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一帆

    “什么都说了，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受邀参与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专家团队的北京师范大学项贤明教授对声势浩大的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批评。

    让深陷“应试教育”灾难的中国人想象不到的是，美国和英国现在也与“考试文化”作斗争。奥巴马的新蓝图想纠正小布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只强调阅读和数学带来的偏科，但它仍没有摆脱考试定输赢的框架。

    尽管各国国情、文化、意识形态不同，但政府都像“家长”一样，对学生“放心”了害怕会“放羊”，不放心了又会管死，而考试是“家长”的权力。
英国教育部门因为去年教师工会的反对，取消了三门全国统一考试中的一门自然课，教师工会继续推动取消数学和英语两科的统考。

    老师为获奖改变考试的答案

    戴安·拉维琪是纽约大学教育研究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她从1970年代起研究教育历史和教育改革，曾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任职。2002年小布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时，她是美国国家评估理事会成员，是这个法案的重要支持者。但现在她是这个法案的批评者，她出的新书《美国教育体系的生死线：考试和选择是如何侵蚀教育基础的》，既批评小布什的法案，又不赞同奥巴马的“新蓝图”。“现在的考试更倾向于标准化的多项选择题，学生猜想正确的答案，而不是表现知识和理解。”戴安·拉维琪认为小布什的法案聚焦在阅读和数学考试成绩，对那些不是“国家标准化考试”的科目，如历史、公民、地理、科学、文学、外语、体育、健康等有消极影响。“几亿美元花在州级考试的教材准备上。100%的学生达标，是无法达到的乌托邦。学校和老师要为这个乌托邦受罚，已经弱小的学校，资金被拿走，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来说，选择会更少。”

    那是第一个把联邦资金和考试成绩的问责制度结合起来的法律，达不到阅读和数学标准的学校被削减资金。

    表现好的学校，会获得更多资金和支持。除了新蓝图，奥巴马2009年在经济刺激计划中有40亿美金给了教育，分给15个州。奥巴马想尽量引起州与州、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

    戴安·拉维琪说，一些校长和老师为了获得奖金或避免惩罚，会改考试的答案。5%的学校被要求采取有力的行动，这将导致20%的学校因焦虑而降到新的“底部”。因为不可能达标，它鼓励州级标准降格以求。蓝图假定低成绩意味着学校和老师不好，几千学校将被关闭，教学人员将被解雇——这个蓝图其实假定，新学校一定比过去的好。

    和美国的考试作为“教育标准化”的主要利器不同，中国的考试和“升学”有关，和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的“择校”有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考试，而在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压力。取消了高考，照样有学习负担的压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项贤明说，“如果就业解决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考试的压力就会减轻。”

    既没平等又没优秀

    “我们追求平等但忽视优秀，因此今天我们既缺乏平等又缺乏优秀。”说到战后美国教育总体走势，戴安·拉维琪评价道。她为此写了两本书：《困扰的圣战：1945-1980年的美国教育》和《落伍了：学校改革的世纪之战》。

    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最好的资源留给白人学区了。学校的资金来自联邦、州和地方三个政府，拨付的方式按照学生人数，所以富裕地区有更多资源，贫穷地区无论如何不能获得同样的资金。美国教育算是在培养科学和人文学科世界领先者能力上得高分了，但每年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高一学生辍学。
 
    与拉维琪对美国教育的批评相似，项贤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也是“既没有真正的公平，也没有真正的质量”。这次中国教改把公平提得很高，但从制度到课程设置还是在“培养科学家”，对那些“坐在教室后面的孩子”就是不公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科技落后，“陈景润”是那时的偶像，教育以培养科学家为核心，课堂上那些将来注定不能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们，实际上是被忽视的；即便是培养“科学家”，也只是培养了“解难题”的能力，并不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创新能力。重视数理化，汉语水平却下降。

    项贤明的名字列在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专家名单里，但他自称是学术“边缘人”：“这次的中长期教育改革纲要强调教育公平，但多样化不突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大量的孩子被忽视，只要不流失，就算教育完成任务。从国家义务教育普及来看，突出了均衡发展，其实均衡也是不公平。”

    项贤明说，要达到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之间的新平衡，最好途径就是多样化，多样化是让那些要当工人、农民的孩子在学校里也能学到更多对他将来的工作和生活有用的东西。
中国教育财政主要是在县一级，项贤明建议：以省为主，下设学区，教育资源的分布与地方政府剥离开来，避免政府截流；中西部差距比较大，由中央政府向西部倾斜。

    退役军人管学校

    拉维琪批评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教育系统的每个地方安插非教育专业的外行作教育的管理者，比如律师、退役军人、商人等构成的学校董事会，在控制学区的课程和人员。
还有一个“权贵”就是立法者。因为教育立法改来改去还是考试，老师的自主权受到侵害，还要遭受解雇的威胁。“教师努力工作需要得到尊敬，而不是得到立法者和商人的干涉。”戴安·拉维琪说。

    在中国，教育界“事权贵”现象更加严重。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1983年曾被派到教育部1个月参加制定10年教育规划，2005年，陈永明参与2020年教育发展纲要“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研讨，他说这是这次中长期改革纲要的前身。他感到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事权贵”。大学里的重要课程牵头的是领导，高校的行政人员数量长期以来高于教师数量——近两年后勤从行政编制中剥离以后，行政人员表面上下降了。“包括我们教育规划的制定，都是根据领导的指示，指令性的东西太多，根植于教育实践的学校特色却越来越少。改革中学生和老师往往处在被动地位。”陈永明说，现在一提改革就是大张旗鼓，贴标语，甚至不惜花重金广而告之。[NextPage]

    1983年，教育标准化的分水岭

    “美国的教育改革往往与更大的社会或政治力量有关联。”拉维琪说，“20世纪初美国的教育改革是回应工业化和大量移民；1930年代的改革是由于大萧条；1950年代的改革是回应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更大型的改革在1960年代发生，是为了回应城市中心的黑人暴乱。今天的改革是回应全球竞争。”

    1983年，里根政府发表教育状况的报告《危险中的国家》，被认为是美国教育标准化的分水岭。这个报告对“庸才教育抬头”发出了警告，面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这种总结令美国人害怕。从此教育系统被人为破坏了，由于高辍学率（在2009年27％的高中学生没有按时毕业）以及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一贯的成绩差距，教育发展受阻。这是今天布什和奥巴马依赖自由市场原则的教育改革即标准化的缘由。

    当美国的教育在1983年被认为遭到破坏的时候，中国也恰在这一年制定10年教育规划，但因为没有钱而被搁浅。

    和美国一样，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和大政治力量有关。中国教育改革经过大约四个阶段：从晚清到1951年，是现代教育体系建立时期；从1951年到1965年是学制改革，从“文革”到1978年，教育中断；从1978年到1980年代，是教育的恢复时期；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进入现代化时期。

    1983年，参加起草国家10年教育规划的陈永明教授了解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最大的差距在经济。规划制定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还接见了起草者，但由于缺乏经费，结果是“虎头蛇尾”。

    1986年义务教育法付诸实施，陈永明认为不少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日本在二战后立法规定普及9年义务教育，当时有4个村的村长难以解决义务教育费用就引咎自杀了，有几十个县（省）级教育委员会委员也因解决不了经费问题而引咎辞职。陈永明说，义务教育法公布24年了，为什么今天还提均衡发展：“4%的目标1993年就提出来了，现在再提，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你没有实现。”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把现在的教改背景定义为“全球竞争”。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