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果戈理再度成为俄国文化界关注的对象。在该时期众多的-评论中，作家、政论家、哲学家瓦·罗扎诺夫的一系列论述视角独特，他将果戈理描绘成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的天才，揭示出一个另类的果戈理，很值得我们去认识。
关键词：罗扎诺夫 果戈理 俄罗斯文学 现实 历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进入历史交替、文化转型、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果戈理以其创作中所蕴含的宗教道德探寻和启示录式的预感契合了这一时期俄罗斯艺术家上下求索的精神取向，继19世纪上半期后，再度成为俄文化界关注的对象，仿佛在“白银时代”获得了第二次青春。在该时期众多的评论中，作家、政论家、哲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扎诺夫的一系列论述视角独特，语出惊人，揭示出一个另类的果戈理，很值得我们去认识。
一、关于果戈理的文学创作
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罗扎诺夫认为果戈理的文学创作有两个突出的特性：“果戈理既是抒情诗人，也是自然主义者”；果戈理“只向两个方向运动：紧张的、没有对象的、往上走的抒情诗的方向和针对下面的一切的嘲讽的方向”。首先，“果戈理是我们社会和我们文学中的嘲讽情绪的始作俑者；他创造了那样一种形式、那样一种类型，陷入其中，你往往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和自然的方向，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就这样流动了几十年了。”。但与此同时，果戈理创作又具有“无限的抒情性”。在批评家眼中，这一特征较前一个特征，即压缩和贬低人更为重要：如果果戈理只留下了《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那么他只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艺术家，但还算不上是一个伟人。而有了这第二个特征，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他变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神秘，他以这一点吸引我们的心灵，召唤未来。只不过在罗扎诺夫看来，这种抒情性与现实的没有联系的，它只与嘲讽相关联，它永远只是一种怜悯心和悲哀，是与笑混杂在一起的“透过看得见的笑的见不到的泪”。这种抒情性是对它所描绘的人的伟大的怜悯，是艺术家对于自己创作的法则的悲哀，是他对自己笔下令人惊奇的画面的哭泣，因为他无法把它描绘成别的样子，尽管他也欣赏它，但他还是鄙薄它，痛恨它。罗扎诺夫认为，这种抒情性最早的萌芽是在《外套》中——果戈理在这部作品中针对主人公在办公室的遭遇发表的那番议论是创作者深深的悲哀的爆发，这是他在恶作剧后“打了个冷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并重复在耳畔震响的话：“我是你的兄弟。”“越往后，随着他的创作天才在成熟期向着更高的创造进发，这句话将在他的心灵中发出越发响亮的声音。我们将在《死魂灵》的抒情插叙中，在《（钦差大臣）的结局》里的第一戏剧演员的话中，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的结尾一行中听到这句话；它还在许多意味深长的私人信件里向我们响起，最后，在《作者自白》、《遗嘱》、《与友人书简选》里压倒一切，赶走一切‘笑’的残余。”在这里，罗扎诺夫指出了所谓的“抒情性”在果戈理创作中逐渐加强的趋势，并敏锐地感觉到“我是你的兄弟”这句话在作家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注意到人们对果戈理的误解：“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也和我们一样在‘与可悲的现实做斗争’；在这种看法下，他身上整整一半的行为都是不可解释的。”而在他看来，果戈理实际上是在与自己作斗争：“在这个伟大的人身上，天才的智慧与平凡的心灵分道扬镳了，并在很长时间里战胜了心灵，压倒了反对自己的自然的抱怨声，但最终被心灵所战胜，缚住，并在战斗之后被抛弃，然而，这场战斗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尽管如此，批评家仍认为，果戈理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的，纵然是他单个人的心灵，却可能比一大群心灵中充满卑微的念头的人的心灵历史更重要、更有意义，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对于果戈理的独特风格罗扎诺夫在《米·尤·莱蒙托夫（逝世60周年纪念）》文中也有精彩的阐释。他指出，莱蒙托夫和果戈理是“俄罗斯精神发展史中不同寻常的两个点”，奇怪的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兴趣经久不衰，却往往全然不解他们的创造：“他在我们中间生活过，我们却不曾了解他；他的创造在我们手中——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其中存在多少不解之处！”难解的既有题材，也有风格，首先是风格。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风格特点是“深深的超凡脱俗，最深刻的诱离尘世，仿佛对尘世的健忘；幻想和魔法的表现”。罗扎诺夫在这里把果戈理说成是梦游者，认为他完全意识不到现实和臆想之间的界限，他掌握将现实描绘得纤毫毕现的艺术诀窍，也具有一种隐秘的力量，能够突然沉睡，并真切地梦见另一个世界。仿佛发生了某种内在的蜕变，果戈理突然灵魂出窍，神游于其他的世界，然后又魂归自己的肉身。不过，果戈理所描述的并不真实的画面对于读者来说却是珍贵、亲切、令人神魂颠倒的。在他的语调中出现了某种安乐、某种魔力，他的描述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声调。于是，在果戈理的生活中就存在着此间和非此间的并行，但他的原世界正是非此间。从这一认识出发，罗扎诺夫解释了果戈理作品中著名的“抒情之处”：果戈理明显由于题材的狭窄而痛苦——当他不再如乌克兰虚构的幻想中那样天马行空时，他就像戴上了荆冠一样举步维艰，因此，他会突然跃向一旁，露出自己梦游者的本来面目。在罗扎诺夫看来。果戈理像他笔下的魔鬼一样，也会变脸，他从欢快的小俄罗斯故事转到彼得堡故事时就仿佛突然老了许多，弯腰驼背了，最后在《书简选》和《作者自白》中说了一些最为异常的东西。他和莱蒙托夫一道被罗扎诺夫称为“阴郁的灵魂”、“自己命运的奴隶”。罗扎诺夫相信，他们是上天宠爱的人，与另外的世界有着某种联系，这使他们可以不信任何东西，却无法不信有另一个世界存在。他们的骄傲与自由也是由此而来。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任何人的影响，显然，在他们之上有一个比尘世的、理性的、历史的权威更加有力的权威，这构成了他们的命运和个性的不同寻常之处。而他们所见到的异常现象与他们自幼所形成的关于宗教和神圣的概念根本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冠之以“魔鬼”的标签，以示反感。而在《果戈理》（1902）中，罗扎诺夫进而将果戈理从前文的“梦游者”说成是“神的使者”、“巫师”，认为果戈理就像福音书中所说的“身体里有一大群恶魔”的人，或者像潘多拉盒子。因此，他总是在与自己作斗争，总是害怕把什么东西从自己的体内放出来，总是在悔过。只是，这样一个巫师却写出了《涅瓦大街》等作品，不能不令人惊奇和不解。 [NextPage]
在这篇论著中罗扎诺夫还指出，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经历了三种风格——卡拉姆辛风格、普希金风格和果戈理风格。卡拉姆辛为俄国提供了一面美化它的镜子，普希金打破了这面镜子，指出了俄国的美在于心灵，而果戈理则是一个魔法师，他提供了一面镜子，整个俄罗斯在这面镜子前消失了。“在卡拉姆辛时期我们梦想。普希金给了我们安慰。但果戈理给我们的是难以慰藉自己的的景象，他为之哭泣、号啕。于是，灼人的热泪流过俄罗斯的心房。而它或许不会变得更好。但它丢掉了身上他所痛恨的那个具体的形象，而且丢弃得非常之快……在果戈理之后，破坏已经变得不可怕了，变得不可惜了。”
罗扎诺夫对果戈理的语言也推崇备至：“俄罗斯语言在普希金和果戈理那里获得了最后的模压。后继作家中任何人的语言，包括托尔斯泰在内，都没有这两位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之父的创作中所鲜明表现出来的那种完备性、那种最后的润色。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更复杂、更重要一些。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语言仍旧是第一的和无法超越的。他们的语言因为这最终的完善而获得的魅力和永恒、真正的青铜纪念碑，是托尔斯泰、陀思陀耶夫斯基和其他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们拖沓、冗长、笨重的著作所不具备而且永远也得不到的。普希金和果戈理依旧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有他们曾经是，并且仍将是。”在《为何果戈理的纪念碑不成功？》里这位批评家也谈到了果戈理的语言的艺术魅力：他的“词儿摆放得很特别。它们是如何摆放的，这个秘密只有果戈理一个人知道。在他那里，‘词儿’也是某些不死的魂灵，每个词儿都善于说出自己需要说的东西，做到自己需要做的事。而一旦它钻到读者的颅骨下，那就无论用什么样的钢钳都无法把这个词从那儿拽出来。于是，这个‘魂儿’——颅骨下的词儿——便啃噬你的心灵，在你身上也引起某种疯狂，直至你和果戈理一道说：‘黑暗……天哪，这个世界上多么黑暗啊！’”
在阐述果戈理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上，罗扎诺夫确信，果戈理没有反映现实，他是自己在幻想，并把他那病态的幻想当作现实讲述给读者。他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书中这样写道：“果戈理以僵死的眼光看待生活，他在生活中只看到了死魂灵。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只是以惊人的技巧替生活描绘了一系列的漫画。”。在这本书附录的两篇专论果戈理的文章之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典型是如何产生的》中也有类似观点的阐述：果戈理在自己的创作中不仅没有反映现实，而且“作为一个人，在遇到及听到现实的一些现象时，他诧异，瑟缩，逃避”，躲到自己那“奇怪的病态想象的世界”之中，“只与一些奇怪的形象生活在一起，为他们而感到苦恼，反映他们；并且，他在做这件事时，不但自己相信，也以自己的技巧的力量使几代人认为，他描绘的不是他自己奇特而孤独的灵魂世界，而是鲜明的、就发生在他们面前可他们却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到的生活。”。罗扎诺夫认为，果戈理的作品之所以能令人过目不忘，正是由于它们是漫画，因为在漫画里只选取性格的某一个特征，整个形象都反映这一个特征。实际上，漫画是虚假的，但它能永远被人记住。在罗扎诺夫看来，果戈理笔下是水月镜花，他以高妙的手法造就了一个海市蜃楼，“他是天才的描绘外部形式的写生画家，他的描绘方法只有他一个人擅长，他用某种魔法赋予这种描绘以如此的生动性，差不多是雕塑性，致使谁都没有发现，在这些形式背后实质上并未隐藏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灵魂，没有承载着这些形式的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罗扎诺夫指出，这是果戈理的个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他身上，人的东西不是太多了，他的力量不是大得超出了我们的天性的正常界限，而是相反，这天性中有一种深刻的和可怕的缺陷，缺乏大家都有的、谁也不少的东西”。这样，罗扎诺夫将果戈理个性的最主要特点理解为缺失，现实的、鲜活的、人的天性的缺失。他以此为钥匙来解密果戈理的创作。比如，对于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的难产，历来的解释是作家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正面的形象，换句话说，无法找到理想的形象，而罗扎诺夫认为，果戈理并不是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形象，而是毁于“想要往哪怕一个形象中放进活的灵魂的无力的愿望”，毁于“触摸人的灵魂的无力的渴望”。这个“天才的艺术家穷其一生描绘人，也没能描绘出人的灵魂。于是，他就对我们说，没有这灵魂，并且他在描画死人时做得那么艺术，以至我们几十年来真的相信，有那么一代人都是活动着的死人，我们就痛恨这一代人，不惜用任何可以加诸没有灵魂的生命的话来说他们”。我们注意到，罗扎诺夫尽管主观上不见得想要承认果戈理创作的现实意义，但在客观上还是道出了这一点，指出果戈理的作品让读者痛恨他所描绘的那一代人。不过，就其本意来讲，罗扎诺夫是把果戈理描绘成了一个骨子里或者说是天性上与其他俄罗斯作家截然不同的人：一个病态的幻想家、魔术师、漫画家，而非一位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
这与此前别林斯基时代所形成的关于果戈理的认识大相径庭，也确实揭示出了果戈理创作中不能用批判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的其他特质的存在。但是，仔细品味一下罗扎诺夫的话，不难发现，在这种独特的阐释背后却隐含着某种对果戈理的责难，责备他用高超的障眼法欺骗了读者。罗扎诺夫承认果戈理的作品往往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他又说，它就那样原封不动地留在读者那里，既不生长，也不对读者对心灵发生影响，因为它本身就是僵死的，像蜡像一样，逼真却无生命。罗扎诺夫认为，正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果戈理的这一点，才误认他是自然派的奠基人，也就是说，果戈理似乎在作品里反映了现实，而实际上，他的作品不过是词语的马赛克。显然，罗扎诺夫在这里批驳了别林斯基将果戈理视为自然派领袖的观点，他认为不是果戈理，而是普希金给出了正确地对待现实的一种规范，那就是艺术地体现生活并作用于生活，这种作用不是强加给生活什么，不是妨碍生活，因此，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没有那种往往在现实之上又造出第二个世界，并且要强迫第一个世界屈从于第二个世界的病态的想象。“普希金教会我们更纯洁、更高尚地去感受，排除心灵中的一切渣滓，但他不将任何令人窒息的形式强加给我们。每个喜欢普希金诗歌的人都仍然是他们自己。”“普希金似乎是生命的象征……所有活着的一切都吸引着他，并且，他接近一切，爱它，体现它……他才是自然派真正的奠基人，他总是忠实于人的自然，忠实于他的命运。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紧张的东西，任何病态的想象或者不对头的情感。”
而对果戈理的所谓“病态”、“疯狂”，罗扎诺夫在《为何果戈理的纪念碑不成功？》中进行了这样的阐释：“这种疯狂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不是医学上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在这种疯狂中，发疯的很少是思想，更多的是意志、心灵、良知、我们身上的‘罪孽’、我们身上的‘神性’；在这种疯狂中‘此间’与‘彼世’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上天’向人敞开，他感受到、看到、了解到许多从药店和铁路局的观点来看非常奇怪，但对于神父、苦行僧、圣徒、先知，对于柏拉图、帕斯卡尔，也许还有印度的某些智者或者伊朗的教派信徒们来说却不那么奇怪的东西。在果戈理身上，从童年起，从九岁——那时他在学校和家里就已经是个奇怪的孩子了，而我以为是从出生起，亦即天生就存活着、生长着和发展着这一天才的、独特的、绝无仅有的疯狂，它最终掌握了一切，遍布了全身……”“果戈理的秘密与他的‘疯狂’有着某种联系，”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没有肉体的魂灵”，而且，按照罗扎诺夫的理解，“果戈理从未变化过、改变过。他生来是什么样子，就永远是什么样子，只是生长了而已。”从文中可以看出，罗扎诺夫对果戈理的认识与前文已有所不同，开始侧重于果戈理的神秘主义。 [NextPage]
尽管罗扎诺夫否认果戈理的创作与现实间的联系和它之于现实的意义，但他又在该文中指出，是果戈理使自以为辉煌的俄罗斯无法再夜郎自大了：“果戈理捣了捣所有这些‘纪念碑’——想象的或者现实的，并把它们全部捣毁了，用他那瘦弱无力的脚有力地捣毁了，以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只剩下丑陋不堪的一团糟……”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果戈理的创作对于现实生活的巨大作用力，确切地说，是批判现实的作用力。只不过批评家罗扎诺夫是作为斯拉夫主义者起家的，他在90年代意识到自己负有在道义上帮助政权的使命，认为果戈理的方向会毁了俄罗斯，所以他反对果戈理，不惜把果戈理与整个俄罗斯文学对立起来。至20世纪初，罗扎诺夫看到政权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他的幻想破灭了，这一回他归咎于整个俄罗斯文学，首当其冲的还是果戈理。1917年革命以后的现实促使罗扎诺夫认识到，果戈理是对的，他是俄罗斯作家中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自己的反复无常罗扎诺夫本人也不讳言：“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我相信过或者曾试图相信我们生活的不同方面：要么是国家，要么是教会。而最后看来是以最庸俗的信仰——文学而告终。”
二、关于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
及历史发展的问题
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第二章开篇，罗扎诺夫就提出：“有一种广为人知的看法，根据这种看法，我们最新的文学源自果戈理；然而，如果说它整个是对果戈理的否定、是反对他的斗争或许更为正确。”他的论据是，从表面上看，即从创作方法、形式和对象上看，果戈理之后的一系列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冈察洛夫、列·托尔斯泰等，都与他一样；然而，从内在的方面看，即从内容上看，他们之间则正相反：尽管目光都对准生活，但他们在生活中所看到和他们所描绘的东西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果戈理之后的作家们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是他们对人的内在运动——人的心灵，心灵的激动、激情、堕落和醒悟的细腻理解，因此在他们的创造中有那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而在果戈理这里，只是在他一个人这里缺乏这一特征。
罗扎诺夫同时指出：“我们的全部文学在果戈理之后转向了对人的深刻体验。”也许正是由此，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在最近几十年才被揭示得如此深刻。这本该说是果戈理之功，然而罗扎诺夫却强调果戈理与此有天壤之别，用他的话说，在果戈理之后，读者“仿佛从死人的墓地转到了鲜花盛开的花园”，新的文学“是对在果戈理那里已死的生命的张扬，是对被果戈理剥夺了的人的尊严的重建”，这种转变与果戈理没什么关系，至多只是出于一种反作用力。而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果戈理对此是功不可没的，并且，我们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无论如何不会感觉到那是“鲜花盛开的花园”。
可见在这部书里，罗扎诺夫在评价果戈理对后世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方面是相当偏激的，他将果戈理与其后的文学发展对立起来，只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无视他们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罗扎诺夫对果戈理与普希金的关系的认识中。他只看到了二者的差异：“……普希金给人留下的印象不那么稳固。他的话语，他的情景像波浪一样进入人的心灵，并像波浪一样使心灵感到清爽而振奋，当波浪退回去时，它在我们心灵中漫过的痕迹也消退、弥合了；相反，果戈理留下的痕迹却一成不变：它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但一旦被压出来，就永远留下来了。”罗扎诺夫认为，果戈理的出现对于普希金而言是毁灭性的现象，他们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果戈理在罗扎诺夫笔下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不仅在我国文学中，就是在世界文学中他都是一个孤独的天才，并且他的世界不同于任何一个世界。”他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独特的世界里：“果戈理的世界是一个奇妙地远离我们的世界，我们仿佛是从放大镜里看它，这世界中的许多东西让我们惊奇，我们笑这里的一切，对所见到的东西难以忘怀；但与所见到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任何相联系的东西，而且，不仅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而言，就是从反面也是一样。”由此，罗扎诺夫得出结论，如果别人进入这个世界，将它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用它的规则去评判自己的生活，那无异于自杀。这样，在罗扎诺夫眼里，果戈理便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的天才，人世间绝无仅有的现象，而且，他的创造奇则奇矣，却于现实人生毫无益处。这样极端的重点突出法与他所谓的果戈理艺术描绘的实质倒是惊人相似——他说，果戈理往往抓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一个主要特征，然后只选取与之相关的其他特征，绝不搀杂任何别的、与此无关的特征。他的作品就像聚光镜一样，把所有同类的光线聚集在一起，非常耀眼，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记忆里，但这毕竟不是自然界里那种涣散的自然光，而是试验室里人工获取的光。这样塑造出来的形象，我们只看到其某一个特征，较之在自然光下，反而对这一形象所知甚少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评述用于罗扎诺夫自身也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正是用这种手段评价果戈理的。而实际的情况是，不管是否出自果戈理的自觉，其创作引领了一个时代，他被奉为批判现实的作家们的精神领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扎诺夫无疑是敏锐的，他看到了果戈理的独到之处，但他同时又是极端的，否定了果戈理的创作之于现实的意义。
实际上，这时罗扎诺夫已经认识到果戈理对其身后的俄罗斯文学乃至俄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从这些创作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时候起，一切不合乎果戈理精神的都没有力量，相反，一切与之相一致的东西，无论自身多么弱小，都在生长，在增强。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在他的个性中获得了一次转弯，这之后它就不可遏制地沿着一个斜坡走了下去，打破一些观念，形成另一些观念……”只是这个时候他从观念上就是要反对、否认果戈理，所以他要把果戈理写成孤家寡人，让果戈理孤掌难鸣。不仅如此，他还要陷果戈理于不义——果戈理的出现对于普希金而言是毁灭性的现象，而果戈理“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将要把普希金连同他的诗所带来的一切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熄灭掉”。这种手法实在是欲盖弥彰，于事无补，反而在客观上道出了果戈理在文学进程中的地位及其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积极意义。[NextPage]
1909年，罗扎诺夫为果戈理纪念碑落成写了《罗斯与果戈理》一文，其中也谈到果戈理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果戈理被公认为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导师……没有一个当代俄罗斯人，其部分心灵不是被果戈理所造就的。这就是他的意义。”但罗扎诺夫对果戈理意义的认识仍然是在与普希金相对照的语境下进行的：“罗斯用纪念碑为普希金身上人类心灵的至高无上的美加冕。在果戈理身上它用纪念碑为其至高无上的强有力的语言而加冕。”与普希金比起来，果戈理的力量在另一个方面：“他以自己心灵的说不清的、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猜透的担忧将恐慌、苦恼和妄自菲薄撒向了整个罗斯。他是文学中的俄罗斯苦闷之父：这种苦闷，这种忧愁的情绪，其深浅至今都无法预测，就像看不到走出这苦闷的出口、它的尽头一样。看不到它的结果。他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心灵的情绪。朝光明的方向改还是向阴暗的方向改——且不去争论它，现在还不是争论的时候。但是勿庸质疑的是在这场改变中留下了他的力量。罗斯用纪念碑为这力量加冕。”不难看出，罗扎诺夫在这里与其说是在肯定和颂扬果戈理，不如说是提醒人们：果戈理的强大的作用力对于罗斯而言是福是祸，尚未可知。他极力赞美果戈理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不惜让果戈理与普希金并驾齐驱，其用意一如从前，貌似褒扬，实则贬抑。
在对果戈理之于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作如是观的基础上，罗扎诺夫对于果戈理的历史作用的理解也迥异于别林斯基。他说：“果戈理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样将人们分隔开来，迫使他们不向彼此靠拢，而是相互远离，每个人都不在大家周围安身，而是令所有人都远离大家。”果戈理的创作使“任何人都开始只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理想，同时对所有现实的、私人的、个别的东西感到极其厌恶。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不再吸引我们，由此，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性格和意图都充满了幻想的东西”。“我们被激发唤醒，惊恐不安，这种激发和不安表现在我们痉挛的行为和混乱无序的思想上。在这种状态下，进一步发展下去，可以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但这样它永远不会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发展。”紧接着罗扎诺夫又指出：“果戈理确实站在通往自然发展的道路上……他与其说是以其嘲讽、缺乏对人的信任和尊重站在这条发展的道路上，不如说是以其天才的全部行为方式站在那里。他这种行为方式成了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历史的行为方式。他的想象玷污了我们的心灵，扯断了生活，使两者都充满痛苦。”他从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塑造的小孩子形象也和其他形象一样猥琐和可笑这一点出发，否定了果戈理的“宗教高度”，他认为：“即便这是一种高度，那也与基督看待众生的高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然而，罗扎诺夫并不否认果戈理的力量，只是对这种在他看来是破坏力的力量难以释怀罢了。所以他会有如下的评价：“果戈理是伟大的创造者一幻想家”，“果戈理是俄罗斯生活的一大片疆土”，“如果将果戈理从俄国的现实、生活、精神发展中摘除，那么在简短的‘果戈理’三个字所在的地方将留下一个巨大的深渊，而有多少事情、历史人物，多少社会潮流和精神现象将立刻获得另一种流向，另一种组成，完全别样的意义。”“《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的作者是我们最伟大的政治作家。”“果戈理烧毁了尼古拉时期的罗斯。”
综上所述，在关于果戈理的评论中，罗扎诺夫有自己独特的立场，并且他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常常在不同的文章中对同一个问题说法不一致，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往往前后矛盾。比如，他会在同一篇文章中一会儿说果戈理没有反映现实，一会儿又说，在果戈理的笔法下，现实变得狭窄了、简单了、贫乏了。他会在一篇文章中说果戈理惧怕和逃避现实，在另一篇文章里又宣称，果戈理完全意识不到现实和臆想之间的界限，他具有一种隐秘的力量，能够神游于其他的世界，然后又魂归自己的肉身。他也会一时说果戈理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一时又说“他非常易感，很容易受影响，从普希金到神父马特维……”然而，尽管在罗扎诺夫的评论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和矛盾，但他的见解很独到、很大胆，看问题的角度也与众不同。罗扎诺夫在24年间不断地思考果戈理的问题，他的论述揭示了果戈理其人其作的一些被忽略掉的特质，虽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无论从正面还反面都会给我们诸多启示。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