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复生
袁劲梅是近两年来受人关注的海外华人作家，其去年引起轰动的小说《罗坎村》，对中、西文化性格进行了感性描述与理性比较，从而打开了一个审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视野。近期她又推出了新作《老康的哲学》，仍然延续了《罗坎村》的故事模式，似乎是在有意重申和强化她的小说风格与思想观念。在我看来，这一对姊妹篇颇具意识形态上的症候性，它们以文学的感性面目呈现了这个时代的自我判断或内在意识的分裂。海外华人的视角，使这两部小说成为从外部进行的内部观察，这是它们特别有意味的地方。它们所造成的良好阅读效应有着深刻的观念史的背景，决不是偶然的。
《罗坎村》与《老康的哲学》仍然带有批判中国文化、批判民族性的启蒙主义色彩，这两部小说都有一个特定的批判中国文化的主题，各自抓住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相应地塑造了一两个体现这种核心特征的人格化典型），《罗坎村》主要批判的是中国的宗法制度或儒家文化的差序结构，《老康的哲学》则主要批判中国的等级制观念或缺乏民主精神、不尊重个性的民族性格，二者侧重点不同，其实有内在的关联。
让我们不妨把袁劲梅的言外之意说得更直白些吧：中国要进入“普遍”的现代，还必须脱胎换骨，在文化上洗洗白。这种想法一点都不新鲜。但是，尽管如此，袁劲梅的小说还是不同于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书写，必须看到，这两部小说还是提供了观察当代中国的新鲜的视野，具有文学的启示性力量。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经验自身的生动性，胀破了作者思想上的框限。
这两部小说和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所谓“留学生文学”具有内在的差异。当年的这批移民文学，著名的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牛皮303》，也包括作为其通俗版本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或讲述中国人苦苦打拼以融入美国（世界）“主流社会”的曲折经历，或诉说他们穿越于不同的文化身份之间的痛楚经验。在这种讲述中，美国作为现代世界的终点是无疑的，虽然它也有种种不令人满意，甚至让人诅咒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主人公总会把这些缺点作为最先进的现代世界的固有本质接受下来，尽管可能很无奈，尽管这一现实或许是对最初美国梦的某种反讽。——在80年代中后期，它们更多地是以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并迎合了这种想象），而非根据真切的体验来书写美国生活，美国生活已经先在地被虚化，它只是一个让人艳羡、供人眺望的抽象的现代生活，或先进世界的象征而已。即使对于那些有着某种真实美国经验的移民作家来说，这种经验也已经被这种强大的文化想象以及意识形态预期所贯穿与改写。这类移民文学给读者带来的近乎尖锐的鲜明印象，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美国生活造成的震惊感，那是一种中国人所不曾体验的“新感觉”。那是一种被太强烈的光照射的眩晕感，这束强光造成了中国经验的非真实化，它不由分说地扭曲了故国记忆，先验地剥夺了写作者的文化记忆力与情感判断力。复杂的中国生活经验，被抽象化、符号化为一种前现代的专制、蒙昧与落后的形象。因而，不难理解，一般的留学生文学往往呈现为某种悲剧性，隐含着一种或深或浅的政治控诉色彩与隐忍的“伤痕”情绪，文化冲突的悲怆背后总是闪耀着一种脱胎换骨的焦虑式升华，流溢出一种历经磨难修成正果，最终融入“主流”世界的沉重的自由感。这种对神圣化的、想象中的西方世界的形而上之爱（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等这些理想化、神圣化的价值），既带来了强烈的爱，也难免带来这种梦想失落后同样强烈的恨，所谓爱之深，恨之切。美国是天堂，也是地狱。
而以袁劲梅小说为代表的新的移民文学，显然消除了这种震惊感的体验。由此而来的是美国经验的清晰化。袁劲梅深入美国日常生活的深处，小说家获得了艰难融入美国社会后的从容观察的心境，以及偏激态度消退后相对理性的态度。她对美国生活既不再表现出强烈的爱，也没有咬牙切齿的恨。对于海外与内地的中国人来说，美国梦都已不在。而改革三十年后，已经充分“现代化”的中国也出现了全新的社会问题，需要用新的眼光来打量。所以，尽管袁劲梅仍用中西比较的80年代思维来考虑问题，但其内容已不可能相同。这是当下新移民文学兴起并获得关注的重要背景。这一历史语境也使《罗坎村》等文学叙事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文学书写隐含着超越1980年代启蒙观念的革命性因素，它也可看做是启蒙主义的自我升级版，它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启蒙主义残存的合法性和未彻底耗尽的批判性价值。一方面，它们仍然坚持美国西方世界的普世性，这里暴露出作者的狭隘；但是，另一方面，当袁劲梅把相对真切的美国经验（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美国）作为一种批判性资源，用它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危机时，又有其合理性的价值。渗透在制度安排和生活世界中的某些美国文化价值自有其借鉴意义——尽管作者对它进行了美化与非历史化的不适当处理。
这导致了袁劲梅小说写作的暧昧性。《罗坎村》与《老康的哲学》拖着一个让人别扭的启蒙主义的大尾巴，却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有深度的、富于启示性的文学批判。
在《罗坎村》中呈现了三重世界：美国式的现代，过去的罗坎村，罗坎式的中国现代（小说用它来指称中国当下现实），其中，罗坎式的中国现代生活是最糟糕的。历史症结在于，现代化（或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的冲击，导致了旧的罗坎式结构的解体，从而打破了旧的公平秩序。然而，在现代化的社会之中，新的公平、公正秩序又没有有效建立，有的只是对市场调节或自发秩序的信赖，认为这是与世界主流接轨。这导致了极严重的社会的、人性的后果。 [NextPage]
小说中的“石壕吏”虽然是个被揶揄的对象，却也不能说是个坏人，他最多只是个被现代化了的罗坎人的代表而已（事实上，“石壕吏”是罗坎式现代化的典型人格代表，也是它的产物。他的一系列政绩，包括民俗村工程，表明他的确是当下中国一般意义上的能人，或者说有魅力的改革中坚人物）。对于现实问题，他只知道用所谓现代的方式（“经济杠杆”）一刀切式地来解决。罗坎式的现代人唯利是图，盲目追新，而对新的价值与意义却又不甚了了，有的只是对于新的盲目信仰。在作者看来，罗坎式的现代化具有本质上的粗鄙气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灵魂率先腐化了，罗坎村原来朴实的村干部腐败了，新生一代罗洋们小小年纪已显露出逼人的腐朽气。他在消费追求一切新的东西，在生活方式上洋得不能再洋（比美国人还洋），罗洋的过于西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是一种刻意的表演，以掩饰他内在的腐朽。小说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情节，罗清浏发现，他的作为高干子女的老婆居然有“背钱癖”和“藏金癖”，这种土财主的愚顽象征性地说明了罗坎式现代人的性格。
但是，这种人性的堕落不要指望通过1980年代的所谓“人的现代化”来解决，恰恰相反，这种人性的堕落可能正是“人的现代化”的某种后果。
这些小说里成长于改革后的中国第二代人物别有意味，《老康的哲学》里是康劲草，《罗坎村》里是罗洋，对老康、老邵这些更年长的中国人进行了现身说法式的教育。两代人之间的巨大代沟不能从一般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从历史导致的社会文化性格的差别上来理解。小说对这些中国第二代的评价是极其负面的。他们代表了所谓“新新中国”的新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中国新生代对老康们所神往的那一套中国规则完全不屑一顾，这一帮所谓“新新中国”的代表，精神空虚，灵魂粗鄙，只知盲目地跟从时尚潮流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现代化后的中国，由于分配不公，少数人对财富与机会的垄断，使社会流行恶性竞争，只讲丛林法则，追求成功就是一切。这造就了当代中国人（以这批第二代为代表）的价值观。当下中国已经有了新的等级制，那是完全不同于老康心目中的等级制，老康的儿子康劲草说得好，“穿什么样衣服不是衣服问题，是身份问题。没钱装有钱，才穿假名牌。现在，等级又用钱来划了，没钱被人瞧不起。”
康劲草这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二代有着更激进的反传统态度，他们甚至把老康他们全反了，小康们只认成王败寇的人生哲学，有钱有权就有一切，强者通吃，这就是最强的现实逻辑。老康们落伍了。
这里呈现出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是小说所认为的民族性出了问题——我们能说老康和小康不都是中国人吗？小康与罗洋们的集体性格也要由中国的民族性或文化传统负责吗？这是时代出了问题。
这是小说本身的描述对作者观念的悖离。小说叙述瓦解了小说的理念。其实，这些小说时时流露出自我质疑的倾向，表现为自我颠覆的双层结构。而这种内在的张力可能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虽然袁劲梅在主观上是希望“特殊的”中国进入普世的西方道路，事实上但却沉痛地写出了走向普世道路的故乡罗坎村的沉沦史，客观上说出了所谓走向普世的虚妄。
袁劲梅无疑是一个1980年代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我们不妨来看看她在《老康的哲学》创作谈中所说的话：“我们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儿，看见西方的好东西，就想往娘家搬。民主好，民主教育好，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来会有哪些冲突？得试验。老康是一个放出去的试验气球，但愿他的经验能给人们一些启示。”（见《小说选刊》2010年第1期）
在袁劲梅的视野里，中国文化是落伍的，是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的“特殊性”。两部小说多少流露出叙事人那种置身美国主流社会的优越感，这里面有对美国价值的美化。于是，也就有了对于自己身上仍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自嘲。相比之下，已完全美国化的自己的儿子（《罗坎村》里的“儿子”和《老康的哲学》里的戴小观），这一代则是未受污染的干净人，小说叙事人对儿子的完全美国化是欣慰的，他们是代表了新方向的新人类。《罗坎村》与《老康的哲学》有着类似的结尾：带着中国脑袋的老移民最后都得到了生活的平静。某种意义上，这是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落伍的中国思维的结果，这里面有现实的教育的作用，也有美国第二代的教育的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罗坎村》与《老康的哲学》所面对的中国已不再是改革前的中国，也不再是19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视野下的传统中国——尽管《罗坎村》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过去时的罗坎村，《老康的哲学》也提到了过去时的“渔船上的生活”，但它们更多的是用来说明中国的现代化病根。 [NextPage]
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有新的活力，也有它新的问题。这些在袁劲梅的笔下其实都语焉不详。袁劲梅的力量都用在了文化批判上。在她启蒙主义的思维中，中国仍是非历史化的，本质化的，无时间的，停滞的。虽然它正努力地走在“普世”的道路上，但在美国化的袁劲梅的眼中，这是邯郸学步，这种学步的结果就体现在“石壕吏”式的现代化中——小说对此给出了一个文化主义的解释。中国要追求西方式的主体性，这正是更深刻的丧失主体性的表现，最终我们也不要指望获得什么好结果。尽管袁劲梅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大可讨论。但她无意间触及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