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福民

　　海外华文文学写作，毫无疑问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算来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由于现代性历史境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海外华文文学写作既保持着与大陆文学主流的潜在联系，同时又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早期闻一多先生留学美国时创作的以《洗衣歌》为代表的一批白话诗，集中表达了在现代性历史境遇下面，一个积贫积弱的文化大国的骄傲感和失落感：“你说洗衣服的买卖太下贱/肯下贱的难道只有唐人不成/你们的牧师也告诉我说/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种苦涩的骄傲曾经是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基本母题：文化优越感与文化挫败感纠结在一起滋生的乡愁、盲目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以非理性对抗为特征的后发国家的文化焦虑症等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支配着这类文学写作。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创作主体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批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世界观、价值观，并且在文坛初有建树的作家求学移居海外，日渐取代了与中国大陆甚为隔膜的台港移民作者，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主干。他们开始尝试着体验并且描述有别于“乡愁情结”或特殊地域经验的更为复杂真切的艰难生存，他们的视野和文化抱负渐次拓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状况。

　　这种改变的源头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追索和描述，但最值得称道、最具地标意义的，首先是来自严歌苓的写作。近年来，严歌苓以《少女小渔》、《爱犬颗勒》、《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一系列才气横溢、有声有色的奇谲佳作在中国当代文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严歌苓旋风”，她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型理解借鉴，对文化认同之下的女性形象的掘进刻画，对20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资源的反思整合，都向传统的海外华文文学写作中灌注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新鲜血液。

　　张翎及其写作，则是这种根本变化的另一个标志，只是张翎运笔致思的方向，更为沉实地延展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并且抵入了历史的肌理。与严歌苓的摇曳多姿飞扬灵动相比，张翎似乎显得有些滞重也有些压抑。如果可以将严歌苓的写作比喻为夏秋之丰硕的话，那么张翎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冬天的沉实，她执意于文学的“高寒地带”，四野寂寥空旷中，地下运行的生命尽管命悬一线，却依然顽强无言地生生不息。以上的描述区分很容易给人一种风格学的印象，但在事实上，张翎对文学写作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作品那种不妥协的坚硬质地，充满着人性与历史的严肃考量，并不能简单地用风格学予以解释。

　　张翎新著长篇小说《金山》，是上述文学品质的全面展开。这部为无名者树碑立传的作品，以当下罕见的冷静、严谨与敬畏的文学态度，首次描写了早期海外“猪仔华工”无言生存、抵抗寂灭的血泪辛酸史，并由此打开了关闭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沉默之门。从19世纪中叶开始，北美大陆的拓荒冒险就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这样一群没有文化、没有权利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人，或者怀着卑微的“发财致富”梦想，或者出于难以确定的原因，被装进“浮动地狱”运往大洋彼岸。他们参与了北美大陆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困苦的事业，包括修筑太平洋铁路和两次世界大战，他们忍受着酷烈超过中世纪的磨损煎熬，过着完全看不见出路的非人的日子，对一个现代世界的确立曾经卓有贡献，最终，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无言地长眠于那里。然而，不但美国式的“光荣与梦想”永远不可能属于他们，即便是在母语世界里，他们也基本上与历史无关。

　　我想，当张翎被这一切轰然击中的时候，那正是历史召唤的一刻，她因此而感受到的巨大震撼、愤怒与悲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她没有任由这愤怒与悲悯激情四射，相反，她将激情压抑下去并转换为一种平静的工作责任，这一点保证了张翎的历史理解的客观多面。这个重要的态度构成了《金山》的写作伦理，也使她因此显得卓尔不群。

　　小说通过描写方得法家族五代人的兴衰际遇而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勾连起来，这其中，人物性格与民族性格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当冷僻、独特、充满力量的对立感。鲁迅曾经痛感于围观杀头的“看客”的麻木，以为那是“民族劣根性”的证据，而《金山》在一般性场面的描写中，也特别留意这个角度。在小说开篇，张翎就借《维多利亚殖民报》的视角写道：

　　他们“普遍贫血、肮脏、衣裳褴褛……他们神情麻木，步履踉跄，怪异的衣着和周围的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看热闹的人群中有小孩朝他们扔石头……”

　　这样的场景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过。除此之外，华工在唐人街的生活方式也与大不列颠治下的加拿大格格不入，那些有着毫无意义的、类似阿猫阿狗的名字的中国人，在即将进入现代门槛的洋人面前，也一律是被歧视的中世纪怪物。但是，《金山》分明又告诉我们，方得法这个人是有文化有主张的，不仅如此，他还是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的。他恪守着中国传统文明教给他的一切伦理准则。在红毛罹难后，他在内心信守着送红毛尸骨回乡的承诺，当他无意中发现了红毛私藏在二胡中的金子时，他没有任何贪心，将红毛家该得的那一部分照数交付。他娶妻的标准是一定要识字，为此他毅然退掉母亲麦氏为他包办的婚姻而选择了六指。一方面，方得法以及一切华工都是“嗜钱如命”吝啬苛刻得无以复加的，在以血汗性命博取的每一分钱面前，他们的尊严几乎荡然无存，然而《金山》告诉我们，为了民主共和与国家强盛之大义，方得法卖掉了自己的“竹喧洗衣行”去赞助北美的保皇党支部。多年之后，方锦河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将四千加元悉数捐出购买飞机，而那四千加元的每一张上面，分明书写和流淌着方锦河难言的血泪与屈辱。

　　张翎如此处理她的人物，显然不是出于浅陋的道德爱好，而是有着坚实、厚重的历史观与人性观做根基。事实上，方得法的文化在西方现代世界那里是难以被理解甚至不被承认的。但以方得法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在其“神情麻木”陋习种种背后仍秉有着的激情和正义，虽被深深压抑且不易辨认，但始终是近代中国得以救亡图存、奋然前行的可靠保证。我这里绝无说张翎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意思，而只是想说明，张翎摆脱了将文化差异的合理性视为文化等级与价值落差的理论偏见，这种偏见，曾经长时期地以一种线性进步观念统治着历史叙述。而在这种叙述下，历史成了一个单向度的非此即彼的庞然大物，它不仅遮蔽了像方得法这样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也使得由方得法们构成的历史长时期地处于封闭无名状态。

　　在《金山》中，张翎不仅让那被些封闭了一个世纪的人物和历史生动起来，她还有意识地表达了她的文化观与民族观。尽管她的愤怒与悲悯的义务感促使她为无名者树碑立传，却并未掉进简单的文化对峙和文化批判陷阱。在她的笔下，不仅那些华工有了无名英雄的意味，印第安人与白人也被予以合乎人性的善意处理。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瑞克·亨德森与方得法结下了终生友谊，而这种超越种族、文化，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友谊，使方得法在排华浪潮的侵害中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而方锦山收留妓女猫眼、方锦河最终没有离开亨德森太太，都显示出人对同类的善良。我们可以从这种诉诸人性和正义善良的处理方式，看到张翎对人性与文明的一般理解——对张翎来说，善意与爱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仍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永远温暖人心。

　　《金山》对女性的描写和处理在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张翎作品质地的坚硬。从方家第一代的麦氏开始，直到方延龄，所有女性的命运都处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幽闭状态，在近现代文化、环境所形成的条件下，她们的生存状况降到了最低限度，要么苦熬终生望眼欲穿，要么狼奔豕突颠沛流离。六指终生守望着无法兑现的去金山团聚的念想，猫眼直到熬干了最后一滴血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什么，而方延龄，因为对自己华人身份的绝望，终其一生都想成为一个自己所不是的人。她们悲惨命运的奥秘，都沉没在那个被封闭被遮蔽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了。面对这个历史，张翎并未因为是同性就假以辞色，相反，她以极为克制极为冷静的笔触，毫不留情勾画着她们伤痕累累的躯体和千疮百孔的灵魂。能够像张翎这样，隐藏起对女性的巨大同情与哀悼，而不露声色地描写，这不仅需要文字的力量，还尤其需要道德的力量。

　　可以说，张翎在《金山》的写作中，始终都在跟自己的温情进行搏斗。笼罩全书的那种压抑的调子、斧劈刀削的人物线条、对死亡不动声色的处理等等，都是这种搏斗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时间，张翎都做得相当成功。

　　但也有不经意而流露出来的温情时刻，是如此的令人动容。在写到唐人街停尸房的七年秘密时，张翎终于忍不住了：

　　唐人街如此郑重地为他们送行，是因为唐人街伤心。唐人街的伤心，还不完全是伤心。唐人街的伤心里头，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唐人街的伤心里头，藏着一些负疚。那些编了号的匣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有血与肉的活人，那些有血有肉的活人从这个码头走下船来，就走散了。唐人街没有看管好他们，唐人街把他们丢失在匣子里头了。

　　这些话，是《金山》全书中唯一一处非常抒情的段落。这段声声泣血至情至性的文字，向被尘封被遮蔽已久的历史提出了抗议，诉说着那些无名者整整一个世纪无言的委屈和冤屈，更为重要的是，张翎在这里首次让“唐人街”这个概念从以往那个被鄙视、被赏玩、被建构成嬉闹肮脏的不堪形象变得庄严肃穆心事重重，而且最终让它从一个狭隘的空间走了出来，走进了可以被“同情的了解”的现代中国历史。

　　从19世纪中叶到今天，从唐人街到唐山，从前现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无名者的历史始终默然无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如此。现在，这段久已失传的历史和人民，终于等来了知音——张翎和她的《金山》，用自己的方式为它们了却了一桩心事。

　　2009年8月10日

　　作者简介：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实习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