难说它是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文学这么不受待见呢？哪些因素影响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判断？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几乎每一轮对当代文学的质疑和否定，其立论者大多是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一种“比较主义”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即首先为当代文学寻找一个参照系，或者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或者西方文学，然后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当代文学既没有李白、杜甫、曹雪芹，也没有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更没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于是得出结论：当代文学一片凋零，毫无建树。文学价值的判断当然可以通过横向的或纵向的比较来得出，但是，把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甚至古典文学、西方文学进行比较，我觉得还是需要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在此过程中极易生成一种不平等或者不匹配的比较。
这种不平等或者不匹配首先在于，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相比，我们今天的文学无论在作者数量还是在作品数量上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换言之，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学，文学创作只掌握在极少数精英阶层的手中。但是今天，经过时代变迁和对文学的“祛魅”，文学创作在更多的人手中成为可能。尤其是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勃兴，更是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文学的格局。只要有兴趣，人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并在瞬间将自己的作品送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门槛的降低和“准入”机制的取消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良莠并存、鱼目混珠。在这种情况下，将精英主义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与庞大的、不经剥离与区分的当代文学进行笼统的比较，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同时还必须意识到，我们今天接触到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是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处理后的文学形态，已远非历史的原貌。所谓“历史化”和“经典化”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过滤”与“阐释”的过程，过滤掉平庸之作，同时对保留下来的作品进行不断阐释、提升，放大它的经典品质。而当代文学由于时间切近，显然没有经过这一处理过程，或者正在这一过程之中。将原生态的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进行比较，无异于将一块刚刚采来的粗矿与一块久经打磨的玉石进行比较，其结果自不待言。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同样存在这种危险。我们视域内的西方文学，到底指涉的是哪一部分西方文学？古典的、现代的，抑或当代的？美国的、法国的，抑或英国的？仅就美国当代文学而言，是辛格、赛林格代表的文学，还是谢尔顿、格瑞辛姆代表的文学，抑或是我们根本闻所未闻的作家代表的文学？如果不加细化区分，这种比较同样是一种不平等或不匹配的比较。并且，即便就当代文学本身而言，虽然我们身为“在场者”，但是，我们对它的了解和把握是否真正达到了客观、真实，也是一个疑问。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市场化因素对文化领域的介入，在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过程中，一些艺术性不高却拥有大量读者的畅销类作品抢尽风头，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证是，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而由已故作家巴金先生创办的《收获》的发行量至多也就在10万份左右。当然，这两者同样没有可比性，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它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畅销文学对纯文学在大众层面所形成的遮蔽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所质疑和否定的当代文学到底是哪部分当代文学？是否是一个客观、真实、全面的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不断遭遇非议，还与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有人习惯于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读者的数量来判断它的兴衰，慨叹今天的文学“式微”了、“边缘化”了、“没落”了。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比较，那就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学的比较。诚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的文学确实万众瞩目、无限荣光，但是今天，我们早已经意识到，那种荣耀更多的是由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赋予的，也是以牺牲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代价获取的。当下文学的“式微”、“边缘化”、“没落”不正是文学回归常态的表现与必然结果吗？很多人往往是怀着非常矛盾的心情来回望历史的：他们一方面激愤地指责文学在那段历史中所遭遇的“绑架”，高呼文学必须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当这种期望变为现实的时候，他们又无限怀恋当年文学万众瞩目的荣光，满怀幽怨地指责当下文学的落寞。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降包括网络、影视在内的新兴媒介的迅速普及也在客观上分散了文学的 “市场份额”——这已经是一个共识，无需赘言。即便仅就阅读层面本身而言，在取向上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数据显示，目前国民读书已经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在实用-物质-身体色彩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人文-精神的维度日益萎缩”。这种“功利性阅读”取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近年来一批职场财商和养生保健类图书的持续热销，比如《杜拉拉升职记》、《求医不如求己》等等。在这种阅读取向之下，面向精神维度的文学自然难成宠儿。[NextPage]
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语境问题，还包括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当下人们价值观、审美观的多元化嬗变。这同样影响到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评判。 20世纪90年代之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虽然细化到个体存在差异，但是就宏观角度而言还是相对统一的，起码存在占据主流地位、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是今天，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多元化作用于文学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对文学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了：精英主义的、大众主义的，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高雅的、通俗的等等。秉持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同。比如针对新兴的网络文学，有人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痛斥网络文学根本不是文学，“网络让文学变了味”，而另外一些人则站在大众主义的立场，声言“一切终将成为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意义不容低估。一个标准多元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争议不断的时代。这种争议往往又很容易升级为相互指责、彼此非议。
还有一重因素，那就是国人的心理因素。近30年来，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显著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对当代文学进行盘点的时候，我们先在地认为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应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只有这样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遗憾的是，当代文学的现状似乎并没有满足我们这种“伟大”的预期。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相比较，当代文学不但没有表现出“更高、更强”，甚至还有所不及，这的确有点让人沮丧。同时，在中西的维度内，我们也迫切地希望当代文学能用自己的实绩来印证“中国的崛起”。但是，当代文学同样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说服力。于是，当这种预期和希望落空的时候，爱变成了恨，不满和责难随之而来。
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时代有几部好的作品、有几个比较好的作家，这就够了。不管什么时代，大多数作品可能都是一般的，或平庸的，奢望所有的作品都成为“经典”、所有的作家都成为“大师”，是根本不现实的。我们可以善意地指出当代文学的病象，使它更加健康地成长，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痛斥，这样只能于事无补——何况真实的情况可能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一团糟。
（实习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