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近年有所谓“陈寅恪热”，以致引起一些人不满意，已出现试图“降温”的反思文字。其实近百年来，学术和学人何曾真正“热”过。如今是市场时代，历史电视剧中的帝王将相不论正面负面，每日都在思考“银子”问题，真可谓传统的再造。在这样的世风下，尚能读书者已有些另类，何况陈先生的文字，连胡适都说“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而钱穆更以为陈氏行文“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一位专家通人都叹为难读的学者，还可以被社会关注到“热”的程度，恐怕所“热”的并非其学术;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陈先生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已淡出学界的集体记忆了。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一套陈寅恪文集，应该是为先生“招魂”的一件大事。但那套书印数似不甚多，陈先生及其学术那时显然也没“热”起来。后来的“热”，大概是拜陆键东先生那本记述陈寅恪晚年的畅销书所赐。那书的出版已是十年前的事，而作者的关怀主要也不在史学。伴随这样忽断忽续的记忆和“遗忘”，陈先生本人的形象已使人感到生疏，而“陈寅恪学术”也往往被误解（包括景仰的和不甚欣赏的）。近年不过是“重新发现”那曾经“被遗忘的”，所以不免多夹杂了些想象。
然而对“陈寅恪热”不满意的也包括一些很严肃的学人，这些人在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陈寅恪”及其学术的同时，也大致分享着前引胡适和钱穆的观念。陈氏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便常被作为一个难以卒读的象征。我自己读大学时尚不太知道史家陈寅恪的分量，上海古籍出版社那套《陈寅恪文集》，我唯一买的恰是《柳如是别传》;盖因少时读过柳氏“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的句子，印象颇深，所以想更多了解诗的作者。《柳如是别传》里面提到的人物，多是各类文选、诗选中常见面者，北京话所谓“脸儿熟”;稍知诗文者当感亲切，唯以“科学方法”治史者目不旁睨，或者生不出什么兴趣，反觉琐碎也。
陈先生的学术自期甚高，其自定位似偏于学术的“提高”，而无意于“普及”;故所论多针对学者，很少为一般人说法。读书较少之人，或难体会其深意。其实陈先生行文，也未必像一般认知的那样缠绕，不过稍更注重余音绕梁一面，与今日文尚简白之世风不协。若稍用心玩味，则其文字意趣之隽永，或尚在多数人之上。
湘人叶德辉曾云：“讲学而如楚囚相对，岂复有生人之乐哉。”陈先生一家尝居湖南较久，与湘人关系殊深;耳濡目染之际，受点影响也是可能的（陈先生五十年代颇受优待，或与湖南相关，而不是一般传说中提到的周恩来之关照。这当然需要更可靠的证据。一个侧面的参考材料是陈垣在一九五二年致函杨树达，针对其“欲法高邮”建议：“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而陈寅恪稍后致函杨树达说：“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主人未之知耳。一笑。”这里所说，大约虚实兼具，或不宜以一笑置之）。
我感觉陈先生常在文字活泼上下工夫，有时兴之所至，还会故作“戏言”。他曾撰文为韩愈之“以文为戏”辩，以为若“就文学技巧观之”，韩愈那几篇语涉神怪之谈、“邻于小说家”的文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更引柳宗元“俳又非圣人之所弃”的见解，将此类“文备众体”、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表述方式上升到“有益于世”的高度。这样的眼光，或可视为陈先生活泼文字的注脚。不过他在试图活泼之时，仍不忘文字之工拙，无意为大众说法;其出语半庄半谐之间，往往隐含深意，甚至故意考校读者的解悟能力。不曾领会者，自难莞尔，致失逗趣之初衷，也是有的。更由于表述者和读者之间文字修养和意趣的差异，有时甚至出现弄巧反拙的结果。
后者的著名事例，莫过于当年在清华以对对子考学生，竟成一风波，迫使陈先生说出一堆大道理，竭力证明此事原本非常严肃而正大（按这一作为确有非常严肃而正大的思虑，但其对子题及其影射的正确答案也实有戏谑成分）。而他在论证时仍不忘出语诙谐，以为“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当“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后一句俨然表出的话引者甚众，独此生动的“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却少见人引。可知盛名之下，读者也多仰视，或竟为尊者讳，致佳句少遇解人，不得不淡出于吾人之言说，亦可叹也！
陈先生这里关于语言比较的“历史观念”同样适用于史学，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倡最力的“祖孙的方法”这一“历史眼光”相通;且胡适在批评古人“舍不得抛弃”的毛病时也曾说他们“假古董也舍不得，假书也舍不得，假历史也舍不得，甚至于假祖宗都舍不得”。夫“假祖宗”者，不亦“认贼作父”乎！两人都希望说得生动些，而表述则一雅一俗，很能体现立言者针对不同读者说法的初衷。
陈寅恪曾特别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涉及文化层面的古今和中外时，他又不时采取一种“不改原有之词，转用新出之义”的方式，常从一些成语的字面义或历史掌故的诠释渊源等方面，引申指谓某种意味模棱而语涉双关的历史现象和个人心态。
例如，在其隋唐史二稿中，陈先生曾两以“有教无类”一语来概括中古种族、文化之互动，借其字面义来表述“教”重于“类”的深意。历史上的种族与文化是陈寅恪终生一以贯之的少数核心观念，他特别强调胡汉之分于“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以为这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前些年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活学活用”，此语足以当之。其意义不可谓不庄重，然仍不能不说是“以文为戏”。 [NextPage]
在讨论北周制度时，陈先生也曾三用“非驴非马”一词，以评述宇文泰用关中世家苏绰之言，试图“融冶胡汉为一体”的努力。他一则说二人“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再则说其“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藉用欺笼一时之人心”;虽能成就“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后又说“北周制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与其礼仪、职官之制相同”;不能持久，历数十年便天然淘汰而湮没以尽。
这几次用“非驴非马”一词说北周事，虽均带有贬抑之意，但也承认这是一种试图“融冶胡汉为一体”的努力，不过强调其仅是一时权宜之计的“缘饰”或“虚饰”，故难以持久。若能循沿“中体西用”的取向认真做去，则不难获大成功。此意最明确的表述，即陈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真正“融冶胡汉”，必有大收获;若仅以权宜之计而虚饰之，便只能导致“非驴非马”的结局。
可知“非驴非马”也算陈先生一个“常用词”，却未必皆负面涵义。而他另外还曾两次使用“非驴非马之国”，却又有别的涵义。一次是北伐快结束时，北方人心浮动，尤其是叶德辉被杀后，学人多惶惶然不知所措。王国维选择了弃世，其他一些人悲戚之余，也在思考因应之术，《吴宓日记》中记此类事甚详。一九二八年春，陈先生请同任教于清华的俞平伯以小楷抄录韦庄《秦妇吟》长卷，俞所写跋语中有“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云云，依稀可见当时读书人的心态，尤其“来日大难”一语，点出了他们共同的忧思。
俞先生特别说，“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乃独有取于此”，多少提示了此中的今典。后来陈先生校笺《秦妇吟》时，特记述此事，并云“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实触新朝宫阃之隐情”。可知其意正在于故国新朝之间也。同在一九二八年春，陈寅恪也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说“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这与俞平伯跋语中“来日大难”一语，适相对应。虽述往事，亦表今情。
在这篇跋中，陈先生提到了他对俞平伯所说的名句，即“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后在一九四六年时，故友李思纯记在俞大维宅晤陈寅恪，陈即告其“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余为大笑”（李思纯：《金陵日记》）。则此语已成先生指谓改朝换代前夕的代用语，而其在一九四六年已逆料世局将变，足见识力之深。
按“非驴非马”语出《汉书·西域传·龟兹国》。说龟兹王绛宾娶乌孙汉公主女（此女亦曾至汉京师学鼓琴），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也。’”陈先生的字面义，或指中国当时传统正在崩解，士风皆慕西化（而又非真西化），已成一不中不西之国。唯昔日是胡人习汉家仪以自文饰，今日情形恰反是，已有些语涉沉痛。周一良先生以为，陈先生是说民国既不类清朝也异于欧美之邦，若“把‘非驴非马’的涵义理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异常恰当”。这是当年很严正的表述，今日读起来总觉有些“以文为戏”的感觉。
不过，在这里的上下文中，“非驴非马国”或未必即实述当时文化形貌的演变，更多仍意在政治，特别是张之洞所谓“其表在政，其里在学”那种士风变易与政治体制变更的紧密关联。
陈先生初作此论之原文说：“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比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则其意谓，须与俞曲园《病中呓语》之第二至第六首参看，该诗不甚长而有深意，兹全录如下（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一、历观成败与兴衰，福有根由祸有基。不过六十花甲子，酿成天下尽疮痍。 [NextPage]
二、无端横议起平民，从此人间事事新。三纲五常收拾起，大家齐作自由人。
三、才喜平权得自由，谁知从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强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
四、发愤英雄喜自强，各自提封各连坊。道路不通商断绝，纷纷海客整归装。
五、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
六、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
七、触斗相争年复年，天心仁爱亦垂怜。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
八、人间锦绣似华胥，偃武修文乐有余。璧水桥门修礼教，山岩野壑访遗书。
九、张弛由来道似弓，聊将数语示儿童。悠悠二百余年事，都入衰翁一梦中。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拳乱，约近一甲子。曲园之意，似乎后之祸福俱为此六十年所酿成，颇可为今日关注近代分期问题之人作参考。对本文而言重要的是，这里主要是在“预测”政局演变，仅以“三纲五常”对“自由平权”之一缩一伸，略点出“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之意。而陈先生所谓时辈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当然是指北伐及此前的“群雄争霸”;所谓“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似不甚看好即将掌权的国民党。而其在一九四六年重提此联，显然已预测到不久又将出现政局转换。唯其对新一次鼎革的态度，似仍与前次相类。
若国家处于这样状态之下，陈先生自谓“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的旨趣就很明确了。将伯夷、叔齐和柳下惠并论，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孔子、孟子到史书、佛书，俱曾言及。最早当然是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连则“降志辱身”，他本人的态度“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孟子态度稍强硬，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东汉黄琼被征召，于途中“称疾不进”。李固致书劝驾，既引孟子语，又说有人将孔子意释为“不夷不惠，可否之间”，促其“顺王命”（《后汉书·黄琼传》）。
所有这些论述，都在讲述“逸民”之事（柳下惠多是作为借以反证的对照人物），则陈先生已表述出其于本朝、新朝俱拟取疏离之态度。但既生存于新时代，这“逸民”立场又并非全无回旋余地。《五灯会元》引孟子“君子不由”一语后说：“二边不立、中道不安时，作么生?”（卷十四），或可略道陈先生一类读书人心态。他们是否也会“顺王命”，恐怕外要看国家民族在世界中的整体状况（有外患时便不能不“一致对外”），内要看新朝是否表现出“得道”，及其对文化、对士人的态度而定。
不过，这样的“戏言”真有些像胡适幼时所闻《神童诗》中“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一联，太过委婉含蓄;数度俯仰曲折之后，大概也只有李思纯那样文史兼长之人，才能会意而报以“大笑”。一般读者，或者就不免迷茫而难为知音了。而两位相与笑谈之人，大概也在此时已确定会以“不夷不惠”的“处身”之道因应即将出现的新朝了。而其文字意趣之隽永，亦可见一斑。[NextPage]
据说昔有盲人摸象之事，各以其所触而释被摸之“象”。若借喻“陈寅恪学术”为一象，今之摸此象者或已渐多，识见亦各异。不过，如梁启超所说，摸者“各道象形，谓所道为象全体固不可，谓所道为非象体亦不可”。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古训看，其实也“各明一义，俱有所当”，总能增进我们对陈先生学术的了解。但若仅从陈先生论著之题目入手，凡看题目若无关之部位，便主动不摸，正梁启超所谓“闭眸扪象”，虽不盲而类盲，反难识其一以贯之的治学轨则。本文或亦半睁半闭之一摸，不足博方家之一哂，聊以供同好之解颐。
（实习编辑：罗谦）
